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薪集》：关于语文教育的评介

近一个时期，承友人告知，也算一阵风吧，刮来个有关语文教育的问题，具体说是缺点很多，必须改革。记得还是三四个月以前，有个期刊的编者想来访问，让我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谢绝了，理由是，不要说改革的办法，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我应该清楚，因为我既教过语文课，又编过语文教材。教过、编过是事实，但不清楚同样是事实。那么，就承认这不清楚，也可以说说所以会如此的情况吧？

想了想，真是一言难尽。顺“追根”之风，由学语文的目的说起。旧时代，比如限于明清，比较容易说，是低标准，能用文字应付日常生活；高标准，能作八股文、试帖诗等，以期能够金榜题名。针对这样的目的，入书塾，读三百千、四书五经等的办法，会不会也有问题？这要问张志公先生，因为他是研究过旧时代的蒙书的。只是可惜，他志不能胜命，过早地往生净土了。

改为说新时代，与其他课程如数学、物理之类相比，语文课的目的、教材、教法都是难言也。任何课程都有内容，这方面的难言是，其他课程性质单纯，形体明确；移到语文就成为性质复杂，形体恍惚。门内、门外的人都承认，语文课，如课名所示，要学语文，以求能够读旁人用语文写的什么，以及用语文表达自己的情意。可是文字连缀成文，都有内容，如《论语》《孟子》是用文字写的，《老子》《庄子》也是用文字写的，可是表示的立身处世的态度大不同，读，会有所吸取，这就必致引来学习读写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也就是使情况变为复杂。举我们亲历的事为例，几十年来，语文课本选材，应否政治第一还是宜于兼顾甚至艺术至上，总是争来争去，而直到现在也未能取得大家都首肯的结论。但课本还要编，怎么办？我看是如面对歧路，不知走上哪一条好，就只好原地踏步。化为具体是仍旧政治第一，至少是兼考虑政治。结果呢，自然是有些入选的文章只是红，却未必宜于诵读。文言问题也是这样，单是要不要，争了若干年仍是没有结论。举棋难定，又是不得不编，办法像是劝架式，两不伤：有些人说有用，就仍收文言；有些人说无用，就减一斤为八两。其实，稍一思索就可以知道，学文言，损之又损，必学不会，则选讲几篇，除了浪费时间、使学生头疼之外，恐怕不会有什么获得。

缩小范围，脱离政治，假定都承认语文课的目的，或首要目的是教会学生能读能写，问题是不是就烟消云散，至少是化大为小呢？也不然。能读与能写间，后者形体明晰，地位重要，姑且只说能写。限于低要求，是自己的情意值得说说，化为文字，能够条理清楚，明确易解。这个要求确是不高，可是与实况（假定为中等学校毕业）对证，我们就难得心情舒畅，因为能过关的总是少数。这是个老问题，新时代有，旧时代也有。有志者都想解决。专说新时代，五十年代初，我们曾采用“重知”的办法，其意若曰，多吸收语言方面的知识，能够掌握语言规律，则运用必不成问题。设想之后的行是编汉语课本，中学语文课中分授文学、汉语。编的工作，我参加了。费力不小，单是采用什么样的语法体系，就讨论了很长时间。终于依次印出来，为慎重，暂不全面铺开，由少数学校试教。试的结果如何？还没有确定答案，又自上而下来了新决定，是文学、汉语分未久而合，仍名为语文。重知的办法停止，但留个小而又小的尾巴，是课本里塞入一点点有关汉语的知识。一点点，以及设想的多，对于培养写的能力，真会有药到病除的成效吗？有不少人说，至少是在中等学校，抠语法，教师和学生都费力不少，至于效果，说有说无，“洋”学堂，外的条件好多了。可是还有新问题。其一是有不少学校条件差，没有书。其二是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没有精力和时间读写，或者还要加上，没有兴趣读写。这情况化为问题，写入考卷，是要求多读多写派答的。不知别的同道怎么样，我是有自知之明，着急而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www.xing528.com)

自知之明此巷不通行，只好转向他知之明，向研究语文教育的专家求教，听听他们有什么解决问题的高见。恰在此时，北京市第五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老师送来一部名为《采薪集》的书稿，意思是让我看看，希望表示些评介性的意见。我多年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滥竽充数，对于语文教育的情况，虽未能深入调查研究，却多有所闻。所闻有印象深的，其中之一是北京市第五中学的语文教研组实力雄厚，由校领导起，以及诸位教师，都有敬业精神，多少年来，既深入研究有关理论，又探索改革教学的办法。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结果就表现为成绩突出。成绩的一种，应该说最值得重视，是学生的语文程度比较好。读，写，大致都过得去。成绩的另一种，当然也不可轻视，是八十年代以来，主要是九十年代，出于语文教研组诸位老师之手的专著和单篇论文，单计已发表的，可能在二百以上。这些力作，我见过一点点，感到都是道理圆通而办法可行。这本《采薪集》收有关语文教育的论文四十余篇，由吴昌顺、梁捷、陈宝富等二十余位老师执笔，内容讲到语文教育的诸多方面。如上面所说，语文课问题多，短时期，求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但有志解决问题，并真就动手做，而且是大举，写出来，与全国有志改革的人共同研讨，这条路是走对了。可以预期，有这样的登高一呼，响应者必不会少，则众志成城，纵使问题多而难，多变少，难变易，总是不成问题了吧。

1999年1月5日于京华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