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料不足，而立集:延安大学历史系论文集填补历史缺漏

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官修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多派贵臣监修，由史官记注，然修史者在政治的高压下，丧失记录史实的自由，其据以为书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选材局限于所谓“事关国体”的大政方针，或“身膺重命”的元老重臣，因而取舍受制，爱憎不辩，甚至变乱是非，曲笔阿时。大量宝贵真实的资料不见于正史，而笔记则补充了这一漏洞，以明人笔记而言，更为明显。试举数例以证。

就科技而言明代中国自然科学技术就质和量来讲，仍处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科技成就在官方正统史书中列在《方伎》和《五行》传中，使科学与迷信杂陈，甚至使其湮没无闻。因此，笔记中大量关于明代科技的记载，足以弥补官方史书的不足。如陆容《寂园杂记》卷一三载常山，开化等处造纸之法，“其造法，采褚皮蒸过，拔去粗质，掺石灰，浸渍三日，蹂之使熟，去灰皮又浸之三日，复蒸过，灌去泥沙，曝晒经旬，春烂，水漂，入胡桃等物，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为案桌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3]95。这不但说明了传统造纸的原料、方法，而且论及了造纸的整个工艺过程。为历代官书所不载。同书卷十四载采铜之法，将中国古代拣选铜矿及冶炼纯铜的过程描绘俱全，是当时世界先进的冶铜技术。

就人物和事件而言，叶子奇《草木子》一书对元末明初的掌故及元末农民起义记载独详，其于元末群雄家世之介绍是它书所未涉及的，史料价值更高。朱长祚《玉镜新谭》完整地记录了客、魏一案的勘审过程，抄录并因此保留了部分审理此案的档案资料，卷九、卷十载官方公布的株连爰书及相关文件，均为它书不载，成为世人了解魏忠贤，客氏从发迹到被诛灭的第一手资料。陈柽是明初重要学者和显赫官员，洪武三年以后，其名不见于史书，其下落更是谜团。陆粲《庚巳编》卷七《陈子经》条载：“洪武中，子经（陈柽）为起居注。坐法死。临刑，上曰：‘吾特为宋祖雪愤矣。’”甚至还记载陈柽临终之言：“死罪，臣诚知以此触陛下。然史贵直笔。陛下虽杀我不可移也。”[4]51由此可知，陈是因其《通鉴序编》直书宋太祖篡权而触犯明文字狱，以致被害身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五载明成化年间民间起事用《翻天揭地搜神记经》等95部书作为宣传和鼓动材料，反映了明代民变的特色，不为它书收录。焦竑《玉堂新语》卷之一“文学”条下记明代儒学之士杨慎著作70部，选文81部，绝大多数不见于《明史·艺文志》及其本传。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五载“陆放翁家训”，涉及饮食、丧葬、交友、家居、诉讼、进学等条，此不见于《宋史·陆游传》，皆赖本书所录，得以流传。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载《文信公家书》，是文天祥狱中予其妹的一通书信，此既不见于《文天祥传》，亦不见于《文山全集》，可谓孤本。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变法”条载苏淞一带明初有“调收”之法，此既不见《明史·食货志》，又不见于《明会要》，然作者是苏人，亲身经历，不可否认。李清《三垣笔记》载崇祯帝“上一日于宫中闻贵妃窃抚琴，疑之，问在家师谁，贵妃以母授对，次日即招其母入，与妃对弹，始释然”。［5］60文虽不长，却为崇祯帝刚愎猜忌之秉性做了很好的注脚。此为《明史·庄烈帝本纪》及《明实录》均不载，以之释史，其价值更高。(www.xing528.com)

就社会风尚而言官方正统史学基本不涉及此项内容，而笔记则广泛收录各地风俗习惯，读来颇为清新。如陆容《寂园杂记》记江西民勤俭，其言“每事皆有节制之法，然亦各有一名，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碎，名曰‘狗静坐’，以其无骨可遗也”。［3］1同书卷一记吴中俗讳，船家讳言“住”和“翻”把“箸”说成“快儿”，“蹯布”说成“抹布”，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伞说成“竖笠”，至今犹然。张翰《松窗梦语》之“西游记”条记四川“妇女簪花满头，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也”［6］40，可证当地的审美习俗。同书载杭俗“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6］139，为明中后期苏杭一带奢靡风尚做了概括。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记杭州赌博之恶风，卷二记徽州“弄新妇”之陋习，也足为社会学研究者所资。

就典章制度而言；明人笔记的作者于此颇费笔墨。户帖制度是明初重要的经济政策，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于是朱元璋大力推行户帖制度，它是明政权凭以管理户口和征调赋役的根据。但对于户帖的内容和形制，各书均记载不详，如《明史·食货志》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7］1028《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载，“洪武三年十一月，户部籍天下户口，置户帖”。然户帖的形制，推广及作用均记载阙如。而李翊《戒庵老人漫笔》给后人保留了最完整的明代户帖资料，该书卷一“半印勘合户帖”一条，详记洪武皇帝为推行户帖制度给户部的诏令，而且涉及户帖的格式、条目、登记的内容以及不按规定或造假填写户帖所应受到的处罚等。拿今天流传下来的户帖原件与之对照，李翊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黄瑜《双槐岁钞》卷七“臣节忠谨”条，记朱元璋从废丞相到起用四辅官的历程，反映了朱元璋对明初官制改革的尝试。此外，明人笔记的作者于记载典章制度时特别注意考察其形成时间及原因。如余继登《典故纪闻》考证明殿试定于农历三月十五日，其原因在于悼恭太子事件，而中央太仓库月报出纳之数始于嘉靖三十八年。卷九载明初考察官吏仅“老疾”“罢软”“贪酷”“素行不谨”四条，后接受李裕之议，加“才力不及”条，通前为五条，沿用有明一代。这类记载，保留了大量的基本资料，有助于全面了解明代社会，故颇为后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