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志愿服务概论

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佛家、道家都对慈善有过精辟的论述，比如: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道教讲“积德”。各流各派尽管在表述上不同，但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为民以及共通的道德准则和人道理念。

1. 儒家“仁爱”观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由孔子开创的，先后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程朱和近代儒学思想家的发展，其含义不断丰富。仁字由“人”与“二”组成，表示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亲爱的关系，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体现为亲情之爱与非亲之爱:

(1) 亲情之爱。在儒家的仁爱思想中，尤为重要的是血缘亲情。《礼记·中庸》中写道: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孟子认为: “仁之实，事亲是也。”儒家的亲情之仁，既包括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也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孔子把“孝悌”视为仁爱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在儒家看来，人在世界上要处理好五种基本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孝悌对应的是父子和兄弟关系。孔子虽将孝悌并称，但着力阐述的是“孝”，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儒家亲情之仁的根本。

儒家所说的“孝”包括孝养、孝敬和孝顺三层含义。养是孝的最低层级，养而能敬方能称之为孝，孝养必须提高到孝敬和孝顺的高度，百孝顺为先。《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之?”《孟子·离娄下》提出: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五种不孝行为中，不养父母就占了三项之多，可见对养亲的重视。但是，养亲毕竟是孝的最低层次。《礼记·祭义》说: “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换言之，孝养必须提升到孝敬和孝顺的高度。孔子强调“无违”和“色难”，就是要强调孝的恭顺性和长期性。《论语·为政》: “孟懿子问孝。子曰: ‘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 ‘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 ‘何谓也?’子曰: ‘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即使父母有过，儿女也要顺从。《论语·里仁》: “子曰: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对此，《礼记·檀弓上》解释是: “事亲有隐不犯，事君有犯不隐。”即事父须敬、须顺，事兄亦然。作为孝的补充，孔子对悌的论述比较简略，但其基本精神与孝相同，亦是敬、顺。

孝敬父母是世界文明的共同点，儒家的特色在于强调孝顺，将“孝”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中可以看出，在家中遵行孝悌之道，既是个人的修身养德，也是将来得以治国的基础。“孝”不仅仅是家庭和谐的根本，还是奠定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础。

(2) 非亲之爱。第一是忠君之爱。忠君，并不是指忠于君主一个人，而是指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君之仁爱是不断变化的，《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认为，君臣双方的关系是相对的，君主对臣子有权威，但君主也要有一定的义务。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只有尽到君主的责任，才能要求臣民尽忠。荀子也认为国君“有社租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荀子·君道》)，对君主顺从与否主要要看君主是否有利国家和臣民。经过秦朝的专制集权，汉代董仲舒认为君权不可违抗，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基义》)。把“三纲”、“五常”看做宇宙间的神圣法则。千年之后的宋代儒学更将之看做是天理良知，程颢自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上蔡语录》卷上)。在《朱文公文集·读大纪》中，朱熹说道: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第二是泛爱。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这是孔子对“仁”的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即“泛爱众”，不仅要爱自己的家人，更要爱一切人，热爱社会乃至普天下的人民大众，要把自己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爱，倡导普遍的人类之爱。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请问孔子怎样才是仁。孔子答道能实行五种美德于天下，就能达到仁的境界了。子张接着问是哪五种美德。孔子回答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这其实是讲你若对他人仁爱，他人也会把仁爱反馈给你。恭指的是对上仁爱，宽、惠指的是对下仁爱，而要做到恭、宽和惠，信和敏是必需的。在《孟子·离娄下》也写道: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说，我关爱别人，别人也会关爱我; 我尊敬别人，别人也会尊敬我，总之我与人为善，我也会得到善。基于此，我们要为善、要关爱别人。之后的韩愈首次提出“博爱”并用来解释“仁”，比孔子的“仁者爱人”范围更大: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韩昌黎集·原道》) 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一说，提出不仅要博爱人，而且要博爱一切物; 人类和动物皆是朋友，要和平便要“四海之内皆兄弟”，要环保，更要“物吾与也”。

2. 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墨家开创者墨子的仁爱观是对儒家思想的超越与扩大，墨家强调“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的博爱说。墨子的“兼爱”强调一视同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要以“义”为标准去爱人。

墨子认为: “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 有义则富，无义则贫; 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墨子·天志上》) “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 所以，墨子认为，在道义上可以厚爱的，就应该厚爱; 在道义上可以博爱的，就应博爱; 这就是无等差的爱。德行、君上、父母以及年长的，都足以厚爱。但厚爱长者，却不要因为幼者年纪小便去博爱，近亲就厚爱，远亲就博爱，有最亲的人，却没有博爱的人。如果一味地以厚爱至亲为义，那就是只论亲情等差不谈道德人品的做法。

第二，墨子提出“爱人”也包括“爱己”。

“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子·大取》) 墨子认为爱人亦包括自己，所以应该爱己。在封建等级社会下，能看到自己，并明言爱人也应爱己，既提倡博爱又不忽视爱己，也不溺于利己中，这在中国古代实不多见。

与“兼爱”相关的便是“非攻”思想，墨子列举了许多战事的坏处，主张“非攻”。但他又区分了正义的战事和非正义的战事，如有人主动来犯还是要积极防御而不是因为主张非攻而坐以待毙。

3. 道教“积德行善”说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受道家思想影响深远。

在思想上，道教宣扬积德行善、得道成仙。在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倡导“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把是否行善积德看成能否得到善报并得道成仙的重要依据。为倡导行善，他提出一种善恶报应“承负”说，虽然有善人遭罪，这是他上一辈人作恶，他这辈子承负而来，若他坚持行善，他将会得福，而恶人得势是因为上一辈之福，他的下一代必将遭受报应。这种“承负说”指导人们坚持为善，坚定善念。东晋道教思想家葛洪说: “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抱朴子内篇·明本》)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道教认为，修道必须懂仁义道德，应以孝顺、忠诚、仁爱为本，做善事必不可少，有力者多为，无力者少做，不能不做，更不能作恶。少了即便服丹药也不可能成仙，多做善事，即使不服药，也可颐养天年。

在具体操作上，道教倡导一种独具特色且简单易行的“功过格”思想。所谓“功过格”，是道士用来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善言善行为功，记功格; 恶言恶行为过，记过格。其实就是一个日记本，记下自己的善恶言行，这样一日、一年就知道自己为恶多少，做善几何。因为人们总不愿自己过多于功，因此，“功过格”是一种促使人为善言善行的激励方法。(www.xing528.com)

4. 佛教慈悲思想

佛教自印度传来，其慈悲思想为中国民众广为信奉。 “慈悲”的根本精神是爱，“慈”侧重对人的关爱，“悲”侧重对人的同情，在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龙树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它将慈善思想的外延扩展到一种人所能及的可能范围，将慈悲扩展到一切有生物体，这种对爱的扩大，常被说成“大慈大悲”。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利他济世的思想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佛教中有个经典的慈悲利他的佛祖“舍身饲虎”的例子: 一天，佛祖的前身大车王子与二位兄长出游，于山林之中无意见到一只母虎与小虎奄奄待毙，顿生慈悲之心，准备以身饲虎。不想母虎畏惧活人，竟不敢上前撕噬，大车王子遂爬上高树，想摔死自己，结果被暗中保护。大车王子又用一根尖竹猛刺自己的脖子，瞬时血流满地，母虎舔血恢复了体力，吞噬了大车王子的肉体，于是八只虎皆保全了性命[12]。

佛教慈悲思想作为爱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布施与放生。在《大乘义章》卷二十中说:“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缀己惠人目之为施。”布施与今天捐赠类似，放生多指助人为乐。佛教的“放生”与“不杀生”直接相关，如果说“不杀生”是一种消极关爱的话，那么“放生”就是积极去“与一切众生乐”，对佛教来说，放生是一种修行，在《金光明经》、《杂宝藏经》中都有记载。佛教强调“业报轮回”说: 人的一言一行都在造“业”，有“业”必有“报”，无论做什么都应以慈悲为怀，有业必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祖教诲: 千万别作恶，作恶必得恶报，做人一定要有爱心，要行善，可能现在运气不好，但终究会得到好报的。

通过中西方传统的慈善理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西方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慈善传统。无论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还是中国儒家倡导的有亲疏远近次序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善成仙”，或是佛教的慈悲思想，都拥有浓烈的爱人济世情怀，它们都共同强调把爱扩大，倡导普遍的人类之爱，这种精神与志愿精神根本一致。志愿服务正是在这些传统的慈善思想土壤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志愿服务尽管起步较晚，但从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土壤来看，我们应对其充满信心。

第二，我们应正确看待慈善传统并加以合理利用。传统终归是传统，我们不能因有丰富的传统盲目乐观，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历史不同于现实，思想理论也不能代替社会实践，我们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加以消化、吸收、利用，然后去做、去行、去参与，否则只是空想。

[1] 郑建邦: 《国际关系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2] 姚新中: 《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 《圣经·出埃及记》，19: 4-6。

[4] 《圣经·玛窦福音》，22: 37。

[5] ［德］卡尔·白舍客: 《基督宗教伦理学》(下)，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7页。

[6] 《圣经·圣望》，4: 20以下。

[7] 《圣经·路加福音》，23: 43。

[8] 《圣经·玛窦福音》，5: 44; 《路加福音》，6: 27。

[9] 《圣经·罗马书》，12: 20-21。

[10] 卓新平: 《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11] 杨慧林: 《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2] 韩养民: 《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