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集：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重新入仕的务实思想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翰林院任职，重新入仕的他特别讲究“务实”反对空谈，在与王学友人的信函中，也时常进行辩难，给予提醒。嘉靖四十一年（1562），“知己”罗汝芳升任宁国府知府，张居正特意写了一篇送行文章，指出学贵在适用和躬行，对他寄予了实践的期望。［49］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再次写信劝导“信心任理”的罗汝芳，希望其能在实际处磨炼，“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是因为对“人情物理”能洞其情，辟其义，明其分，若“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50］。在给另外一位“知己”耿定向的书信中，张居正也感慨“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51］，表达了他反对空谈的思想。嘉靖四十五年（1566），张居正晋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他在所写的告诫文章《翰林院读书说》中，提出学人当“敦本务实”，并言“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52］这句话大抵道出了当时张居正既重视本体又强调务实的思想特点。

对“论学最契”的胡直，张居正也表达了务实的重要性：

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

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愿与同志共勖之也。［53］

在这篇讨论“虚寂”的书信中，张居正认为虚寂本身没有问题，“不务实”才是真正的弊端所在，所以虚寂当与务实相结合，只要务实于己，就不会大而无当，若不务实，而于言语名色中“致曲求仁”，同样有弊端。当时学术流于空疏，表现为士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读，这是由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认为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虽然并未否定“致”的工夫，但逻辑上却为用本体代替工夫的思想留下了出路。王畿和泰州学派所谓的“现成良知”将这种还只是具有逻辑发展可能性的思想变为一种实际的学说和奉行的主张。其实，思想界对于学术空疏的批判在王学产生之初就已存在，而在王守仁死后，王门内部也出现多种补救的办法。张居正对士人风气的批判与当时思想界的批评潮流相一致，并没有多大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思想界的种种补救措施也很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又崇饰虚谈，自开邪径，所谓以肉驱蝇，负薪救火也”。［54］在他看来，最有效的措施还是“务实”。这封给胡直的回信写于隆庆四年（1570），第二年，即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被任命为该年会试的主考官。张居正趁此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务实思想，意在转移学风。他为辛未会试做了三篇程策，《程策三》专就士人君子而论，阐明了理想人才的标准是像禹、周公和孔子一样“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达到这种理想的关键是“养”：(www.xing528.com)

古环伟奇特之士，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盖尤系于养矣。养有深浅，则其才有纯驳。才有纯驳，则其建立有巨……古之善养才者，不恃其得天之异，而勉其修己之纯……夫人非无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为难……盖此三圣人者，［55］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浑沦磅礴之气，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潜纯粹之学。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纾徐委蛇，而不见其作为之迹。［56］

张居正在这篇程策中格外强调了“修养”在学术和功业中的重要性。他说理想的人才并不只是因为才气过人，关键在于“养”，养的深浅程度决定了人的才气纯粹与否。并且说像禹、周公和孔子这样的古代圣人正是因为善于修养，所以能“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前已提到，王畿与泰州学派讲究现成良知，实际上导致了不学不虑，完全摒弃了原来王阳明思想中“致良知”的“致”的过程。张居正在会试中大力提倡修养过程，实际上是力图为学术重新注入“致”的工夫，但在张居正这里，“养”的真正目的还是造就像禹、周公和孔子那样的“树鸿业”的理想的人才。这样，张居正就把修养与建功立业融合在一起。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张居正依然认为学术对治理天下和育人才至关重要，对“空疏”与当时学界的批判潮流相一致。由于现成良知派摒弃掉“致知”过程导致的束书不观、空谈阔论，王门后学及后来的东林派都提出了相应的补救办法，邹守益提出“戒惧以致中和”，聂豹提出“归寂以致知”，东林派重新引入朱学的“格物”。张居正此时引入“务实”和“修养”，同样是力图挽救王学流弊的一种努力，并未走到学术的对立面。其独特之处是，张居正对“空疏”的批判并不是哲学探究，相反，他认为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辩依然属于“负薪救火”。在体察了民生疾苦之后，他认为只有学以致用、躬行实践才是学术的根本之道，试图重新改变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