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同心李家套子墓葬：陶器罐主导，随葬骨器独特

目前中国境内能确定的南匈奴墓葬遗存共有五处，主要分布于东汉王朝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这与文献记载中的东汉政府安置内附匈奴人的地望一致；墓葬的时代一般为东汉中晚期，与文献记载相符；从葬俗、随葬器物组合、典型器物等因素考察，这些墓葬应为南匈奴墓葬。

宁夏同心李家套子的匈奴墓葬共发现五座。在发掘的三座墓葬中，TLM1为土圹竖穴木椁墓，墓向340度，木椁内置三棺，随葬品有陶罐、铜墩、车马器、环、带扣、剑具、透雕牌饰、木剑、漆奁、耳环、齿槽骨器、海贝、玛瑙珠饰、绿松石、铁环以及“货泉”钱币等，棺底部垫有原木。TLM2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向15度，墓室内置双棺，随葬品有铁釜、铜车马器、齿槽骨器、海贝以及“货泉”钱币等。TLM3为窄长方形石板墓，墓坑四壁用石板竖砌，墓底用平整石板铺成，葬具及人骨不存，随葬品仅保留有“五铢钱”六枚。

补洞沟墓地共发现九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坑为南北向，墓主仰身直肢，头向北。除Ml为二人合葬墓外，其他墓葬均为单人葬，无葬具。随葬遗物有陶罐、铁带扣、环、马衔、刀、剑、镞、、鼎、铜镜、耳环、饰牌骨器（铲、簪、弓饵）等。M1、M4的墓主人骨上面有马、牛、羊等的骨骼。原报告将其时代断定在东汉初，但根据随葬的陶罐、铁形制看，其时代应在东汉中晚期。如M1出土的夹砂陶罐、铁与山西右玉善家堡M1出土的同类器⑫极为相似。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共发掘汉代墓葬182座，其中在乙区发掘汉魏墓葬12座。乙区M1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章，表明了墓主人身份。乙区墓葬群其他墓葬中也出土了“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⑬，如乙M3出土银壶和石饰，乙M8殉葬马、牛、羊、狗等家畜，出土指环等遗物。这些墓葬形制多为前后室穹隆顶砖墓，均有长斜坡墓道和木质葬具，墓室内一般有砖砌棺台，一般为多人合葬，有的墓葬有殉牲习俗。随葬遗物以各类陶罐为主，还有壶、盆及灶、仓、井等模型明器；铜器有釜、甗、甑、壶等，还有刀、削、镞、镜、带扣、印章、马镳、马衔、铃铛、环、货币等；铁器有刀、镰、铧、釜、悬钩等；骨器有印章、筒、簪等；石器有灯、杵、砚板等；此外还有一些玉石、玻璃、琥珀、煤精质料的装饰品以及漆器等。

包头市麻池乡张龙屹旦M1，位于包头市麻池乡麻池古城西南，墓葬有封土堆，为中轴线布局多室穹隆顶砖墓，有长斜坡墓道，墓葬被盗，但仍出土有陶罐、灶、案、耳环及鸡、羊、虎、猪、人物俑、楼、画像砖，铜泡钉、带鉴器以及石砚、碑、虎础、虎首和石屋等。此外，墓葬前室至中室的甬道两侧壁有壁画。墓葬前室四角分别有两个羊头骨，后室随葬牛头、马头骨各1个。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还发掘了不少有殉牲习俗、随葬遗物与典型“汉式墓葬”有别的墓葬。

图一　神木大保当98M2平面图

神木大保当汉墓群共发掘了26座墓葬，墓地分为6个区，每区基本为一个家族，墓葬方向不一。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有单室和前后室两种，有些有耳室，有的墓葬墓室用画像石装饰。大多数墓葬有封土，多为合葬墓，多有葬具。大多数墓葬墓门外侧放置陶罐和狗、獾、羊或鹿。墓葬均被盗掘，但仍出土大量随葬品，陶器主要有罐、壶、鼎、盘、豆、耳环、盒、盆、灶、博山炉、井、灯、俑等；铜器有车马器、马衔、带钩、饰牌、环、泡钉、包边、包角及货币等；铁器有钉、斧、锸、铲、刀等；骨器有刀、铲、勺、刷、箸、簪、骨片等；还有石砚台、石片、玉眼罩、玉塞、水晶珠以及漆器。

从五处墓地的分析可知南匈奴墓葬有以下特点：

1.墓葬形制基本汉化

墓葬多以有封土、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为主，砖室墓中以双室为主，单室较少，有的砖室墓内有画像石。墓葬盛行多人合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这些墓葬应是南匈奴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也有少量土坑墓、木椁墓和石板墓。神木大保当和补洞沟发现的无封土竖穴土坑墓应为等级较低的南匈奴人的墓葬，而李家套子的石板墓的形制则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的墓葬形制一致。战国、西汉以来的匈奴民族墓葬葬俗中特有的殉牲现象在各类墓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图一至图八）。

2.随葬器物组合及典型器物与汉式墓葬不同(www.xing528.com)

随葬器物组合总体上逐步汉化，如陶器中大量模型明器的出现，随葬生产工具以及铜车马器的明器化等。但具体组合仍然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有所不同。

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以各类罐为主，在目前确认的所有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随葬陶器中主要以罐为主，甚至多数墓葬只有罐。东汉时期的南匈奴墓葬中随葬陶器仍以罐为主，此当为匈奴文化传统所延续。其中的小口细颈、器表磨光、肩部或腹部饰曲线波折纹、底部有一小孔的泥质灰陶罐则几乎在所有的墓葬中都有，这类罐被认为是匈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此外在随葬陶器中，罐类器物的器形较大，这也应为其区别于其他文化墓葬的特点之一⑭（图九）。

图二　内蒙古三段地M25平面图

图三　包头M67平面图

图四　补洞沟M3平面图

墓葬中随葬较多的铜、铁器，其中铜器有刀、镞、铃、环、带扣、包边、包角和管状饰等，不少墓葬中随葬有车马器，还有铜带饰、透雕铜环、饰牌等装饰品；铁器主要有衔、带扣、刀、锨、剑、斧、锸、铲、钉等。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一般多随葬铜生活用具、货币及铁生产工具，少见随葬饰牌、饰件以及武器、车马器具等。墓葬中的随葬武器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而在墓葬中随葬农业生产工具，则表明这些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农业化转变（图十）。

墓葬中随葬大量的装饰品，装饰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已确认的南匈奴墓葬中一般都有金属、玻璃、玛瑙、玉石、骨等质料的头饰、耳饰、带饰、珠饰，尤其是珠饰，不但出土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图十一）。但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此类现象少见，故此特征当为区别墓葬类型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这种现象在鲜卑墓葬中也同样存在，但已有学者就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做了很好的论述⑮。

墓葬中多随葬骨器，器类主要有刀、铲、勺、刷、箸、印章、筒、簪、骨片器、齿槽骨器等（图十二）。墓葬中随葬骨器是中国古代北部、西北部地区戎、狄等少数民族的特殊葬俗之一⑯，也是区别于同时期中原地区墓葬的主要特征。这些南匈奴墓葬中发现随葬骨器的现象，也表明了对这一习俗的继承和与同时期汉式墓葬的差异。事实上在蒙古国昌德曼乌拉地区、俄罗斯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谢米列契地区的时代为两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中都发现大量随葬镞、马镳等骨器的习俗⑰。发达的骨器加工制造业也是匈奴文化的特色之一⑱。

墓葬中多随葬石器，器类有灯、杵、板、砚、碑、虎础、虎首和石屋等（图十三）。以石头作为墓葬随葬品或以石块、石板来装饰墓葬是匈奴墓葬文化的一个特色，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大多有这种习俗⑲，但在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中，这种现象很少发现。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其中大多数（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除外）应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的用石头和石板装饰的墓葬在体系上和意义上不同⑳（图十三）。

以上分析表明，南匈奴墓葬在墓葬形制上基本与同时期的汉式墓葬一致，尤其是上层人士的墓葬，多数有封土、长斜坡墓道、方向不一、多有葬具，墓地多以族葬的形式出现。在葬俗上，一般有用马、牛、羊等的头做殉牲。在随葬器物组合上，墓葬除随葬有“汉式”陶器组合外，还随葬富有民族特色的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及大量各种质料的装饰品。尤其是随葬陶器以各类罐为主，其中的两种罐最有特点：一种为小口细颈直腹、肩部饰曲线波折纹、器底或下部有孔的罐；另一种为小口鼓腹、器表素面磨光或饰弦纹、弦纹加细绳纹、暗纹的罐。其形制明显与中原地区汉墓随葬的罐有别，是匈奴文化的典型陶器。而罐类器物体形普通较大的风格，也与同时期汉式墓葬有明显不同。这些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对重新认识和判定东汉时期北部、西北部边疆地区发现的大量汉墓的墓主族属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