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营制起源于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而立集》

张献忠自独立领导起义军起，即将部属编为营，名曰“西营”。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发动起义，米脂县十八寨民众纷纷响应，张献忠将五六千之众编为一营，“绰号‘八大王’，入营曰‘西’，示自立也”[1]33。自此，西营军队成为众多起义军中的一支。值得注意的是，投入张献忠西营的民众并非皆是青壮，民众投军，必定携家带口，故西营中必然存在老弱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这种现象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并不鲜见。当时的情形，一旦宣布起义，必遭明官军的围剿，老弱妇孺夹杂于军队中，明显不利于行军作战，然若将妇孺抛弃，则造成起义队伍的军心不稳。相比与之对阵的明官军，同样以各营为基本作战单位，然明军各营通常由战斗人员组成。以此观之，张献忠起义军之营既是军事组织，亦是行政组织，不同于明官军之营。

明代兵制，概而言之，属卫所制与镇戍制并存。凡隶军籍者，划属各卫所，卫所军士携家属同居一处，平时屯田生产，部分卫所军士轮替到边地戍守，此为平时的养兵之法。至于兵力之使用，明朝北部边疆为防守重心，明廷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屯以重兵，屯戍于边镇之兵，以营为基本编制，受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统辖，及至出战时，则择选营兵合为一师旅，如需分进合击，再分作若干队、哨等①，临时指定将领行使军事指挥权。故明代军事组织形式基本为卫所军——各营——队哨的形式。

明代延安府、绥德州地区，为防守北方蒙古各部的重点区域，共存于此处的既有地方州县行政体系，又有延安卫、榆林卫等军政体系，另有延绥镇属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自来屯戍之兵甚多，“延绥据河为塞，斥衍千二百里，筑三十六堡，分险列戍”，堡戍之外，延绥镇另有定边营、清水营等为战兵屯守之所。明代陕北地区军民混杂，民众习染于尚武风气，民风剽悍。张献忠本身出生于柳树涧堡，为明廷在此处所设三十六堡之一，而延绥镇屯兵场所之一的定边营，距张献忠家乡不远，因而张献忠幼年、青年时应习见于兵戎之事。其在参见起义军之前，在延安府充当捕快，熟谙当地民情，陕北民变之初，张献忠投身起义队伍，有丰富的基层组织经验。这些都为此后农民起义军提供一定的组织基础。

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于米脂举事起义，归附者有五六千之众。如何将起义军有效地组织起来，明军的组织方式可提供借鉴。由于军情紧迫，无从将起义人员按照卫所制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延绥镇清水营、定边营等营兵组织方式为最佳的选择，首先将投附民众纳入营中，再做下一步打算。米脂亦属边地，民众对营兵的组织形式并不陌生，起义军中相当部分来自原明军官兵，习惯于军营的生活方式。故而张献忠所部军队以“西营”自称，其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为各营——队哨的形式。

当时陕北地区与张献忠同时举义的起义军有数十支之多，由于农民的阶级限定，这些起义军相互之间互不统属。为防止被官军各个击破，这些起义军自发联合起来，把军事指挥权交付某头领。崇祯四年（1631）六月，陕北各股起义军推举王自用为首领，将起义军编为三十六营，由各营首领（营头）统辖，张献忠所部西营为其中之一。此处三十六营并未打散各营内原有的归属关系，各营从本营中挑选青壮编为队、哨等，则由军事指挥员（营将）率领，承担巡逻、作战任务，若有较大战斗，则各营抽调出人员组成出战师旅，由王自用统一指挥。在集中军事指挥权的同时，各营之间互不统属、兵权分散的局面仍未改变，诸营首领视所部人马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因而王自用并不能全权支配各营内部事务。明末农民起义初期，陕北各支起义军之间以本辖营为畛域，无法集中兵权与军事指挥权，各营之间松散的军事联合无从抗击强大的明军，胜则会聚一处，每逢军事斗争失利，各营首领率所部星散诸处。这也是农民起义初期战斗经常失败的原因之一。

崇祯四年（1631）八月，张献忠率本营军队脱离王自用，开始独立领导军事斗争。鉴于此前的失败，张献忠将本辖各营统一了兵权与军事指挥权，使之牢牢地控于己手。由于张献忠在屡次战斗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故而归附者愈来愈众。随着张献忠直辖部队的增强辖下各营之间的兵权与军事指挥权得以集中，军事斗争形势渐得到改观。其中其他起义军如比较著名的革左五营，马回回等率本辖之营来投靠张献忠军队。当时农民军中常出现相互火并，吞并其他队伍的问题，而张献忠军队中少有此类现象。故老回回、乱世王等率部投靠张献忠，合则留之，不合则亦不强留。张献忠起义队伍不断壮大，主要源自本辖各营的扩张，除零星投入张献忠军队外，较大项有：(www.xing528.com)

崇祯十一年（1638）在谷城地区扩军；

崇祯十五年（1642）在庐州将船工编为水师营；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麻城僮仆起义，张献忠将之编为“新营”。

每增一营即意味着反明力量的增强。相比于崇祯四年（1631）陕北三十六营义军，张献忠营仅占其一，而崇祯八年（1635），各路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于荥阳大会时，张献忠所辖营已占有其半。崇祯十六年（1643）于武昌建立大西政权时军队已达120营，数十万人，称呼上改为大西军。这支庞大的军队并非靠吞并其他起义军而形成，主要依赖于其直辖的“西营”不断扩充而来，大西军各营与张献忠直接关联，均直辖于张献忠，统兵权和军事指挥权相对集中，如臂使指，收发如意。

为适应流动作战，张献忠大西军始终以营为基本建制，从源头上，虽截取明军军队组织形式的部分内容，然经不断创新改进，相比于明军“将不知兵，兵不顾将”[2]卷一，“将无纪律，兵无行伍”[3]卷一二二四诸类状况，其机动性与组织性逐渐优于明军营制。张献忠所辖军队的扩大以增加营的方式，不断使起义队伍容置新增力量。大西军不断强大，各营之间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权，故在反明战争中屡显威力，最终掀翻了明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