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四女儿府：二院安身

同于一切闺秀，嫁出去了，自立门户，可是提起娘家，总不免眉飞色舞，我1935年走出北京大学红楼之门，近年来忙里偷闲，写回忆的小文，夸娘家的话也说了不少。门楣旧，可是可爱，连墙角的杂草也觉得比别人家的清秀。可笑吗？想不到在笑声中就迎来这娘家的百岁寿辰。仍拉闺秀来负比喻之责，我们是七七事变前嫁出去的，名副其实的老字号的姑奶奶，碰到这样的良辰吉日，当然更要动口兼动笔，夸，或上升为吹。幸而四面八方看看，校内校外，朝野，三教九流，上上下下，都在鼓足了劲，君子动口之余，还要从事各种纪念活动。我也应该学廉颇，不服老，说一些或写一些。可惜是可以说的早就说了，如果不想炒冷饭，还有什么办法？搜索枯肠，竟找到由己身下笔一法，具体说是，算作机遇也好，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却多有回娘家住的因缘，就说不过是身边琐事吧，比如与远走美国的陈世骧、牛满江等人相比，至少在“老娘亲”的眼里，我就荣居上游了。上，也就值得夸耀，以下说说这值得夸耀的资本。

我上学时期，北京大学也可说是家大业大，拥有三个院：第一院是文学院，在沙滩之东汉花园；第二院是理学院兼大学办公处，在沙滩西北景山东街（原名马神庙）；第三院是法学院，在沙滩东南北河沿。我念中国语言文学系，在第一院的红楼上课。可是与第二院的关系也不浅，有什么事到办公处要去，听普修课，听什么讲演，开各种会，到大讲堂，也要去。且说这第二院，原来是乾隆皇帝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府，光绪戊戌变法，拨给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作校址的，所以，虽然后来名排第二，论资历还是应该高居首位的。为了文不离题，以下只说与第二院的多种关系。

“靡不有初”，从第一次入其门说起。可惜七七事变以前的日记毁于战火，说时间，只能安于差不多主义。估计是六、七月之间，我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走投无路，到北京报考大学。报的第一处是北京大学，报名地点在第二院东部数学系楼（口字形两层灰砖楼，四面有廊）面南的廊下。此开卷第一回也。第二回是纸榜题名，估计是七月下旬，榜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题名之后入了门，四年之久，如开学报到，听胡适“中国哲学史”课，听某美国人讲演（徐志摩翻译），参加刘半农追悼会，见到赛金花，等等，事过多，只能从略。(www.xing528.com)

一晃过了整整二十年，是1955年6月下旬，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工作四年多，由教育部（在西城郑王府）小红楼迁景山东街新址，即原北京大学第二院（大学已迁至西郊原燕（yān）京大学）。我在语文室，属编辑部，在东部（数学系楼之北）原北京大学生物馆（工字形，两层）楼上西北角办公。其时我住在鼓楼西后海北岸，除休假日以外，都是早晨骑车前往，在其中盘桓一整天。写稿、看稿等之外，也不少酸甜苦辣。幸而由老祖宗那里学来少说话、多磕头的保身之道，虽然在多次运动中不免于胆战心惊，以及在大革命中扫地、刷厕所、请罪等，与有些人相比，终归是福多于祸，或者说，平安地混过来了。遗憾的是自1969年8月起，不得不离开这货真价实的母校二院，而一别竟至十年之久。先是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约两年，接着是转徙于家乡与北京之间约七年，1979年年初恢复工作，因建筑新楼，到是年10月又走入母校的第二院，过写稿、看稿的生活。

城内的住房于上干校期间扔掉，只能暂住在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往返过于费精力，由1981年5月起，承社内照顾，拨给住房一间，从此我就不只可以出入母校，并进而住在母校了。计自1981年5月起由升堂变为入室，到1997年4月迁出，总共住了约十六年，其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也就只能存在心里了。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出版社未迁出，我就有时还可以（甚至要）走入母校第二院，这样，说句安慰“老娘亲”的话，我是虽然走出红楼，心，以及身，却还是偎依在母校的怀抱里，并希望永远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