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考古风：强有力的疑求实办法

老北大说的是西南联大以前的北京大学。余生也晚，三十年代初才考取，得出入红楼，为了利于考信，或者主要就说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考古，也可称为考证，指有些今日看来还重要的史事，流传的说法迷离恍惚，或可疑，就想根据文献以及常情事理，弄清楚其本来面目。这里称考古不称考证，是因为其时之风，刮得许多人对周、秦、汉及以上更感兴趣。这许多人，当然限于研究中国文史哲（旧时也称为“国学”）的；只是因为已经成为风，文史哲圈外的人也就把考古看作大学问，顺流而下，要能够写出《××××考》，刊入《国学季刊》，才能成为知名学者。这情况，以及应如何评价，生也更晚的人会感到很生疏吧？我想就我的所知说几句。

大约是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机遇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这怕即《论语》“畏天命”的畏，源于与天命对比，会感到己身过于弱小。我是凭借这考古风的机遇，才走入北京大学之门。详情可以略说，是招生考试，国文科的作文出了四书题，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语出《论语·季氏》），我还记得小学时期曾考中秀才的刘阶明老师所教多半部《孟子》中的一些语句，就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梁惠王上》）一类话，抄入考卷，《孟子》，古也，于是借风力之助，就得了高分，虽然外语平平，数学很差，也就勉强考上了。截止于此时，打个人的小算盘，我应该喊考古风万岁。

入学以后，原来的斜风细雨变为正面吹来，中国语言文学系，史学系，教师（包括外校来兼课的）大多是知名的学者，上课讲，下课写，内容常常与古事的考证有关。这有如新潮的女性，上皆红唇，下皆高跟，虽都不作笺注，也等于说唯有这样才是美，于是红楼内外（外到一切流行国学之地），就都认为只有考古才是大学问。表现于红楼之内就更为突出。单从学生的感觉方面说，整个楼，以及楼内的各个室，直到楼道，像是都漂游着一种气，可称为学术空气，气由人及其所治之学组成，这人，这学，主要就是考古。变为具体说，借用各种剧的名称，演主角的是顾颉刚、钱穆、胡适等。顾先生写了不少考证文章，说不胜说，可以举创编的一部大书为代表，曰《古史辨》，总的考古之风，以在这部书里刮得最大，因为参与的人最多，涉及的面最广。钱先生闭户深钻，写了一本分量特重的书，曰《先秦诸子系年》，此外还发表过《刘向歆父子年谱》，印过《老子辨》等，也就成为红楼中考古大军的闯将。胡先生出身复杂，头上有外国大学的博士帽子，可是走准辜鸿铭的路，穿长袍，不怎么谈杜威，而钻中国古典。钻的面特别宽，上课讲《中国哲学史》（上卷），这就不能不碰老子（或《老子》），于是因年代问题而与钱先生争论；不能不碰孔子，由此因缘而以后写了《说儒》，说查出身，儒本来是吹鼓手。儒碰了，道碰了，还有佛，他也不放过，写了一些考证早期禅宗的文章。这是目光由先秦下降到南北朝，又于是，后来就发展为考《水经注》。还要降，一方面是学科，降到“小说家者流”一方面是年代，降到清代的康雍乾，具体说是写了批前定后的《红楼梦考证》。以上的星星点点是主角的考古活动；还有配角的，人就更多，情况就更加复杂。多而且复杂，只好点到为止。人，常在眼前活动的有孟森、钱玄同（常署疑古玄同）、余嘉锡、孙楷第、俞平伯、唐兰、魏建功等。作品呢，太多，可以举一点点老派新派都会感兴趣的，是孟森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不可能入清宫，可信；俞平伯写文章，不只一篇，推想杨贵妃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浮海到日本，不可信。

语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还可以说说我们坐在讲台下听讲的。多数是羽毛不丰满而也想飞。比如现在还记得，因为对考得的新说，如夏禹王是个虫子（出于顾颉刚先生）、《楚辞》地名都在江北（出于钱穆先生）之类特别感兴趣，就也想缘木而求得一条大鱼。化为实行是钻入故纸堆，上下左右而求索。有些人真就找到点什么，如一些同学，后来也走入学者之群的，史学系的邓广铭、张政烺、杨向奎、高去寻（往台湾）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周祖谟、吴晓铃等，像是也就有《××××考》之类文章问世。总之是其时的师与徒都扑向考古，这股气流就形成强有力的考古之风。

可以问问，或时过境迁可以问问，好不好了。几乎任何事都会有缺点和优点两面，考古风似乎也不当例外。人各有学见，我说我的看法。先说缺点，是离现实远，费力很多而用处不大。可以举个突出的例，二三十年代，钱穆先生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两千年来的今古文之争，可谓有缕清乱丝之功，称为大著作，不会有人反对。可是与也曾是红楼中人的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写的《新人口论》（当然也是大著作）相比，至少是由实用方面看，轻重就不同了：今古文真相如何，争论，谁胜谁负，限于书呆子，不知道也关系不大；《新人口论》就不同，照办与批判，结果是少几亿人口与多几亿人口之差，这关系就太大了。关系不大而费力不小，向往之而成为风，总不当视为完美无缺吧？(www.xing528.com)

接着说另一面的优点，由我看，不但有，而且不只一家。可以分轻重，先说轻，后说重。轻是可以由分工的原则方面看。人多，比如当演员可以出风头，也可以说演好了有大贡献，可是一个社会，要运行，要延续，总不能都去当演员。这就可以推出，既然考古也是人类可有的活动，有人去考，我们就不当说不应该。还可以由知识的价值方面看。古代的情况，即使琐细到刘白堕酒的酒精度数，我们总要承认知道比不知道好，况很多事，如有些书是否为后人所伪造，由文化史的角度看，知与不知关系甚大乎？

再说重的，是可以培养“不轻信”的思维习惯，或由正面说，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放眼世间，或凝缩为人之性，轻信是最容易的。“传统”说小脚最美，就用力缠；“权威”说坐在宝座上的人是奉天承运之圣，忠于他乃无上光荣，就死心塌地当驯服工具。所以轻信的结果必是产生大量的（至少是精神上的）奴才。大量的人甘心为奴，还能大言什么灿烂文化吗？考古之风是推重“疑”，意在求实，办法是无征不信。这样的思辨活动，中间穿着一条线，是问“为什么”，追求“所以然”。显然，这样问，这样求，如果有所得，就少失误的危险，暂无所得，也可以少盲从的危险。

也许失之夸大了吧？那就改为说，对于许多在眼前晃、在身边响的说法，我的想法，疑而后信，总比不疑而信好得多。考古之风至少有这么个贡献，是教人生疑。我出入红楼四年，如项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如果一定要说未空手而返，那所得就是由考古风来的不轻信。其后我见异思迁，由故纸堆出来，未能逍遥，又钻入西学。读了些有关求知的书，疑的程度反而加深了。其结果呢，对于宗教性质的，如依某种教义而行，可以使娑婆世界很快变为天堂，凑热闹性质的，如曹雪芹的画像、故居、遗物等等。因为无征，就都报之以不信。或曰，你这样一人向隅，就不计己身的利害了吗？我想答之曰：君何必曰利，亦有心之所安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