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青铜采矿、冶炼与铸造工艺得到长足发展。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重金属矿业得到全面开发，开采量逐年增长的同时，从事矿冶业生产的人口也显著增加。铜矿的开采由朝廷设监、冶、坑、场等机构专门管理，监、冶、场内的居民被称为“冶户”，基本都从事金属冶炼业。金属的冶炼也带动了金属器物的生产与加工，据《阙史》记载：唐刘蜕辨铁盎之非齐桓公器，疑即时人伪造。此外，考古出土了若干具有商周传统文化因素的唐代青铜器，即使并非有目的不明的伪造之意，仍能体现商周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青铜觯，其整体造型仿西周青铜觯，但铜质和细部花纹仍有唐代风格。
宋代是金石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大批金石学者编撰了众多金石类书籍，其中尤以金石图谱最具学术与艺术研究价值，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受北宋初年《三礼图》在全国颁行的影响及宋仁宗的直接推动，伴随着北宋古器物的大量出土，金石图谱在宋仁宗之后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由此影响到器物的生产与制造，宋仿古器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面貌。《宋史·太祖本纪》评论宋太祖功绩时说：“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所谓追三代于鼎彝之间，追慕三代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认识。宋初就有“国家兴儒，追风三代”的提法，当权者致力于建立以三代为楷模的教化文明和典章制度，强化其“理”的成分。
宋朝统治者通过建立新的礼制机构、修编礼制文献，甚至派官员到民间去收集古器物，以表现对礼制的崇敬。南宋时期掌管礼制的官员意识到他们所用的礼器不符合礼制，从而引发了公众收集古代青铜礼器以制作新礼器的浪潮，形成了宋代大规模生产制作仿古铜器的局面。其仿制及作伪的制作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可分为“行作”和“官作”两种制作部门，并以“官作”为大宗。宋徽宗的暨古作器标志着仿古青铜礼器的诞生，不仅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仿三代青铜礼器造型或纹饰的瓷器、金银器、漆器和玉石器独具时代特色，尤以青铜器的仿制技术最为高超。官方生产仿三代铜礼乐器的质量都较高，如大晟钟、政和鼎和宣和三年尊，分别仿造的是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商尊和《宣和博古图》中著录的商祖戊尊。
民间仿造青铜器的“行作”便更多了，但大多是为了买卖而伪造古器。仿造古器的若干方法在当时已有文献记载，如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又名《洞天清禄集》，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铜器辨伪的著作，洞悉源流、辨析精审。其《伪古铜器》一节中记载了宋代伪造古铜器的具体操作要领：“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今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调细碙砂末，笔蘸匀上，候如腊茶之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腊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汲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然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洪而浊，不能逃识者之鉴。”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中也有提及宋代铜器修复：“其间自有一种色黑而文藻精细者，往往皆宣和间礼制局依仿而造，今又见其完备，乃以为三代器，尤可笑也。余尝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饕餮一羊首，莹如绿玉，其傍乃黄铜耳，盖古铸器用黄铜岁久，自然丹碧，其元质不变者止黄铜耳后，乃用药烟熏染而成，殊失古意。”(www.xing528.com)
据此可知，宋代已有修复古器，其修复的目的是令破损的古器显得完整，以提高其价值。由于不得其法，人们常常破坏了古器的完整性，使修补后的古器显得不伦不类。在青铜器仿制方面，唐宋时代表现出数量、种类繁多，器形、纹饰逼真，铜质粗糙、发暗等特点，多仿出范痕和垫片，伪造的锈蚀通常为茶色或绿松石色，目前发现多为熟坑器。
图1-6 青铜酒器线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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