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东汉画像石来源问题解析

刘　蓉

（女，陕西绥德人，2006年至2014年工作于延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

陕北、晋西北画像石的来源问题，一直很受大家关注。陈根远先生1993年便撰文《陕北东汉画像石渊源》，认为陕北汉画像石来自山东[1]，后来又屡申此说，认为陕北东汉画像石不是原生，而是引进，它的来源就是山东。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郭君夫入画像石题记”。我们先看看陈根远先生的论述：

1995年，《陕西汉代画像石》刊载1980年发现于绥德四十里铺的汉画像石墓材料，原石现存绥德博物馆。为研究陕北东汉画像石来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墓中纪年石上阳刻“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清楚表明墓主人的丈夫郭某曾任山东高平县的县令。而高平在东汉属山阳郡，在今山东邹县西南，这里是画像石的中心之一，石工巧匠享有盛誉，时人每以能延请到高平石工为家人建造画像石墓而引以为豪，远近不同的人们都到高平延请画师石工，并待若上宾，可见高平名工影响之广。而高平石工之盛名或说高平刻石之传统绝非一日之功。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墓画像石从风格考察当刻于永元元年（89）至永初二年（108）陕北画像石的繁荣期。比前述两个由山东高平工匠参与建造的画像石约早五六十年，这些画像石皆由减地平面阳刻技法刻成，且减地较浅，减地部分用刻刀浅浅铲去。而研究表明，在山东减地平面阳刻技法滥觞于章帝（76—88）以前甚至可至两汉之交，故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和帝时期（89—105）山阳郡高平县已有了善于石雕的传统，在丧葬方面，当时该地盛行画像石墓，而且减地平面阳刻又是最时兴的刻法。故其间左高平任县令的原籍西河郡（今陕西绥德）的郭某妻子去世，郭县令于是按照当时的归葬传统，按照当时引领丧葬时尚的山东画像石墓样式，聘请自己任职的高平石工到家乡西河郡为亡妻修建画像石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衣锦还乡”。而就是在陕北人到山东做官、贸易、山东人到陕北实边之类的人员交流中，在山东已经流行约200年的汉画像石传到了盛产石板的陕北地区。[2]

这块画像石既然是陈根远先生山东来源说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块刻石进行一些详细了解。

郭君夫人画像石题记，1980年5月在绥德县四十里铺乡四十里铺村出土，今存绥德县博物馆。砂质岩，为汉墓前后室过洞之中柱石，上有横额，并有左右竖石。中柱石高134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宽边框，上饰几何纹图案，内为剔地浅浮雕，阳刻篆书，共1行10字，文曰“大高平令郭君夫人室宅”。[3]18

郭君曾任高平令是无疑的，那么，高平就是山东的高平吗？为了确定“高平”在哪里，我们需要做一些考证。

翻检史书，西汉时有三地曾被称为“高平”。其一，兖州山阳郡（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有橐县，王莽时改称高平；[4]地理志上其二，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有高平侯国，王莽时改称成丘；[4]地理志上其三，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有高平县，为郡治所在，王莽时改称铺牧睦。[4]地理志下

东汉时有两地被称作“高平”。其一，山阳郡有高平侯国，故橐，章帝更名；[5]郡国志三其二，安定郡有高平县，县有第一城。[5]郡国志五

前后汉比照，西汉临淮郡的高平侯国到东汉时已经省减，西汉山阳郡的橐县，王莽时一度改称高平县，到东汉章帝时更名橐县为高平，其实是恢复王莽时名称，不过《郡国志》称其为侯国，那么侯国长官应是高平相，而不是高平令。由此综合来看，两汉时有高平县的，在永和五年（140）以前其实只有安定郡，也就是说，陕北这位大高平令，只能是安定郡高平县的高平令，而安定郡高平县治所，即今天的宁夏固原。①

郭君夫人画像石题记中提到的高平既是安定郡高平县，那么当然不能作为西河郡的郭君曾在山东任职的证据，也就谈不到郭君将山东的石匠延请到陕北为其夫人修筑画像石墓。那么，汉代陕北人有没有去山东当令长丞尉的？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

东汉西河、上郡辖地，大致即为今天陕北所在地。严耕望先生根据史传碑刻所见360余任地方令长丞尉之籍贯，列出《汉代知籍县长吏表》[6]，在这个表中，360任令长丞尉中，出自陕北的只有一位，名叫樊玮，上郡白土人，据《白石神君碑》曾任常山郡元氏左尉，[7]隶释卷三常山郡属冀州。

严先生未见的可知籍贯的县长吏还有几例，今据文献及出土汉画像石以补之；

宋人洪适《隶续》卷十二，录有汉末太尉刘宽的两位门生，属于陕北人外任地方官；

1.陕令上郡奢延郭硕升公。

2.良乡长西河圜阳田檀君长网。

陕为弘农郡属县，良乡则为幽州涿郡属县。

陕北所出汉画像石所见外任之陕北人，除上举郭君曾任安定高平令外，尚有六位：

1.乐君画像石题记（98），1974年10月出土于绥德县四十里铺乡四十里铺村前街，原石现存绥德县博物馆，为墓室后室口中柱石，高121厘米、宽17厘米、厚9.5厘米，阳刻篆书1行，共15字，文曰“徐无令乐君永元十年造作万岁吉宅”。[3]5

2.辽东太守画像石题记（90），1983年8月出土于陕西绥德县黄家塔7号墓，原右现存绥德县博物馆。东耳室横额，长178厘米、宽38厘米，左边阴刻篆书，文日“辽东太守右府”；西耳室横额，长191厘米，宽38厘米，前后两端有题记，均减地阳文，字体略呈鸟虫篆，右边文曰“辽东太守左宫”，左边分两行，第一行文曰“永元二年大岁在卯造”，第二行文曰“巧工王子口作”。[8]96-105

3.王威画像石题记，1983年出土于陕西绥德县黄家塔4号墓，原石现存绥德县博物馆，为墓室横额，长193厘米、宽38厘米，中间为汉印形式的正方形竖排列三行阴刻篆体，文曰“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府舍”。[3]17

4.郭仲理画像石题记，1920年前后发现于陕境内，原石现藏北京大学，为墓门横额，长164厘米、宽34厘米，减地雕刻。画面下栏中有阴刻隶书题记，文曰“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8]488-490

5.牛季平画像石题记（C139），1978年出土于陕西米脂县城郊官庄村，原石现存米脂县博物馆，为墓室前后室间立柱，高106厘米、宽13厘米，阴刻隶书1行32字，文曰“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3]15(www.xing528.com)

6.木孟山画像石题记，2005年出土于陕西米脂县官庄村，原石现存榆林市文研所，为二号墓室中柱石，高162.5厘米、宽12—16.5厘米、厚7.5厘米，阴刻篆隶混合书体铭文1行30字，文曰“故大将军掾并州从事属国都尉府丞平周寿贵里木君孟山夫人德行之宅”。[9]80-84

以上六位，加郭君、樊玮、郭硕、田植共十人，均为上郡、西河郡人，即今陕北人，他们都曾任职他乡。郭君任职的高平县在安定郡，乐君任职的徐无县在右北平郡，其他几处如辽东、雁门、常山也均属边郡。河内山阳虽属司隶，但“东太行山在西北”[1]地理志上，而且牛季平任山阳尉显然也是主管军事；护乌桓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后汉书·张奂传》注引《汉官仪》称“乌桓校尉屯上谷郡宁县”固；木孟山则历任大将军掾、并州从事、龟兹属国都尉府丞等职。总之，以上诸位陕北籍官员均任职于西北边地，且以担任军职为多。

以画像石题记与严耕望先生所做统计进行对照，同样可以发现，汉代上郡、西河郡人几乎不太可能任职于现今山东地区的郡县。这也与严先生总结的汉代官吏任职籍贯分布情况相符合。严先生称，汉代“中央任命之各级监官长吏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守国相等不用本郡国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6]357。另外，虽不用本籍人，却往往“以邻近郡国为多”[6]347②。以上诸位大多任职邻近的西北诸边郡，任职内郡者，最远亦不过司隶所属弘农陕县、河内山阳。了解了这一点，也就知道汉代陕北人是很少有机会到山东去做官的。这种情况也与汉代“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谣谚相吻合，关西之人多以军事武职见长，所以多在边郡各地沙场驰骋，而很少有机会莅临文化繁盛的关东各地。

除了以上几例曾在邻近郡县任职外，大部分有题记铭文的汉画像石墓主都属于当地郡县属吏或普通百姓，并不曾外任他乡。也罗列在下：

1.田鲂画像石题记（92）：文曰：西河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永元四年闰（三）月廿六日甲午，卒上郡白土。五月廿九日丙申，葬县北鸲亭郡大道东高显冢营。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之夭年。去白日而下降兮，荣名绝而不信。精浮游而踉跄兮，魂飘摇而东西。恐精灵而迷惑兮，歌归来而自还。掾兮归来无妄行，卒遭毒气遇凶殃。[3]3

2.杨孟元画像石题记（96）：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3]4③

3.王得元画像石题记（100）：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3]6

4.郭元通画像石题记（100）：永元十二年，西河府史郭元通吉宅。[3]7

5.郭稚文画像石题记（103）：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3]8

6.任孝孙画像石题记（104）：永元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甲申，西河太守掾任孝孙之室。[3]9

7.张文卿画像石题记104）：西河圜阳张文卿，永元十六年十月，造万岁堂张公寿堂。[3]10

8.王圣序画像石题记（104）：王圣序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3]11

9.田文成画像石题记（106）：西河太守掾圜阳榆里田文成万年室。延平元年十月十七日葬。[3]12

10.牛文明画像石题记（107）：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于万岁室。长利子孙。[3]13

11.司马柑红画像石题记（138）：永和三年四月廿日，司马柑红张宅舍。[3]14

12.贾孝卿画像石题记：西河太守盐官掾贾孝卿室宅。[3]16

这些有题记的画像石墓主，大多为郡县属吏或普通平民，他们未曾外任，却也都使用了画像石墓。据此，我们很难说陕北的东汉画像石墓是受到了山东画像石墓的影响。

一个地方的丧葬习俗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除非遇到行政、法令或军事的重大变革，一般不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左右。汉画像石是服务于丧葬礼仪的，它的兴起应该有其自身的原因。另外，我对于陕北东汉画像石的“山东来源说”产生质疑还另有原因。首先，陕北汉画像石相对稳定的位置规律与山东汉画像石不同；其次，两地画像石题材内容不同；再次，两地画像石装饰纹样的主要特点不同；最后，陕北画像石若果然是受山东影响而起的，那么至少应该有个过渡期，过渡期汉画像石的诸多方面应该更多具有山东画像石的特点，但统观陕北汉画像石，从其娴熟酌雕刻技法、优美的构图来看，很难想象是刚操此业的石工所能胜任的，它的强烈的独特个性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注　释：

①吴镇烽先生亦持此说，参见其《秦晋两省东汉画像石题记集释——兼论汉代圜阳、平周等县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另按，严耕望先生《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附表中，列有汉末服虔（河南荥阳人）曾任山阳郡高平令，又《三国志·魏书·满宠传》称满宠山阳昌邑人“守高平令”，则或是汉末曾改高平侯国为县而文献失载。

②此虽以西汉为说，但延及东汉亦大致如是，证之以汉画像石所见陕北籍人任职情况，正是如此。

③汉代郡吏假守属县长吏为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