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探讨一个核心问题

无论是财政还是军事视角，一般都认为铁良南下代表了中央集权。但是有一个从事后来看反而容易被遮蔽的问题是，铁良到底代表了哪一个中央呢？顺延历史的轨道，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自荣禄去世后，袁世凯的权力急遽上升。1903年练兵处成立，表面来看，奕劻居首，袁世凯不过是会办，尚有铁良襄办，但御史王乃徵立即上疏抗议：“顾庆亲王分尊事冗，素不典兵，何从识武将一人？何能议军政一事？铁良之才，素无表见，愈益可想。然则大权在握者，固唯独袁世凯耳！”㊲其他各省督抚亦深忧此事：“总之，本初乃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此外流弊，不敢尽言。然众言官已直言之矣，京城大小臣工皆以此为忧，专望外省匡救。”㊳1904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因被参而与闽浙总督李兴锐互调，但李兴锐旋病死，袁世凯的姻亲周馥乃得此任；紧接着袁世凯的亲戚刘永庆又得江北提督之职，导致张謇感慨：“公路势力益扩，骎骎只手揽东南北半壁矣。”㊴不能忽视的是，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铁良，都曾是荣禄的两员得力助手。㊵据李炳之的回忆，“铁良同袁世凯相处很厚”㊶，因此，铁良南下代表的中央集权，从地方督抚和缙绅名士的眼光来看，主要是袁世凯一党以其声望和才能而攫得“权力消长之机”。㊷这篇题为《论朝局将有变动》的文字，通篇没有提及袁世凯的名字，但通篇都是直指袁世凯而言，可说是以公开而隐晦的方式集中表达了东南官僚缙绅对时局的最大担忧。

但是，诚如这篇文章所提及的那样，袁党攫取权力的方式，不过是“其办事之宗旨，又最为朝廷之所乐闻”，所得契合和倚任皆出于此。因此，张謇将接触铁良之际，恍然觉悟到其“似非死党于袁者”。㊸他的这种察觉是敏锐的，铁良与袁世凯契合，正因为袁世凯筹款练兵乃出朝廷本意，这既是袁世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扩张，也是中央权力总体上升的良机；而慈禧特别选定铁良南下，又是为带有满洲贵族色彩统治的朝廷集权安插一步比较关键的棋子，诚如几年后盛宣怀的京城眼线所言：“当初，卧雪（指袁世凯——引者注）之与铁，铁之随卧雪，以及上之向用铁，各有深心。”㊹1903年，御史王乃徵的上疏表达了对铁良资历和能力的怀疑，1904年朝廷派铁良南下，实际也就是对铁良本人的一次考验，当然亦可以视作朝廷为他的能力得到施展提供的一次机遇。铁良证明了自己，因此他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旋擢兵部尚书，并参枢机，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充政务处大臣，甚至获得了在西苑门内和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㊺(www.xing528.com)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各项历史材料叙述之间的矛盾之处。比如一般都说铁良和袁世凯矛盾重重，冲突甚烈，乃至说1908年袁世凯被驱逐也是铁良的策划，倒是铁良的下属特意就此辟谣，认为“其实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妄加揣测”，并且提到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尚屡次邀请铁良出山帮忙。㊻又，一般都说铁良是主张中央集权的人，清末报纸杂志常有如此报道，但冯恕特别提到铁良于官制改革时期其实倒是主张“不可骤使大权集归中央也”。㊶如何解释这些史料的矛盾之处呢？我个人认为，这些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叙述自有其切合的逻辑。从事后观察来看，中央集权是朝廷努力的方向，铁良和袁世凯的冲突也是必然趋势，一般的说法自然大体上没有错；但是，铁良是一个持重且顾大局的人，这个特点决定了他要采取的路线是：实际权力无疑要努力争取，但运作的方式则以持重为主。因此，他在争权的同时又尽量与各个方面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表面矛盾实际持重的路线风格也体现在他对待立宪运动的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