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是未能满六十，就扔下诗笔，离开那个因在上者胡闹而小民陷于水深火热的世界了。我也曾有过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水深火热的日子，可是不只活满六十，有机会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干校去接受改造，还贫贱归故乡，活过古稀不往生净土，赶上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用我这样的九字号的眼看，改而开，变动最大的是，拿笔写点山呼万岁以外的，甚至小我肚皮以内的，只要与大政关系不很近的，就不再有加冠发往北大荒的危险。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较之饱暖更为基本的是安全，因而安全也就更容易生闲事。且近取诸身，说我自己，所谓闲事是旧病复发，如古人所说，“情动于中”就想拿笔，“形于言”。大致是从80年代早期开始，上班工作之暇，或奉各种渠道之命，或因有什么感触而生情生意，就抽笔伸纸，写成或长或短之文。其中闲话式的不少，也有些是正襟危坐集章节为本本的。借读者和有权发排诸人的江海不择细流的盛德之光，这些不三不四的所谓作品都问世了。其中还有些选本，即拿到王家门前卖过又拿到李家门前卖的，多种因缘和合，也就顾不得惭愧不惭愧了。选本所选多为零零碎碎的闲话，推想是图看着省力，又可以帮助消闲。想不到会有意外找上门，是安徽教育出版社来约稿，言明也印选本，所选篇什不是闲话式，而是学术性质的。
听罢，我吃了一惊。我有什么作品可以称为学术吗？旁观者清。旁观，有站在近处的，是相守六十年以上的老伴，所见，用她的话说是“样样通，样样稀松”；有站在远处的，是山西某君，所见，形于发表在多处的鸿文，是与某先生比，我的文章不好，因为没有学问。这来自近远的己身外的意见，殊途而同归，我不能不心服口服。此知也，延展为行就成为，向由合肥远道光顾的唐元明先生声述，我的拙文不配称为学术，无货，不敢以伪劣相欺，请求收回成命。我希望我的声述能够收效，可是未能收效，因为人各有见。来人说，他们参考舆论，经过研究，认为编印学术性质的选本，我应该算作重要的一家，他们主意已定，请勿客气云云。且夫九字号的，开卖文小铺，有主顾上门，总会高兴得忘其所以的，于是依世风或什么定律，立即变坚决为犹疑，说：“等我跟熟人商量商量吧。”在情理之内，与我相比，熟人大多是小字辈的，很愿意我多得些浮世之名，连带的卖文小铺也风光，就劝我点头，并且说，如果我精力不够，他们可以负责选编，只要我指点指点就可以。就这样，算是经过商量，决定我动口，一个助人为乐的熟人高莉芙女士动手，选编这本名为《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张中行卷》的书。开工之后，才知道也要动一下手，是写自序。而且经这位负责选编的高女士转告，序要写得内容充实，门面话不多而字数不少。我的体会，这是希望我总的谈谈与治学有关的诸多方面吧？主顾是上帝，只好搜索枯肠，写。
关于治学，我也是老一套，如果说还略有所知，那都是来自书本。书本当然指自己读过的。这方面的情况，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我与读书》（本书已收），较全面但也只能概括地说了说。情况大致是：小学时期读了不少旧小说，除熟悉一些祖传的故事以外，还学了些运用语言文字的方法，比如读文言的能力，就是靠读《聊斋志异》入了门的。师范学校六年，课堂内学了些浅近的新知识，读书主要是课外，所读的绝大多数为新文学作品（包括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大学四年，读书的主流是钻故纸堆，由卜辞、金文直到康有为和王国维，所谓国学范围之内不过于冷僻的，大致翻了一遍。也许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所讥，“漫羡而无所归心”吧，走出北京大学红楼之门就真改了行，可以总的说是由中土转向西方，所读很杂，举其大略是各门类的科学常识和哲学，尤其人生哲学和方法论（包括知识论和逻辑）。这也许应该算作岔入歧路吧？可是时间不短，十年以上。所得呢，说两句自我陶醉的话，或大吹其牛的话，是从一个角度说，未能如英国培根所希求，“终于信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算是年及不惑，就真能步孔老夫子之后，“四十而不惑”。其时是1949年，之后还吃喝拉撒睡，自然也就不免要读点什么。缘木求鱼式变为守株待兔式，即碰巧送到眼前就翻翻。其中有新《圣谕广训》，这类书有优越性，是不用花钱买；也有不优越的一面，是无论如何肤浅，如何荒唐，要装作信受奉行。装，没意思，所以渐渐就学来对应之道，是凡不要求交学习心得的，就不看。《圣谕广训》以外的呢？多而杂，且时间长，几十年，真是一言难尽。但也未尝不可以综合而言之，是获得新知不少；至于对己可“不惑”之所知所信，则几乎没什么影响。
事大致交代完毕，因为不能离开主题“学术”，顺流而下，就要谈谈得失。失多，或失大，先说失，是未能专攻一两门，以致只能年复一年，在所谓学术的门外游荡，既不能升堂，更不能入室。这种半瓶醋的情况，会有名和实两方面的影响。名是不能挣得一顶什么“家”的帽子，也就不能有这方面的荣誉。有些人则不然，如我的同学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我的朋友周汝昌先生是红学专家，人称之，自己觉得，都很美吧；我则什么也不是。且夫名者，实之宾也，舍名务实，情况就更加严重，表现为谈起什么，像是都知道一些，及至深入一追就露了馅，原来本钱很少，并不能做大生意。此即老伴所评“样样稀松”是也。不过老伴终归共过苦，贬之时也不少善意，这是前半句说的“样样通”。通，得也，想即借此束自内室之光，说说得。其一是失来自杂，得也来自杂。杂是所读方面广，会有利于常识的增多，常识指人类文明发展到现时，各学科入门书所讲述的那些知识，非专业的文化人能理解、其真实性又大致不成问题的。这样说，所谓常就未必少，也未必很浅易。可是生于现时，算作理想也好，总应该费些时间，用些力量，求尽量多吸收一些。多吸收有好处，比如常识中有本国的史部，知道许多所谓圣主都杀人如麻，面对今上喊万岁就不会力竭声嘶；常识中有外国的人类学，知道送死者的办法五花八门，就不会认为祖传的葬法是世间最好的。喊万岁无力，不热心卧棺入土，有什么好处吗？又是人各有见。我说我之见，是因为一生喜欢杂览，自信还有些常识，也就不会被宣传、广告之类的风刮得东倒西歪。以下说其二，是杂之中有不少书是讲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以及哲学知识的，读，比较费力，而且没有小说那样的趣味，可是，我觉得，有大用，是能够培养分辨虚实、真伪、对错、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的能力。说培养，是人生来都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可是面不够广，程度不够深，碰到什么事或问题，需要自己评是非，定取舍，会感到力量不够，甚或无自知之明，认燕石为美玉。科学、哲学之类的书是追求事物之所以然的，信什么要有理性不得不接受的坚实证据，就算作一种训练吧，成为思考的习惯成自然，就不会经过卦摊，从众相信《易经》能够推知流年祸福；拜受教条，从众相信依之而行，贫困而混乱的社会很快就变为既能享受又无压榨的天堂。或曰，如此这也不信，那也不信，会得什么利吗？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心之所安而已矣。还可以说个其三，是唯其杂，反而容易对比，融会，形成个什么“理”，一以贯之。这“一”是评是非、定取舍的标准，这里限定“价值”范围以内的，我的“一”是什么呢？当仁不让，或说“非曰能之，愿学焉”，是“人文主义”，意义是，评定是非、好坏、善恶、美丑，都要以能否使人（平等的大众）的生活美满、向上为标准，能是正面的，应该尽力求之，否是反面的，应该尽力弃之。显然，既已“一”而且“贯”，就必可以到处适用。比如可以伸张到道德学，同意边沁的看法，说能够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行为是善；伸张到美学，同意桑塔耶那的看法，说美是快乐的对象化。大事化小就更容易说了，如抄家与不抄之间，戴帽与摘帽之间，我们说前者坏而后者好，只要也接受人文主义，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抄家、戴帽之类事呢？且走一次唯心论的路（即不触及制度），是有的人只要“一”而不要“贯”。可表现为多种，如“一”个人说了算，许多人因挨整而不能活，“一”个人心里舒服，皆是也。古人劝善，提倡推己及人是求“贯”，这“贯”即康德所说，“人要当人对待，因为他是人。”话太平常了，不幸是有的人不信这个，手中有大力就不把人当作人对待。如此，痛定思痛，我宁可还是顽固不化，说这由杂览来的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纵使远离某种斗争的教义，我是直到现在仍旧认为应该谨守勿失的。(www.xing528.com)
所守是装在心里的，又是根据“天命之谓性”，由会向外走，即有适当机会就愿意说给别人听听，写给别人看看。单说写，是进入80年代，用不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从事的。一靠公家宽厚，睁一眼闭一眼，不算细账；二靠自己抓紧，比如星期日永远不休息，永远不看戏、不看电影，积少成多，拿笔的时间，以年为单位核计，应该说不算少。成果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近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的“作品集”为准，大致写了四百万字。有可以藏之名山的吗？幸而还有自知之明，曰没有。但也是来于自知之明，是不管内容如何浅陋，如何不合时宜，都发自肺腑，没有为利禄而歌颂，说肉麻话，说假话。那么，这“真”由内的情意变为外的文字，都是属于“情动于中”的性质吗？这是问以何因缘写这些。答，很惭愧，是：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占少数；绝大多数是碰个机会，随缘，有的甚至是本不想写，打鸭子上架。两种情况，像是都应该举例说说。先说不吐不快的。很多是小零碎，如《药王庙》是追述念小学的情况，就是因为有难忘的怀念之情，愿意形诸文字使之更明朗。也有大块头的，如《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反对传统的推崇忠君的气节。问题复杂，说清楚不容易，还会引来不重视气节、甘心堕落的冷嘲热讽，可是也就因为痛恨一个人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憋在心里不好过，还是知难而进，写了。还有系统化，成为书本的，如《顺生论》就是。自信为在这方面有所见，愿意说说供人参考，就写了。再说占多数的随缘。零碎文章，很多是这样的。情况多种，但可一言以蔽之，是约稿。其中由宽到严，可以列为一长串。比如“给我们写一篇吧，什么题材都成”，是宽。“我们有个读书栏目，希望给我们写一篇”，从命，就不得写反腐化的。还可以更严，是提出问题，要求用笔答。最严的还有受命写序文，要紧贴着书稿“上天言好事”。写成本的书呢，也有随缘的。如《禅外说禅》，是因为曾为香港写一篇谈禅和语言艺术的文章，他们希望扩大，全面谈，才拿笔的。又如《诗词读写丛话》，因为上海张
之先生曾约写讲诗词作法的文章，虽未写而心中略有数，偶然得闲，就起用旧存，写成一本的。
至此，可以问问，或说不得不问问，上述的这些竹头木屑，也可以称为学术吗？仍信旁观者清，向一些熟人请教。答复竟是多数可以算，理由是：严，系统介绍知识的当然要算；宽，讲道理而有书卷气的也可以算。这样说，是除了纯抒情的所谓散文，以及平平仄仄平之类以外，都可以加学术作品之冠了。开卖文小铺应该欢迎生意兴隆，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定性标准。然后是动真格的，选。大致是两个标准。其一是估计读者会比较感兴趣，以及读了会有些用的。其二是自己觉得写的时候多费些心思的。选之后是编排，大致是以类相从，比如写人的，谈书的，都放在一起，然后排个次序。完事大吉，数了数，或长或短，八十篇。还没有高呼胜利，就想到印成，会流到有些读者手里，终是不免于惶惑，这样的七零八碎，也值得读者赏以慧目吗？估计高莉芙女士和出版社会说值得。我是没有信心。但木将成舟，又能怎么样？也只是这里提一下，落得个“有言在先”而已。
1998年5月20日于京华北郊之留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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