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制将大西军有效组织起来，在屡次军事斗争中发挥出极大功效。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设官分职，改流动作战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政权意味着军事斗争让位于治民本务，大西政权治下之民包括统治区域内的原住民和军队中非战斗人员。军中部分成员须化兵为民，在大西政权建立和存续的过程中，其政治、经济体制仍体现出营制的影响。
大西政权获得大片统治区域后，其立足之本仍为所掌领的数十万军队，根据形势的变化需将数十万军队屯戍各处。在分配屯戍过程中，仍以营为基本单位，即各营的统辖关系未做较大改变。然而在较高层面把军营管理机构与军事指挥将领分开，此举与之前军营管理权与军事指挥权集中于高级将领不同之处。军营管理权表现为模仿明朝设五军都督府，掌领屯戍诸处的一百余营的军事行政事务。军事指挥权则将各营战斗人员模仿明代边镇，分作若干军镇，以营总兵统领⑤，各总兵之上分别以平东、安西、抚南及定北等四将军总掌数支征战军队的军事指挥权。至于将军、总兵以下各营头目，仍掌领本营人马的统兵权和军事指挥权。因此大西政权建立后，在军队内仍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营制。
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牺牲，因其军队组织形式仍在，大西政权并未随之解体。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于顺治四年（1647）进入云南，此后大西政权延续十余年。大西军入滇后，在经济体制上较为可称道之处，即是营庄的广泛设立，这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中极为罕见[8]330。营庄制度如何运作本文不做探讨，然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军中营制的启发。(www.xing528.com)
大西军攻占云南各地后，分派军队驻守各州县，大体上每州府驻扎一营的兵力。驻于各处的营兵，暂无征战任务，则转向于生产。大西军本身为农民队伍，夺取政权后自然有获取土地的欲求，因势乘便，驻于各处的营兵采用“军管”的方式，将大量地主占有土地收归大西政权，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一定的冲击。营庄之制，“将州、府、县田地分予各营头，即令彼处住宿就食”，大致一营之众经营一州之营田，“每府每州安贼一营”[9]42，在某种程度上与明朝的卫所制有相类之处。然二者有本质之别，大西军各营军队经营田庄，一方面显示了大西政权的阶级本色，另一方面营庄脱胎于大西军的营制，而明朝卫所制却是明军诸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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