分期问题重新探讨：非意识形态产物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它是当时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及其他政治派别展开的一场政治性十分浓厚的争论，社会史论战可以说是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古史分期问题展开的争论，直接起因是郭沫若关于殷墟殉人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范文澜在《新建设》中发表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对商周社会性质认识的不同意见而引起的争论。随后，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一直在萌芽中的“魏晋封建论”，终于在1956年继30年代“食货派”的学术观点之后，重新脱颖而出，由于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的力作同时问世，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从而进入高潮，这与意识形态话语有何关系?我们说50年代初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毫无疑义是一场学术争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争论不同于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有学者明确地说：“应该说，这一时期对古史分期的讨论虽是以前论证的继续，但主要已是在学术讨论的轨道上进行了，学者们对此具有浓厚兴趣，纷纷参与，发表意见，也应该说是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力图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进行梳理，并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相衔接。”[2] 126—127

古史分期问题也是当时困扰历史教学和科研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一些学者对西周封建论处于主导地位的不满。这种情况早在1951年杨绍萱已经提出，他根据当时见到的三份《中国通史教学提纲》，说：“把所谓殷周时代奴隶制封建制摆在前面，然后拿神话传说和文献拣着相近的前后左右去粘贴，而恰恰那种所谓的奴隶制封建制又都硬按在青铜器时代，因此越是拿可靠的史料向上粘贴，就越增加它本身的矛盾。”除杨绍萱和郭沫若外，白寿彝也对当时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持不赞同的态度，他说：“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范先生用了两千字来说，他还照旧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但他只用殉葬的少见，和小农的存在，来做证明，究竟还是不能证明的。”[3]杨绍萱和白寿彝由于不同意西周封建论的观点，因而希望在当时的通史教学和范文澜以后修订的著作中，能按照中国历史的实际去讲历史。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针对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和其他反对意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序言》中对西周封建说做了更全面、更有力的论证。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认识的巨大分歧，使青年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正在求学和入门的学生往往无所适从，这给历史教学和科研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对此，在1959年束世澂说：“古史分期没有恰当地解决，就不能适当地进行阶级分析，对于教学质量有很大的损害。前年教育部召集全国专家会议，制定教学大纲，取得一致协议，暂时采用下列学说：奴隶社会开始于夏，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封建社会的下限是鸦片战争。这一协议，在全国历史教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统一，是有必要，但从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来看，这种分期方案，值得继续研究和讨论。”[4]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范文澜、翦伯赞坚持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战国封建论，侯外庐持西汉封建论，尚钺主张魏晋封建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光贤主张西周封建说，白寿彝赞成战国封建论，何兹全持魏晋封建说。山东大学历史系，童书业由魏晋封建说转而变为西周封建论，吴大琨赞同战国封建说，王仲荦持魏晋封建论的主张。张维华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国派和魏晋派，认为殷商、西周和春秋是奴隶社会，而自战国之初到三国魏晋，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一个阶段。他说：“我之不同意于‘战国封建论者’的意见，是在于他们否认了或说是忽视了战国、秦及西汉前期奴隶制还在向前发展的那种征象。我之不同意于‘三国魏晋封建社会论者’的意见，是在于他们过分强调了战国、秦及汉时期所存在的某些奴隶制现象，便认这时奴隶制一直占上风的地位，而轻估了封建制在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实。”[5]从当时全国的讨论来看，郭沫若反对范文澜的主张，尚钺既不同意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自己又从西周封建说转向魏晋封建论，三大家的主张各有支持的力量，其他如李亚农的春秋封建说，侯外庐的西汉封建说，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郑昌淦、金景芳的秦统一说也纷纷提出，各家各派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寻找材料和依据，于是在百家争鸣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历史学界就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这本身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家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热情，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主张“话语”成为问题存在的前提和根据“话语”的转换可以决定问题的存在与否的观点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提出的一种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难以成立的认识。“话语”英文原为“discourse”，本义指人们口头或书面所用的语段，“结构主义”兴起后，“话语”的概念愈益受人重视。西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法国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特别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将之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对结构主义哲学注重宏观考察的研究方法予以修正，强调开展微观和碎化的研究。目前“话语”作为一个被中西方广泛使用的学术术语，含义甚广，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或一定范围内人们所使用的思想表达方式或语言表述形式。被有的学者所指责的“五朵金花”，固然有许多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时代紧密相连，是那个时代学者和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有些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不能据此就认为随着时代和“话语”的转化，这些问题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不攻自倒，不再成为问题，或者说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部分学术色彩，在本质上就不是学术命题了。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随着“话语”的转换，原来大家讨论很热的问题可能很少有学者问津，但这能说明原来研究的问题是“假问题”吗?历史研究问题的提出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学者在研读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二是受现实社会的启发及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致。问题并不在于以何种方式提出某个问题，而在于所探讨的问题历史上是否真正的确发生过或所使用的理论模式与客观存在是否相符合。上述为有的学者所指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问题虽然大多数属于后一种情况，但能仅此就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或“假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