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公使馆的汉文参赞卫理力辩铁良南下其实不是满人要压制汉人
，但铁良的满族身份还是激起了革命派的愤怒，湖北人王汉伙同刘静庵和胡瑛立刻密谋要暗杀铁良。临行前夕，王汉给自己的妻子留下了一首诗：“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人间’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
已经表达了必死的决心。果然，当他和胡瑛结伴同行，在汉口大智门车站没有赶上铁良，王汉又追到河南彰德，开枪未中，因惧落于敌手，索性投井而死。王汉谋刺没有成功，却传出一封《意见书》，其中说：“即非某之识面同胞，祈亦努力相助。刺一人不足，再刺一人；再一人不足，继之以千万。”
这激励了在清末革命史上另一位更著名的人物，那就是1905年炸阻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吴樾。他说：“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他对暗杀有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并非一时狂热而要逞英雄主义，也不是因为对革命绝望而选择个人自杀式的暗杀；他把暗杀时代视作革命时代的先导，又把铁良锁定为第一必杀的魁首。他“念念在杀铁良”，却由于铁良遭遇了几次暗杀之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拖到后来只好改为去炸五大臣了。
用暗杀来狙击铁良，不仅于铁良毫发无伤，而且也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甚至“念念在杀铁良”的吴樾最终也是通过爆炸五大臣而震惊国内的。但一般人尚未清醒意识到的是，清末的政治时局中，方兴未艾开辟出来了另一块战场，那就是舆论政治的权力场域。其实，无论是王汉，还是吴樾，他们之倾心于革命和暗杀，更多得自于舆论的启发。冯自由写《王汉事略》说：“汉于治经之暇，间涉新闻杂志，觉亡国无日，慷慨而究兵书，讲剑术，结纳当代豪俊。”
吴樾自序《暗杀时代》时说明自我的思想流变，主要以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宣传为媒介，以至于“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
。因此，比之所谓的暗杀时代和革命时代，这其实更是一个舆论时代。恰在1904年，梁启超觉察道：“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
1905年，《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反观1904年的中国，也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他令人鼓舞的事，还包括西方典籍译本的广泛传播与本国报界日益增强的能力与权威。”
因此，通过考察针对铁良南下的舆论狙击，我们很可能将会惊觉一个时代的权力格局的最重要的变迁，不是（起码不仅是）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而是（或更加是）发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
刚毅南下的时候，国内有一种万马齐喑的景况，以至于一位江南士绅在日记中感慨：“吾邑士气斫丧已极！……遇有一二公事辄噤若寒蝉，喑若仗马，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
只有康梁等人利用海外的优势，对此事方能多加揭露和指摘。
但我们常常忽视了，从《时务报》到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梁启超被视作“言论界之骄子”，恰恰在《清议报》时期不仅在政治上被驱逐，就舆论影响力而言，也已经沉于谷底，此观支持维新变法的张元济和日本学人内藤湖南于1899年的笔谈，一者讽其“意燥识疏”，一者讥其“为人不高”，可见一斑。
但是，到了铁良南下的时候，虽仅相隔五年而已，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缙绅、士子、留学生等人参与编辑写作，以报纸杂志为阵地，针对铁良南下事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笔锋所向，掀动了一幅万马齐鸣的场景。
就矛头所向而言，中央集权的理论及其实践是比较集中的一个靶子。铁良南下的谕旨颁布未久，人尚未行，报刊舆论已判断其宗旨不过是中央集权而已，但他们均认为：“是说也，可行于各国，独不可行于专制之国。”
以后他们又屡次强调这一点，
并苦口婆心地警告说：“权之所在，即怨之所归。”
他们均表达了这样一重忧虑，即朝廷通过筹款练兵以集权中央，将会对中国元气造成莫大的伤害。
由于首都居于北方，铁良筹款乃在于南方，而当年支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一批人大半南下，庚子国变期间曾以东南互保的形式抗拒朝廷诏命。因此，从历史到现实，南北、新旧、帝后等各种矛盾都被条分缕析出来了。
这导致他们甚至将矛头直指朝廷和慈禧太后。《中外日报》以来稿的形式说：“其筹款之意，实将供一己之需用，而为娱老之计，特借练兵处为出纳之所。”
而带有革命倾向的报刊言论则直接将所有矛盾融汇于满汉矛盾之中，不断攻击铁良南下的宗旨、由头及其作为都是意味着满人要压制汉人。
其中最大胆的做法是借助王汉的意见书说：“其搜索此财之结果，于我汉人之生命已绝一半，于满人则不过供老妓颐和园之行乐。”
刊载这封意见书的《大陆》杂志，正是1901年在东京创办《国民报》的戢元丞、秦力山、杨廷栋等人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据说“立论的激烈程度较‘国民报’为差”，
虽说如此，但在大清国的领土之内，将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称之为“老妓”，这比之1903年章太炎称光绪皇帝为“小丑”，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挑战方式而言，那些针对中央集权、喜欢探听政情内幕、也有浓厚官商背景的报纸杂志，论辩往往相对温和和稳健，有时也好采用苦口婆心的教育和督导方式，这可以《中外日报》《时报》和《东方杂志》为代表，这一派融合了此前的维新党和保皇党而最终称之为立宪派；那些针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派，则攻击往往不遗余力，这可以《警钟日报》和《大陆》杂志为代表。包括部分革命派在内的另一种报刊风格是不擅长说理，但通过记录和传播一些捕风捉影的事迹，偏好嬉笑怒骂之。这其中比较出彩的是那些通俗性质的白话报。由于铁良刚到上海不久就提取了江南制造局的八十万两白银，吃相太难看，《杭州白话报》发表时事评论说：“钦差大臣铁良到上海以后，便把制造局存留的银子八十万提去，从此以后，到一处刮削一处。浙江抚台恐怕他又要到浙江来，先打电报去，说我们浙江，准定每年认定缴银子九十万两，充做北京的练兵经费。唉！你们试想，浙江大赔款一年要解一百四十万，现在忽然又添只许多，这不是百姓点点滴滴的膏血，是谁的膏血呢？”
《中国白话报》的时评则进一步揪准铁良的满族身份说话：“这钦差若果是个汉人，他的良心究竟未死，还能够袒护我们百姓，不致尽情搜刮。这清国皇太后早虑到此层，所以特地派个满洲人，名叫铁良到南边来。”
除了这种好歹尚有事实根据的时事评论之外，更多的是虽然承认“贿赂一层，查无实据”，但仍说他个人搜罗字画，不遗余力，
以至于回京的行李之多，“二十墩之火车九辆，犹不能容”。
一会儿说铁良和张之洞失和了，要参劾张之洞；一会儿又传他的随员大肆抢劫，甚至动手打伤地方官员。
还编造了许多笑话，用以取笑他的愚蠢和颟顸；
更有意思的是，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且用C调四分之四拍子为之谱曲传唱：“东亚风云紧，睡狮还未醒；日日言维新，维新徒画饼。练兵在北京，筹饷来南省；只把我膏腴搜括尽，他安享太平，食玉更衣锦。我民不聊生，呼天天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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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良南下的前车之鉴是刚毅南下，报刊舆论并未忘记利用这一至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及其延伸的逻辑解释来敲打清朝统治者：“铁良奉命南下，无非以搜括为宗旨，南中舆论，至谥之为刚毅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将铁良南下和刚毅南下同一化，这本身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同一性。尽管革命派的落脚点是要把问题归结到满族统治上，而立宪派尽量淡化族群政治的色彩，但他们几乎具有同样的倾向，即都利用了义和团事件的处置失当造成了对国家的莫大伤害，而这既是刚毅南下使得财政集权中央的后果，也实实在在证明了朝廷决策的不理性和不明智以及根本不值得信任，这已是烙刻在清朝最高统治权上的原罪印记。事实上，立宪派针对中央集权所言的“独不可行于专制之国”和“权之所在即怨之所归”，革命派所谓“今铁良又南来矣，观其所行政策，与刚毅无殊”，
背后都或明或暗地贯通着这样一个逻辑。他们或者指责刚毅“北归，则踌躇满志，克期大举，而义和团遂轰轰烈烈出见于世界”；
或者预言：“今吾东南之元气又不及庚子时，若任刚毅第二再造一次义和团，则彼固无伤，而吾人之亡国灭种必矣！”
因此，如果说义和团事件导致的辛丑条约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最重要的原罪，那么，己亥年的刚毅南下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要因之一。就此而言，铁良南下事件所激活的有关刚毅南下的历史记忆，从舆论政治的角度来看，正是报纸杂志将清朝统治原罪化处理的努力和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实践，也恰好是立宪派和革命派内在一致的逻辑结合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尽管之后几年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舆论战场上的竞争和斗争日益激烈化，但他们原罪化处理乃至根本消解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实一直具有未曾明言的同一性。
从刚毅南下到铁良南下，其间相隔仅仅五年而已，就其社会反应而观，何以能出现从万马齐喑到万马齐鸣的颠覆格局呢？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前提发生了蜕变，刚毅南下的前提是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以杀戮、贬谪和驱逐证明了自己统治权威的有效性，而铁良南下的前提却是庚子国变，顽固势力几被诛除殆尽，中央政治权威已大受削弱，而新政上谕的颁布也表明维新改革变成了通行的国策，这为社会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其实，尽管从戊戌政变到庚子国变这段时间稍受挫折而暂处压抑状态，但长期来看，从太平天国消亡以后的社会经济重建开始，甲午战争以后又以时务为号，士绅阶层建学会、办报刊、开学堂，一股政治化的风潮早已席卷大江南北的城镇地区，1901年以后，各种社会势力方兴未艾，政治化的浪涛更是汹涌澎湃难以阻遏，而且越来越呈现脱离国家控制的趋势。以报纸杂志的格局为例，从1900年以后，不仅报纸杂志的总体数目急遽攀升，而且商办报刊的权重比例日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这还远非一个数字的问题，正如陈天华所鄙夷的那样，“官报之发刊也，无宗旨、无议论、无新闻”，多以谕旨和奏折为排场，
在舆论政治的场域之中完全不具有一般缙绅士子和留学生创办的报刊那样富于学理性和吸引力，验之于铁良南下事件的论说和报道，这个特点尤为突出。
当然，清朝统治者并非对这个趋势没有任何危机意识，也尝试做过一定的控制策略，但1903年的《苏报》案实际上使得清廷丢尽了脸面，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继续《苏报》而续办的《国民日报》办了不久就停办了，但完全不是因为受制于国家力量，而是由于内部的纠纷所致。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了，铁良南下之际，国内由社会势力主导的报刊舆论敢于将矛头直指朝廷甚至慈禧太后，而《大陆》比之《苏报》远为过火也更加肆无忌惮，清廷除了装糊涂外几无可为。
如果说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角度着眼，铁良南下意味着朝廷试图重振中央政治权威，那么，从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格局来看，铁良南下恰恰折射出来清廷统治的严重困境与合法性危机。刚毅南下的时候，徐兆玮虽然感慨士气斫丧，但他也认识到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士绅的自我缺陷（“拖欠额外钱粮”）导致的，因此，他实际上是支持刚毅的清赋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刚中堂欲清江苏之赋，此极美事”）；
到了铁良南下的时候，以民权相号召的绅权大肆扩张，以民气相标榜的士气得到大振，但这种扩张和大振的后果却是针对国家统治行为的一边倒地责难、嘲讽和诋毁，对其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则彻底视而不见。而且这个倾向并非仅仅是根本就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所具有，连自以为试图维护国家大局稳定的立宪派也同样如此。
更具悖论色彩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在铁良南下的前后时期中，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正在努力将中国传统的帝制政治从整体上贬斥为“君主专制”；
而铁良南下之后的几年时间中，统治阶层内部的明眼人士日渐认识到“人心浮动，如饮狂药，谁实使然？半由报纸煽之也；若再务虚名而忘实祸，寖成舆论专制之习，其为患有不忍言者！”
在清末的时局变迁中，就冠名行动的政治表述而言，“君主专制”论彻底胜了，“舆论专制”论则彻底落败；但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以铁良南下事件亦可见出，国家统治机器内部充满了各种裂缝和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皇权与官僚政治体系等），尽管社会各种势力之间也充满差异和冲突，但就其掌控的报纸杂志而言，就其针对国家统治行为而采取的舆论狙击行为而言，它们反而具有比较一致的政治倾向。如果借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概念，
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既意味着文化领导权（或称霸权）和国家权力的分离乃至对立，也预示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对于无能的清朝镇压性国家机器几乎沦为异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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