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假回乡期间学术心态的转变-而立集

张居正与王学及王学弟子的亲密期很快就过去了。过去研究者都注意到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对学术的一系列高压政策，论其“不喜学”，却忽视了他学术心态的转变。这一转变正是在他不得志的告假三年中发生的。关于张居正告假居乡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三年”说，持此说者为朱东润和崔曙庭；二是“六年”说，持此说者为陈翊林、扬铎、韦庆远和刘志琴，张居正本人自己也说“前后山居者六年”。［46］但实际上，张居正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返京，三十七年（1558）还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47］由于之后又回家待了一段时间直到三十八年（1559）秋，于是便有了“三年”说和“六年”说。由于张居正实际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销假，且他思想的转变主要是发生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所以本文亦以“三年”说为准。张居正在这三年中学术心态发生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三年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民生疾苦和家国危机。虽然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就上《论时政疏》，表现出关心国家时事的情怀，但居家三年之后，张居正提倡务实、反对空谈的意识更加强烈了。务实与阳明学说本不矛盾，王阳明本人即建立了赫赫功业。但张居正对心学的骤然降温还缘于游历衡山的体验，这亦是第二个原因。嘉靖三十五年（1556），张居正与友人同游衡山，做了两篇游记，其中第二篇《后记》反映出张居正思想心态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兹全录于下：

张子既登衡岳数日，神惝惝焉，意罔罔焉，类有击于中者，盖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西，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则有细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及登衡岳，览洞壑之幽邃，与林泉之隈隩，虑澹物轻，心怡神旷；又若栖真委蛇，历遐蹈景之事不难为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太虚无形，茫旻漠泯，澒濛鸿洞云尔。日月之迭照，烟云之变态，风雨露雷之舒惨，淑气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虚则何所厌慕乎？即太虚亦不自知其为虚也。夫心之本体，岂异于是耶？今吾所历诸境，不移于旧。而吾之感且愕且爱且取者，顾何足控搏。乃知向所云者，尽属幻妄。是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也。夫过而留之，与逐而移焉，其谬等耳。殆必有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者，而吾何足以知之。［48］(www.xing528.com)

张居正一路从赤壁矶游历而来，眺望乌林和夏口，观洞庭，登衡岳，发现自己的心情随着游览之地的变化而“且愕且爱且取”，顿时明白“心不能化万境，万境反化心”。需要加以辨析的是，“心即理”是王学的核心命题，与朱熹区别“道心”“人心”不同，王阳明心学将自心与普遍之理合一，由于理是万物之所以然，因此逻辑上万物依存于心，心是万物的本体。所以，张居正对“心”的质疑逻辑上可以看作是对心学的质疑。但张居正本人是否确实如此认为，因为缺乏材料不能过度诠释。不过张居正此时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是基本事实，也是在这之后便不见他像早年那样热衷王学了。这种对“心”的质疑和务实思想的加强共同加强了张居正思想中的务实色彩，当政之后张居正与王学渐行渐远，最终走到了学术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