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母校北京大学百岁寿，道不远人

母校北京大学比我年长十一岁，明年满百岁，几天前有人通知我这老学生，说应该写几句，以示庆祝。我说我是应该写几句，不只以示庆祝，还要表示感恩。什么恩？使我获得不少知识，家家如此，可以不说。应该说的是使我增长分辨是非的见识，如此，马齿加长，我才不至随着大流，喊今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大恩。还有小恩小惠，比喻校门内为娘家，红楼内听讲，图书馆内看书，都是吃娘家饭。女大当嫁，真就嫁出去了，改为要自己养自己，升堂面对学生，入室面对稿纸，既未张口结舌，又未曳白出场，这一点点谋生小技，也是由娘家带来的。还想顺着稿纸往下说。1988年母校九十岁，我应校刊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怀疑与信仰》，编入祝寿性质的《精神的魅力》（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我写闲话式的文章，许多题材来自母校，单是“红楼点滴”就写了五篇。之后，近两三年写回忆录性质的《流年碎影》，母校那一段写了十个题目。这都可以证明，一方面，娘家家大业大，灶前门后，打扫打扫就可以填满肚子；另一方面，我这嫁出去的姑娘不争气，应该自立却还是常常不得不吃娘家。争气也罢，不争气也罢，事实是吃了，纵使是娘家，也应该感恩，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时间不怠工，一晃到了百岁，又该祝寿，可以说说的，人，老老小小，人以外，房屋院落，直到曲礼豳风，几乎都说了，还说什么呢？由搜索枯肠到急中生智，居然想出一条路，是受到《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回的启发，“分久必合”，我以前写母校，说人说事，主旨都在指明特点，或不避吹牛之嫌，宣扬（我认为的）优点，这优点是尊重学术自由，求真，讲理，容忍异己，等等，多方面，能不能综合为“一种”，或名为什么“精神”？想想，像是可以，甚至应该，因为学术自由，求真，讲理，容忍异己，等等，都是母校的生活之“道”的诸多方面，而道，照孔门的旧规，是应该“一以贯之”的。这“一”是什么呢？我的想法，只能是“看重人”，或说人本位。至此，祝寿文的命题也就成为易事，办法是追随昔日的学官，到四书里去找，而刚走到《中庸》就碰到“道不远人”，拿来古为今用就成为，母校的高风吹及各处，而“乍起”之点则是以人为本。

这样想，要讲讲理由。想分作体和用两个方面，先说“体”。体是以人为本的哲理的根据，用平常话说是为什么要看重“人”，不看重就不可以吗？无法证明不看重就不可以，也就无法证明生而为人就要看重人。不能证明而认为对，认为合理，是直觉的对，直觉的合理，或干脆说是信仰。这类的信仰，我们总会接受一些，远而大，如相信有外界，近而小，如相信活着比死好，皆是也。应该看重人也是这样，其性质为信仰，我们接受，态度可以是孟子的，他在《孟子·尽心下》篇说：“民为贵。”只是断定而未问理由。如果患有哲学家凡事都要追问理由的病，也只能走康德的路，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第一编第三章里说：“道德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人不是，可是他要视自己的人格为神圣。人用来便利自己生活的一切事物是手段；只有人是目的本身。”（根据T.K.Abbott英译本意译）说人是目的，是“自”重，也许竟是无根据的狂妄，但人要活得好，就只能这样。我的体会，总的，母校的校风，零星的，人对人，人对学，都是建基于看重人的信仰上，纵使没有人明说，甚至没有人觉察到。这样说，我是独具慧眼吗？不敢，姑且算作提这么个问题，多年来，外人赞扬，我们自己自负，究竟有没有个值得赞扬、值得自负的一以贯之？依理说应该有，那么，除了看重人（变为大话是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体方面难说，那就转为说“用”的方面。用，即在看重人这个信仰的统辖或陶冶之下，学校圈圈里的人，就主流说是怎么立身处世的。可以分作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先说对己。由表面现象入手，我未上升至于登上讲台发正论或歪论，只说坐在下面听讲的，多少都有些傲气。如果电脑再改进，能把人的心理状态化为语言，先发问：“你凭什么骄傲？”他或她会答：“因为我是北大的。”这种傲气常是更明显地表现为孤芳自赏。记得我曾介绍一些由校外人看来难于理解的现象，如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一学期终了，竟有不少人不知邻座那位尊姓大名，尤有甚焉者，在西斋住同屋（南北一个长条，中间挂布帘），一年半载，竟有也不知另一位尊姓大名的。何以竟至这样？因为都有傲气，就都不肯先开口。这傲气来于一种自负或自重的心理状态，即脚在地上，眼睛却往高处看。这高处是确信为有大价值的，通常是“学术”。暗想化为明说是：许多先进是人，有大成就，我也是人，就应该向上，不与草木同腐。其结果形成校风，就成为尊重学术，尊重学术自由。立志献身于学术，就不能不较真儿，于真假中取真而舍假，于是非中取是而舍非。如何分辨真假和是非？深入思辨，最后的裁判权只能交给“自己”的“理性”。高举理性，同时就不能不贬低传统，贬低权威。那么，就都破了吗？显然，要的同样不少，那是多种自由，分着说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等等，总而言之是争取做独立、向上、有大价值的人，而不充当工具。我觉得，这一切就都是由“人本”的信仰来。(www.xing528.com)

再说对人。这很简单，是像看重自己一样，也看重别人。这有没有哲理的根据？康德以为有，记得在上引同书的某个地方他说，人，要像人那样对待他，因为他是人。这证明是蹩脚的，与儒家说“仁者爱人”而不求证正是一样。其实不如干脆承认为信仰。看重人的信仰，表现于对人，上升为一种精神状态是“容忍”。容忍有范围问题，或对象的性质问题，为了减少头绪，这里限于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意见，或不同于己的意见。对于这样的意见，有的人是举起鞭子。北大的校风不是这样，是容忍，具体表现是：尊重别人的不同于己的意见；然后是用自己的理性衡量，认为不可取，就坚持自己的意见。显然，这就有利于弘扬学术，避免真的、对的被假的、错的赶跑了。由实而虚，也可以在讲道理的场地，保持个雍容揖让的风度。

我是1931年入学、1935年毕业的，其时蔡元培先生已经不长校，有人说，我有幸，还及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流风余韵。我呢，算作希望也好，总觉得这既重己又重人的校风，虽然与蔡先生的品德和行事有密切关系，却不当随着蔡先生而来而去，也不当随着不同时代的风风雨雨而来而去。仍比喻为娘家，是朱门大户，不单单是家大业大，而是有光荣传统的家大业大，时间拉长，百岁，千岁，万岁，人难免更替，这光荣传统，甘居中游，要坚守而勿失，力争上游，要发扬而光大之。我，以及曾一同出入红楼的那些尚食息于此岸的兄弟姐妹，都老了，借用烛之武的话说是“无能为也已”，但是我们希望，也相信，“后生可畏”，称为光荣传统也好，称为家大业大也好，既然自负为“北大的”，就必能知道“北大之所以为大”，并珍惜之，继承之，求发扬而光大之。古诗有云，“生年不满百”，而母校呢，满百了，当然既可喜又可贺。如何贺呢？有人蒸寿桃，有人买寿面，我这老学生适应老的条件，还是愿意夸夸我认为最值得珍重的老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