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先生：建筑工程师与文学家，所有遗稿数十万字

为不曾谋面的人写悼念文章，我这是第一次。不曾谋面而要写，是因为我们有较深的文字友谊。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值得悼念的性格和学业成就。他逝世在半年以前，何以悼念文章到现在才写？是他下世的噩耗来得太突然，我想拿笔，心却一直平定不下来。其实，就是到现在，有时看到他寄赠的照片，心还是不能平定。可是不能再拖延了。原因不只一种。其一是看到姜德明先生的怀念文章（《怀梁永先生》，刊于1992年4月30日上海《文学报》）乃去年底所写，自己感到惭愧。其二，钟朋先生下世之后，他女儿钟光珞曾来信，希望谈谈我和他父亲的交往情况，我也应该谈谈。其三，对于我的拙作，钟朋先生有关照的厚意，已出版的，他著文评介，未出版或尚未写成的，来信总是问何时能出版或何时能写成，日前，他最关心的拙作《顺生论》写成，应该告诉他，做不到，只好学延陵季子挂剑的古法，说说此意，以求心安。

应该从介绍他本人写起。据姜德明先生文，他原名钟鹏，可是给我写信，署名总是钟朋，讣告也是钟朋。籍贯，民族，他没说，不知道。曾到美国留学，学建筑工程，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几所高等学校任教，后期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是国内有名的高层建筑专家。专业方面我外行，不能赞一辞。业余爱好，总的说是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勤奋，多搜书，多读书，连偏僻罕见的也不漏掉。而且不停止于只堆积材料，他比较，评论，都表现出有不同于一般的见识。勤于写作，大多是评介性的，笔名梁永。1991年10月29日逝世，终年74，推算是生于1917年。讣告没说是什么病，查存信，最后一封是同年6月14日写的，第一段说：“弟已于上周出院，这次溃疡病发病轻，治疗及时，住院十余日就痊愈了。”可见必是旧病复发，不轻而重，终于成为不治。人死如灯灭，罢了也就罢了；负担都归生者，正如姜德明先生所说：“如今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现代文学研究，更何谈文学史料工作呢。”总之，单是为文着想，他的死也是太可惜了。

他的勤于治学的性格以及现代文学史方面的成就，姜德明先生了解得多，也说了不少。我只好退避，专说我们的交往。是看1989年2月7日的《光明日报》，其中《图书评论》栏有《北大旧人与北京旧事——〈负暄琐话〉读后》一篇，署名梁永，评介我的拙作《负暄琐话》。我是常人，率尔操觚，灾了梨枣，听到有人肯看，并说了一些捧场的话，心中难免，对内，飘飘然，对外，感激。后来不久，就接到他同月15日写的信，说他著文评介我的《负暄琐话》，《光明日报》发表时删去谈烤肉的一段，以致前后不衔接，内容与标题也不符，所以寄来剪报，将删去之文补上，请指正云云。我当然立即复信表示感谢，也就从此有了文字交往。连续两年多，我们的交往不算少，现在回想，几乎都是他主动，我，除了寄上拙作一两种以外，都是与一切相识的、不相识的同等对待，来信照复而已。他写信，有时寄来他新发表的文章，有时询问有关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情况。很抱歉，我少知，又健忘，所以常常只能学习皇帝老子，批个“知道了”了事。只是有两次，更不耻下问，让我用毛笔宣纸写自己的打油诗，一份他留作纪念，一份转给他的友人，我不敢抗命，写了。不久，他在成都《读书人报》上发表文章，又谈到我，并附他书斋的照片，我那幅涂鸦居然爬到墙上，真是既感且愧。他写信比较勤，自然是因为关心我，我的健康，我的写作幻想的进程；还常常表示图谋晤面之意。上面提到的那封最后的信的最后一段说：“下半年弟级36年高中毕业班同学在京聚会，可能前往，如去一定拜谒先生，畅叙一切。”我想，这一次算是希望落实为约定，晤面必可实现了。想不到是秋天过去，既无人来又无信来。直到11月初才接到西安来信，看封皮不是他的笔迹，赶紧打开看，原来是一纸讣告。(www.xing528.com)

显然，不管为公为私，我都不免于悲痛。先说私，我们交谊很厚，竟没有晤面之缘，是一面；我尚食息人间，旧习难改，不免于仍要涂涂抹抹，竟少了一位大力关照的，是另一面。再说公，关系就重大了，正如姜德明先生所慨叹，是以舍身精神研究现代文学，并有高造诣的人，又走了一个。钟朋先生本业是建筑工程，兼治文学，他之死使我想到林徽因，也是成就很大，天不假以年。如何补救呢？姜德明先生也提到，是编遗集。不久前香港寄来陈钟英、陈宇编，三联书店出版的《林徽因》，收照片、作品、年谱等，我看就是个好办法。据钟朋先生的女儿说，钟先生下世后，“书刊满室，遗稿数十万字”，可见资料不少，集为书的责任，推想他的女儿光珞女士必能担起来吧？我希望能够尽早看到他的遗集出版。

附记：其遗著《雍庐书话》已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