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士风整顿与讲学界对立

张居正对士风的整顿，始于万历三年，至万历七年毁书院达到高潮。张居正这一时期的学术主张与之前截然不同，意在用意识形态化的程朱理学对士风进行改造和控制，达到“尊主权、一号令”的目的。因其手段激进、雷厉风行，因而被后世学者斥之为“申商余习”“法家权术”。因为士学相依，这些举措对学界影响极大。

张居正对士风进行的整顿以“夺情”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学校开始，通过提学宪臣着手。万历三年，张居正权力日益稳固，考成法的实行保证了朝廷各项政策朝令夕行。这时，张居正开始对士风进行整顿。其政见都反映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

窃惟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我祖宗以来，最重此选。非经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且两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风宪官为之，则可见居此官者，不独须学行之优，又必能执法持宪、正己肃下者，而后能称也……今后凡廷试岁贡生员，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严加考试。有不堪者，尽法黜落；提学官照例提问降调。其愿就教职者，该部先行考阅。有年力衰惫者，即行拣退，不准送试。廷试学业荒疏，不堪师表者，发下该部；验其年力尚壮，送监肄业，以须再试。如年已衰，不必发监，遥授一职，回籍荣身。［68］

张居正首先提出了提学宪臣的任选标准，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而培养“贞教端范”的人才，就要对负责教育的提学宪臣严加审核。继而规定了生员冒滥等积弊的处理。但张居正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提学宪臣和生员的严格管理来达到整顿学风的目的，所以，张居正在奏疏中制定了十八条规章，其中三条对于理解张居正对士风的整顿有重要意义。

第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做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第二，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唯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报］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第三，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所出试题，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义，以伤雅道。［69］

上述三条表明了张居正士风改造的基本立场：第一，反对空谈。秉承了之前的务实思想，当政后，张居正用国家诏令的形式予以贯彻，反对学术界“别标门户，聚党空谭”，向全体士人重申了自己“反对空谈”的主张。除了命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招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外，还具体提出了惩治办法：“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第二，加强言论和思想控制。重申了朱元璋关于卧碑的禁令，禁止生员议政。第三，在朱子学与王学之间，张居正强调朱子学的官方统治地位，“以宋儒传注为宗”，开始走向王学的对立面。诏令规定生员要认真诵习明初颁行的以朱子注为基础的经书教材，如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所谓的“异端邪说”是指一切违反朱子之说者，王学及其后学恰恰在许多方面脱离甚至背离了朱学的矩矱。这显示出张居正在这一时期思想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再次入仕后的张居正虽然反对高谈阔论，但并不反对王学，至此，他对王学的态度已经明朗。第四，强调官方化的程朱理学。需要辨析的是，官方化的程朱理学与原来的程朱理学不同。程朱理学经过元明的官方化，与政治权力越来越紧密地连接，逐渐教条而丧失了原来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程朱理学原本超越性的普遍之理反而沦为统治者控制士人的政治手段和思想牢笼。这才是作为执政者的张居正所偏爱的。其意在谋求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与他在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相辅相成，达到“尊主权、一号令”的目的。

张居正对士风的整顿特别注重“尊主权、一号令”，其后多次强调了这一点。这是由于张居正推行的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改革遇到了阻力，因而要继续改革就必须整顿人心，统一号令。万历五年，他写信给时任湖广提督学道的金学曾，嘱咐金学曾改变士习不外乎“尊敕谕”三字。［70］同年，在写给屠义英的信中还特别说孔子再世也得“尊奉”敕谕，“不敢失坠”：(www.xing528.com)

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我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坠；为提学宪臣，则必尊奉皇上敕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坠。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71］

万历七年，张居正拟诏毁天下书院，手段激进，张居正思想控制的政治实践达到了高潮。张居正对讲学的不满由来已久，此时不惜与学术界彻底决裂，还得从其本人身上寻找原因。一是万历三年以后，张居正与讲学者关系逐渐交恶。曾被张居正视为知己的罗汝芳因为终日讲学为事，致使张居正不悦而致仕。［72］二是随着张居正权力如日中天，朝中反对他的声音也逐渐增多。其中，张居正的门生傅应祯和刘台弹劾措辞最为激烈，使得张居正十分难堪。三是夺情之事，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张居正夺情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具体过程史家有详尽记述，在此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反对张居正夺情者都对张居正进行了道德非难和学术偏狭的指责。［73］正是道德谴责与学术批判加剧了张居正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而此时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也更为独断骄奢，因此，决意对学界进行彻底整顿。夺情一事便成了张居正与讲学者彻底决裂的转折点，耿定向曾回忆说：

昔年，相君遭丧，二三士绅倡议相君，以此少□，而谗者因乘间谮言：倡此议者尽是讲学之党。相君稍稍蓄疑，而谗者益构之。以此，相君谓吾方欲振纪纲，而讲学者见以为申韩操切，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讲学者见以为管商富强，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讲学者又见以为贪位遗亲。是今之讲学，皆迂伪取名，即昔之横议乱天下者。［74］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拟诏毁天下书院。这次毁书院比较彻底和严厉，除了白鹿洞书院允许留下三百亩田产以外，其他书院如天真书院等与王门讲学有关的诸多重要书院均在禁毁之列，一律并入里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张居正明令禁止巡抚御史等官建立书院，并规定以上各条引入对官吏政绩的考核。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学术界能一直坚持讲学的学者所剩无几。应该说达到了压制讲学言论，将学术界纳入政治控制的目的。对于来自思想界的指责，张居正辩解道：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谷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75］

在张居正看来，当下学界所讲之学是混淆真道学的作伪之学，张居正说他崇尚的道学是直认本真的真道学，所厌恶的是讲学者违背道学真谛的假道学。他自称自己才是实好学。这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张居正此时不只把王学而且把整个讲学界都一概斥之为伪学。到了万历九年，张居正干脆直言要向孙武、诸葛亮、张泳、王廷相学习执法严明，讲求实效：“孙子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昔之治蜀者，皆以严效，远则诸葛孔明、张乖崖，近则王浚川。”［76］

综上所述，张居正对士风整顿有三个原因：一是，出于早年就对士风空疏的担忧；二是，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的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改革遇到了阻力，因而要继续改革就必须整顿人心，统一号令；三是，张居正与讲学诸人构隙而促使张居正手段变为激进。反映出张居正此时的学术思想有两大转变：一，重申朱学，与王学彻底分道扬镳；二，强调官方化的朱学，意在思想和言论控制，不止反对王学而且是反对整个讲学界。只是因为当时讲学之士多为王门子弟，所以受祸最深。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东林人士虽然不喜王学但同样批评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