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题。因为早已有“钱学”流行，所以这里可以只举姓而省其名。小书指《钱锺书散文》，显然对大书而言，大书是《管锥编》。何以不写读大书？因为太重，扛不动。写小书也有因缘，是此书的责任编辑，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女士来，送了一本，年来我读书刊报纸都是守株待兔式，兔触株矣，自然就要翻开看看，何况是钱先生的大作。其中大部分文章过去看过，所以费的时间不多，生书加重温，一天多就看完了。语云，开卷有益，我是常常还开卷有感，或说增益新知，太多，想避重就轻，只谈零零碎碎的所感。
由“散文”说起。它有广狭二义。广是与韵文对，如佛门所谓“长行”，凡不押韵的都可以算。狭是限在文学作品以内，与诗歌、小说、戏剧对，此义由西方来，所以要像法蒙田、英兰姆写的那样才能算。那样是什么样？勉强说是一，题材贴近生活，二，抒情，三，用轻灵流丽的文字表达，四，唤起读者的同感。钱先生散文未收《管锥编》，可见不取散文的广义。那就成为取狭义吗？像是也不然。近年来宣扬法治，可是未颁布散文法（大概永远不会颁布），无成文法可依，做定性分析，只好用随大流法。大流中包括不少个体，任举一位，钱先生未必接受，那就举杨绛先生。《杨绛散文》，也是罗俞君女士责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看目录，有“阴”“回忆我的姑母”“孟婆茶”“老王”之类，钱先生的散文里没有。有什么呢？不管体裁如何多样，内容都是“学识”；换句话说，所抒发的不是“情”，而是知识和事理。显然，读者开卷，对应的心力就要是理智，所得也只能是理解。散文就不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吗？没有人说不可以，也难于找出人人都首肯的理由说不可以。但不同于一般是事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不同于一般的事实。
还有非一般的，是钱先生的所作，也许《围城》是“半”个例外（有不少话也富于哲理味），读者都感到难读，眼移动要慢，心中再思三思，有时仍不免有难于消化之苦；扔下吗，可是又确信其中多有精义在，舍不得。这本散文也是这样，读，不能像小说那样，一目两三行，梳理情节，也不能像一般散文集那样，一目一行，顺流而下。要一句，甚至一个词语，入目，停一下，想想其确义，有所得，甚至已经确信所得不误，还会生疑，是不是深度与作者的所想还有距离，甚至大距离？举《一个偏见》的开篇一句为证，“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其难不下于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的“无”。书中这样的显现“智慧的灵光一闪”的语句触目皆是，读，当然就不会容易，而如果能深入下去，则所得之浅者是知其所未知，所难知，深者是求真知和深知的金针。这样说，读这二位贤伉俪的散文集，终卷必有所得，而所得不同，杨先生的是银耳，钱先生的是金针。金与银都贵重，但性质不同，也就要分别对待，仍说书，《杨绛散文》可以入天禄琳琅，《钱锺书散文》就应该入琅嬛福地。
写能入琅嬛福地的书，其人会是什么样子？想由书上溯，也说说人——人的一个方面，何以能有如此高的造诣。我的闭门造车的想法是多半来于“天资”，少半来于“功力”。突出天资，有的人听了会皱眉，其实这是实况，决不会因为有人皱眉就成为虚妄。无妨举事以证之。《红楼梦》中香菱能学会作诗，傻大姐能学会吗？或“能近取譬”，读书多，遍及古今中外，不只钱先生一人，有谁能写《管锥编》这样的书？不抬杠，且说钱先生的天资总的表现为智力超常。分着说呢，可以标举四个方面。其一是敏捷，即学得快，所以能通多种语言；读得快，才能古今中外，过目那样多。其二是记忆力好，我推测，大概听过看过的都记得，所以才能笔下“其书五车”。还可以从这本散文中找个最鲜明的证据，是后附的《石语》乃事后追忆，清楚确切如今之根据录音整理，使记忆力很坏如我者不能不震惊之后继以叹气。其三是联想力强，是拿起笔，凡有所述说，大多是由此书想到彼书，由此意想到彼意，书书，意意，如灯中走马，连续不断，与读者的印象是应接不暇。其四是悟解力超众，所以纵使是面对日常事物，也能见人之所未能见；而所见呢，只是理深，不是玄（如宋儒之由圆物想到无极、太极）。
这样的天资加功力，如种瓜之得瓜，必有结果，这果就是一般人不能及的成就。举个使我叹为观止的例。书中收一篇《读〈道德定律的存在问题〉书后》，我过去没读过，因为我昔年对这样的问题也曾感兴趣，用过一些力，就先读这一篇。文不长，却触及道德律与自然律的分别，再伸张，就会成为因果规律与自由意志如何协调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我是大学毕业以后，直到四十年代，读了些西方讲道德哲学的书，才略有所知的。而钱先生这篇文章则写于1933年10月24日，其时我还在北大红楼教室里听讲“枯桑知无风，海水知天寒”，对比之下，就不能不惭愧无地了。
如果如京剧演员，人都要属于某一行当，钱先生应该划归哪一种呢？多数人会说是“比较文学”。看了这本散文会感到，划归哪一种也不合适，因为他是文武昆乱不挡。即如谈道德规律，就充分显示他的理解正如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潭水，既深且清。谈其他多种学科也是这样，只抄一处我最喜欢读的：(www.xing528.com)
并且，进一步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第85页）
像这样的话，真是字字闪耀着“大智”的光芒。只是可惜，入《使徒行传》的人物，虽然口头不离“辩证”，却难得悟入了。
推崇得过高了吗？估计有人会这样看，因为分明记得，有一篇谈“钱学”的文章，就曾举出一位年未必高的，对钱先生的成就有微辞，说失之小巧。人各有见，也就可以各言其所见。我这篇小文是言我之所见，也许如吃过糖瓜的灶王老爷，“好话多说”，坏话藏在喉咙以下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而是我还有一点点自知之明。
1997年11月7日于“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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