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从祀问题：依违两间探讨成果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二年，张居正驱逐高拱，担任首辅，逐渐掌握国家权力于一身。但无论从张居正本人的书信、文集还是奏疏中，都几乎没有关于学术的议论。与张居正的缄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一时期朝中大臣关于王守仁从祀的争论十分激烈。

王守仁心学在明代知识界和下层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守仁本人身前也事功卓越，但心学在政治上几度受到打压，来自王学外部的指责与王学内部应对外来指责进行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王学的始终。就在王守仁死后的第二年，即嘉靖八年（1529），吏部尚书桂萼即召集廷臣议论王守仁功罪问题，结论是，阳明学术不足取，宜加严禁，世爵恤典等亦免夺。［57］随之，阳明弟子一时皆落职，王学及书院屡次遭到严禁。因此，王守仁个人的荣辱关系着王学的学术地位和所有王学弟子的命运。而孔庙从祀，不仅是一项殊荣，更是意味着官方的认可。隆庆元年，时任内阁首辅热衷王学的徐阶已经为王守仁争回了被剥夺的封爵。这样一来，王守仁从祀孔庙被在朝的王门学者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但由于隆庆二年徐阶致仕，高拱再相，尽反徐阶所为，关于王守仁从祀孔庙的呼声便几乎在朝中销声匿迹。

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再度罢相，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呼吁王守仁从祀的声音重新兴起。这是因为张居正早年对王学颇有好感，与王学友人关系亲密，因此他被王学学者们寄予厚望。这次争论比起隆庆元年的争论更为激烈，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年（1574）。情形大致如下：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请会议王守仁从祀孔庙；［58］万历元年（1573）二月，江西巡抚徐拭称“王守仁学窥圣域，勋在王室，请与薛文清公瑄一体从祀”［59］；三月兵科给事中赵思诚上疏，请罢王守仁从祀，称王守仁不仅“党众立异，非圣毁朱”，而且生前有种种恶迹：宣淫无度，窃取财物，贪婪莫测；［60］五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廷杰请祀王守仁；［61］七月南京福建道御史石槚上疏表示反对；［62］随后，户科给事中赵参鲁上疏争祀王守仁；［63］十一月工部办事进士邹德涵奏王守仁宜祀孔庙；［64］万历二年（1574）六月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萧廪上疏请王守仁从祀。［65］

面对朝中激烈的争论，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他的意见无疑是决定性的。就现在见到的材料来看，张居正只在给谢虬峰的两封回信中提到了王守仁从祀一事。两封信都是写于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书牍中称南学院谢虬峰。据《明神宗实录》隆庆六年九月“辛亥”条，谢廷杰从浙江道御史受命提调南直隶学政，故谢虬峰应是谢廷杰。谢廷杰是王守仁从祀的积极倡导者，编辑刊发了《王文成公全书》。万历元年，关于王守仁从祀之事，争论激烈，礼部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谢廷杰时担任南直隶学政，不在京城，于是写信给张居正询问会议结果。因而有了张居正的这两封简短的回信：

叠辱华翰，具悉雅情。近来俗尚浇漓，士鲜实学。南畿多士之区，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阳明先生从祀事，以宗伯病，不能会议，久稽题覆，好事者遂乘间而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于日月乎!［66］(www.xing528.com)

叠辱华翰，深荷雅情。阳明先生从祀，礼官方欲定议，而南疏复至，又极其丑诋，至欲并褫其封爵，则亦过矣。［67］

第一封回信，张居正推脱礼部尚书陆树声生病未能会议。第二封回信，表明由于“南疏复至”再次有反对的奏疏，朝廷也很难抉择。而且反对者不仅仅是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甚至认为应该重新褫夺王守仁恢复不久的封爵。张居正信末说重新褫夺封爵的主张“则亦过矣”。

张居正在王阳明从祀一事上不肯出面主持，可能是由于处于首辅的位置不便表态。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张居正实际反对王守仁从祀，但以其与王学的深厚渊源，不肯表明立场已经意味深长。未支持从祀与他作为首辅的政治考虑可能有关：一是，自嘉靖三十六年再次入仕以来，张居正对士风状况的忧虑逐渐增加，而王门后学恰恰导致学术空疏、士风散漫的弊端。从祀王守仁，无疑与张居正即将进行的士风整顿的政治举措相左；二是，王学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朱子学的意识形态化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导致的学术教条和死板。因此，王学信徒虽然众多，但在产生之初便具有了异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是张居正作为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张居正虽然不支持王守仁从祀，却也不公然反对，原因同样有两点：一是，就张居正个人来说，他早年对王学颇有好感，“何伤日月”表明即使当时他对王阳明本人的学术也无鄙薄之意，况且他尚与王门诸多学者保持较好的关系，不便公然反对。二是，当时王门后学遍天下，从阁臣到地方官的许多朝廷官员或是王学学者或笃信王学，张居正此时担任首辅不久，权力还不稳固，公然反对引起的轩然大波对张居正来说并不容易应对。张居正对学术的态度逐渐明朗和强硬是从万历三年开始的，并持续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