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0日铁良离京，经天津渡轮于29日到达上海，9月15日至10月5日驻留苏州，然后再返上海，10月21日至11月29日盘桓南京，之后往安徽考察，12月28日至武昌，1905年1月3日又赴湖南长沙考察，中旬再返武昌，新年之后回京复命。在这段时间，他为朝廷办了哪些事呢？
首先当然是考察江南制造局的搬迁问题。这毕竟是朝廷派铁良南下的第一由头。铁良也表现得很认真，不仅多次进出制造局，而且特意到作为待迁之地的安徽和湖南进行考察。回京之后，于正月十八日即递上一篇长达数千言的奏折，又提出一种扩建南、北、中三厂的所谓“统筹全局办法”。⑰这既不同于1903年张之洞单独上奏的办法，也不同于1904年张之洞和魏光焘会筹的办法。据朱彭寿说：“十九日奉朱批：政务处、练兵处议。交议后，当轴诸公于原奏均极赞成，由同事许稚筠观察秉琦具稿议覆，卒以时事纷繁，款项支绌，新厂之设，竟不果行。”⑱其实“不果行”是必然之事，因为朝廷的真实考虑乃在于从制造局抽取经费用来练兵，而不在于制造局本局的长期发展。
其实，张之洞从一开始得知铁良南下的消息，就完全明白这不是冲着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而来。七月十六日，他致电京城故交探询：“铁宝臣侍郎南来，拟筹款若干，能见示，至感。”⑲六天之后，他致电魏光焘直接透底说：“俟铁使到后，相机因应。此时无从悬拟。总之，非力筹巨款，断难了局。”⑳可见在地方督抚的眼中，铁良南下无非是为了筹款而来。而铁良刚到上海，就对江南制造局连发数道札文，要求将历年收支银数查明声复，并且不准动用实存正款杂款，㉑且很快就提取了其中库存的八十万两白银。由于铁良顶着明发上谕要核查所过省份的出入账目，这无疑给这几个省份的督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以张之洞为例，“遂照练兵处原奏解足五十万；又遵旨就冗员糜费尽力节裁，认解三万两；又率司道厅府州县报效五万两，听候部拨”㉒。但在镑亏事件之后，张之洞向外务部和户部以及各省督抚道台连声叫苦，㉓这催使朝廷于十月底连颁两道上谕，一道说“闻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另一道则令铁良“即行回京复命”“至各省司库局所一切款目，毋庸调查”。㉔不仅如此，铁良本来对两淮盐务的查核已有眉目之际，朝廷亦令其“毋庸守候”，㉕直到第二年，铁良上奏对两淮盐务的查明情况，才由户部议覆。㉖
仅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可说朝廷于六月上谕派给铁良的两项差事，都是虎头蛇尾，但也并非铁良本人不尽力，而是朝廷缺乏决心、勇气和毅力。如果说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原非朝廷本意，那么，迫于练兵压力而尝试控制各省的财政和行政的意向则是朝廷的真实表露，但一经筹得各种短期性款项，能暂时应付局面，在督抚的告苦声中，朝廷马上就将中央集权的触须退缩了回来。(www.xing528.com)
不过铁良南下实际还奉有一项秘密差事：“现在武备关系紧要，屡经降旨饬令各省切实整顿，痛除积习。著铁良于经过省份，不动声色，将营队酌量抽查，兵额是否核实，操法能否合宜，一切情形，据实具奏。”㉗这也就是1903年成立练兵处要处理的关键事务。铁良校阅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防军、练军、陆军、旗兵、巡警兵，㉘相机查阅了营务、炮台、武备、学堂的情形，㉙朝廷也凭借他的评语大力褒奖张之洞，痛斥苏州安徽之续备各军、江南之护军四旗、新湘五旗，革职处置了一大批人，且严行申饬了该省督抚，以儆效尤。㉚通过这种杀鸡儆猴和敲山震虎的奖罚机制，对有效整顿军事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刘锦藻就注意到“各省改编新军之后，钦派校阅自此时始，铁良膺命，前往江苏等省所奏，非旧日具文也”。㉛后来著名的彰德秋操也主要是由袁世凯和铁良负责。如果说铁良南下对地方财政制度的影响相对有限的话，那么，他的军事视察之行对划一军制、操法、器械要明显更为有效，也为他此后执掌陆军部乃至与袁世凯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提供了经验和资历。
铁良南下还办了两件意外的事。一件是参与因偿付外债和赔款而造成的镑亏之争。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大借外债，庚子赔款也被转化成巨量且需定期偿付的债务，而国际货币制度通行金本位制，国内则以银两为主，时当清末，银价长期下跌，造成严重的镑亏现象；不仅如此，外国银行还利用外汇市场的金融控制权操纵汇价，也给清政府带来了额外损失，乃至1904年至1907年银价稍有回升之际，清政府对外付款仍然遭受人为操纵的损失。㉜铁良到江南之际，很快就受命和端方一同与各国领事磋商补救事宜，铁良马上查明各国赔款虚增还期之镑价和苛算欠款之利息等情实，并要求得旨专权办理，但各国领事则推脱无权商议，铁良无法，只好要求政府“请饬照会各公使，转饬各领事，就近商办，方能开议”，但外务部又推脱各国公使也需要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因此“碍难办到”。㉝铁良在此事中的积极作为虽未收实效，但获得了缙绅名士的普遍好感。张謇听说铁良为赔款用金事力争，就感慨道：“此行乃遘此人耶！”㉞并给赵凤昌写信说：“铁侍郎居然能争赔款用金，且愿研求宪法，亦难得也。”㉟这也导致张謇将立宪运动的机会寄厚望于铁良。另一件事即八省土膏统捐。由于在土产鸦片的税收问题上，各省督抚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争端，铁良南下之际，得到内部纷争中的地方人士提供的信息情报，加之他本人的精明强干，迅速插手土膏税收盈余分配方法，后来也果然为中央攫取巨额的地方税厘提供了渠道。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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