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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历史之误: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中的成果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书卷一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则驳《南雍志》记杨士奇和于谦事迹之妄。第五十条驳《江西通志》将宁王之封“大宁”改为“宁夏”,是妄生臆说,而《山东通志》书“齐王贤廷反”则应为“贤廷之父酹也”等,均可纠史实之误。

纠正历史之误: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中的成果

纪传体正史,均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不可避免地受着封建正统观念与伦理道德的左右,以及唯心史观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的影响,所叙述的史事,程度不同地存在歪曲和隐讳之处,为正本清源,明人笔记作者于此颇下功夫。他们或纠前代史书之误,或证本朝著作之失,范围之广,论证之详,皆有可取之处。其代表性著作有郑晓《今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李翊《戒庵老人漫笔》等。郑晓《今言》卷一,第四十二条载“李文公《天顺日录》云:‘八月十五日之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赖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为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于亲,不敬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忧郁,灾遍天下,前后何不类如此?’”[10]132作者名为指出该书前后文之间的矛盾,实为道明政治对史书真实性的影响,委婉地抨击该书存在的问题。同书卷一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则驳《南雍志》记杨士奇和于谦事迹之妄。第五十条驳《江西通志》将宁王之封“大宁”改为“宁夏”,是妄生臆说,而《山东通志》书“齐王贤廷反”则应为“贤廷之父酹也”等,均可纠史实之误。叶权《贤博编》谓:“陈建《皇明通纪》虽识见未广、文理疏浅。然非建臆说。乃博采诸书及各名士小说而成,使穷乡下邑,略知本朝沿革,不为无助,隆庆六年,下令禁毁,此必有不便者主之也。此书海内盛行,虽禁亦不没矣。”[11]37对这部在明代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却被政府禁毁的著作给予了较为真实的评价。胡应麟更多地注重文献学的考证。并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典籍的流传与演变,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典籍的聚散,用新的材料补充前人记述之疏略和谬误,进而评价前人著述之优劣。如评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13]43。评价虽有夸大之嫌,但结合作者其他论述来看,确也有中肯之处。其《四部正伪》是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至今其价值仍为学者所肯定。陆容《菽园杂记》卷二《辩关云长封寿亭侯事》。谓“汉寿本亭名。今人以汉为国号,止称寿亭侯,误矣”。同书卷三《辩小说家》记载欧阳修“旧女婿作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后世娶妻妹“据以为口实”之误,指出这是“好事者为之也”。[3]29而缺乏史实依据,确为至论。李翊《戒庵老人漫笔》“褚先生”条驳孔毅父《珩璜新论》载为褚大,认为应作褚少孙。并给出“褚为哀、成间人也。为汉博士[14]38,后世遂无争议。同卷六“苏小妹”条,引秦氏家谱驳苏小妹嫁秦少游之妄。经此一辩,后再无称此者。卷七载“容斋失考卫宣公事”,疑其朔,寿二子年幼不能代其父使齐,从而推断《左传》《容斋随笔》于史实确有欠周。王弘撰《山志》初集,辩始皇焚书坑儒,认为所坑非儒,乃方术之士。二集卷三列“共和”条,在司马迁的共和为召公,周公共理国事,故称共和,《竹书纪年》“共伯名和,好行仁义”的两种说法之外,提出卫武名和,所谓共和应为卫武主政,足资史家参酌。同集《曹娥碑条》引《典略》内容,纠《世说新语》载魏武与杨修对曹娥碑事应为魏文帝。“汤武条”辩《史记》谓“武王以斧钺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认为“此后世篡贼之所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是“诬尤甚矣”。“吴司业”条载吴伟业《绥寇纪略》之误有四条,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并一一订正,甚为研读吴书者所重。同书二集卷五“史记·汉书”条则言“刘子骏(向)作汉书一百卷,传之刘歆,歆撰汉书,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刘书”。并以此驳《汉书》袭司马迁之谬。此是异闻,不可遽废。孙传庭是明末极富争议的人物,甚至其死事也充满迷雾,潼关一战,孙传庭下落不明,由于当时未见尸首,又有种种传言,以致崇祯生疑,不予谥典。当时诸家著作,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本书卷一“孙督师条”载孙传庭战死潼关,并引用了孙传庭部下孙念心等证言,遂了却了一桩公案。

明人笔记不仅以驳难前人史著中的史实见长,而且在史书的体裁及史学方法的探讨上也颇有创新。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四,对修信史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提出修史之难。“欲书而不得书,欲书而不敢书,一也;避讳,二也;拘于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史才不足,五也”。鉴于此,作者提出“史官以心术为本”的论断。此处之“心术”,据该书他处的含义而观,当为史德。同卷“正统辩”一条。认为元朝立国几达百年,“有不得而废之者”。既对明代史学家极力鼓吹的夷夏之防提出批评,也显现了作者的进步史观。而初集卷三指“卒之亡宋者,安石也”[15]73,卷四评李贽为“盛世之妖孽,士林之梼杌”则体现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明代笔记的作者对史学的功能也做了必要的探讨,如何良俊《四友斋丛书》言:“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16]43对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之功能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但其中的机械和呆板则应给予批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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