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派青铜文物修复技术

苏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传统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与吴地一带非常悠久的青铜冶铸加工和仿古青铜器制作的历史密不可分。

春秋时期，巧匠名师欧冶子、干将等便在姑苏开炉冶炼、制作铜器^[3]。唐代，吴地制作的青铜镜造型、纹饰就已经十分精美，驰誉长安（今西安）。仿古青铜器的制作，在北宋时已达到很高水平。宋代张世南的《宦游记闻》和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都有铜器作伪的详实记载。南宋时，平江（今苏州）人王吉精于修补及伪制古铜器，与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姜娘子齐名。元代，甫里（今苏州甪直）人陆颐是制造铜器的良工。

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论道：“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物有雕镂，亦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明代苏州名匠云集，宣德年间仿古铜器铸作成风、颇具规模，并且形成了施姓和“甘为堂”两大流派，以铸炉闻名遐迩。正统初年，已出现十分精美、几可乱真的“仿宣德炉”，时人号之“苏铸”。名家蔡文甫所制的“鱼耳”和“蚰耳”仿宣德炉更是其中精品。万历年间，吴中仿古青铜器名家胡四所铸鼎彝之器与旧铸一般无二，行家也难以分辨。当时城内还有徐守素、蒋彻、李信、邹英等，均为一流高手。

清初，铜锡匠作已由木渎发展到城里闾门一带。《乾隆府志》记载：“郡中西城，业铜作者不下数千家，精粗巨细，日用之物无不具。”“上既仿制以崇古，下便伪造以图利”，苏州仿古青铜器的品种此时越来越多。清乾隆以后，苏州已成为民间古器物复制业的基地。乾嘉时期，金石家顾湘舟、钱梅溪等亲自督工制作的仿古青铜器，从形制铭文、纹饰、厚薄、成分轻重都与原器分毫无误，已达难辨真伪、新旧的水平，深受古玩收藏界的推崇，被称为“苏州造”。道光时，吴门甘、王两家仿制的三代彝器达到了难辨真伪的程度。

民国时期，民间铸造仿古青铜器有苏州、西安、潍坊、北京等中心地区，苏州仿古铜器业以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骆齐月等为代表，尤以周氏“贴蜡法”为个中翘楚。

现今苏州仿古铜器的技术基本上是继承了周梅谷作坊工艺，因此“苏州派”的保护修复技术与周梅谷有着密切关系。周梅谷（1881—1951），原名周容，师从吴昌硕，民国时期著名的金石碑刻家、书画家、篆刻家，也是苏州仿古铜器的奠基人。从1921年起，周梅谷开始研究仿古铜器，招收能工巧匠，先后仿制了鼎、彝、卣、炉、壶、尊、盘等各种古器，几乎可达到难辨真伪的程度。周梅谷作坊仿制的铜器远销欧美、日本，备受欢迎，成为一时瞩目的珍品。例如，其仿制的“车马猎纹方口壶”，至今仍被视作珍品收藏于美国芝加哥美术博物馆。

图2-7　周梅谷先生

现国内所公认的“苏州派”创始人是晚清至民国期间苏州有名的“金铜匠”——金云松，他专事铜器修补及浇铸，精于修复、仿制商代青铜器，在铭文和纹饰錾刻方面有独到造诣。金云松不但精于修补及浇铸铜器，而且其修复仿制的商代青铜器精致、逼真，特别是其铭文錾刻和锈层修饰的技法，皆有独到之处。金云松的儿子金润生、金满生凭借炉火纯青的修复与仿制技术，成为“苏州派”的典型代表艺人。他们将传统切割、焊接、补配、錾刻、作旧等技艺与历代古铜器的造型纹饰、工艺风格、时代背景相结合，使得器物修旧如旧，符合各朝时代特点，为之后的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图2-8　苏派青铜修复技艺传承谱系图

由于工作发展的不同，金润生和金满生分别就职于安徽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逐渐形成了两支流传有序的苏派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队伍。第三代传人有南京博物院的王金潮、李永和，安徽博物院的金学刚；第四代传人有南京博物院的潘炼、王茜、王美诗、王玮，安徽博物院的靳鹏、曹心阳、金鑫；第五代传人李瑞亮和李立新于2013年5月15日完成拜师仪式，正式加入“苏州派”。他们最朴素的初心与坚守，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青铜文物的寿命，将文物修复保护的新技术、新材料、新研究与传统工艺相结合，进一步发扬文物修复工作中的工匠精神。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苏派青铜修复技艺凭借其独到的焊接、矫形、翻模补配、作色和作旧五大技术，入选了2014年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派青铜修复传人们凭借高超的修复技艺和成熟的修复理念，共同为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2-9　安徽博物院金学刚传艺带徒

图2-10　李立新正观察铜器的断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