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及其作品介绍

我久闻王世襄先生的大名，会面却不很早。不是不想认识，是对于名人一贯怀有戒心，怕没有机缘而登门去找，人将疑为有所求，至少是以名人为脂粉往脸上搽，以增加自己的社会重量。算作疑神疑鬼也好，就是因为这种疑，多年以来，有不少人，我应该与之结识而竟交臂失之，还有不少人，我应该早与之结识，而一拖再拖，以致相见恨晚。王世襄先生是这后一种情况中的重要一位。何以重要？因为凭道听途说，他的所好和所能，如明式家具，葫芦器，蛐蛐罐，以至养鹰养狗，下厨房烧制名菜，都是我很感兴趣而又一窍不通的，心想，如果能够同他熟，就可以升堂入室，看看宋牧仲书案，赵子玉蛐蛐罐，等等，然后，恰值饭时，或可得留髡之优待，那就可以敞开肚皮，大吃其白煮什么、红烧什么，岂不妙哉。显然，这妙是想的，至于实行，就还是等机会。而上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而且是两次。一次是在琉璃厂的孔膳堂，记得是两年以前，《中华名扁》出版的招待会。参加的人颇有几位，我感兴趣的有通古董的杨仁恺，有以画驴（我最爱的一种家畜）闻名的黄胄，还有就是王世襄先生。务虚性质的发言完，转为务实，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膳。就近入座，我正和王世襄先生谈他的新著《说葫芦》，于是稍前移，我们就成为举箸（王先生不饮酒）的近邻，他左我右。总之，这一次谈得不少。临别，还送我一张手写复印的参加扬州红楼宴学术研讨会后作的《忆江南》词八首。这是初会，印象是一，人健壮，随和；二，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三，肚子里（也从旧，新说是脑子里）存储太多，古的玩的，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有，即以见到的这一纸复印件而论，词雅，的是当行，小行书刚劲流利，可入能品。分的印象之后还有总的，是人有意思，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值得进一步研究。还没研究，又来一次会面的机会。是几个月之前，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絮语》首发式的会上。也是务虚之后务实，入座，又近邻，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刘乃和教授。我怀着半请教半考试的心情，每“菜”问其名。上来一盘鱼，我问，他说清蒸什么鱼。我说，清蒸，汤何以不是白的？他说，广东做法。其时刘教授吃了一口，说是糖醋。王先生面不更色，坦然而坚定地说：“还是清蒸。”我心里说，不愧人称为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调之事吃透了。接着我的思绪如风驰电掣，想到他的明式家具，葫芦器，直到赵于玉的蛐蛐罐。求知的奢望壮了我的胆，我问了他的住址和电话，说：“有机会我想到尊府看看。”他说：“欢迎。先打个电话，我恭候。”

能者多劳加事有凑巧，刘乃和教授和陆昕（我的已故大师兄陆宗达先生的哲孙）都想求我转求王世襄先生写纪念册，我顺水推舟，为送纪念册，先电话约定，与陆昕同往朝阳门内南小街芳嘉园拜访王先生。为省钱，我们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内东西多，旧而乱，用小说家笔法写，可以说有如古寺庙。到最西一间，北望就更像，因为靠墙，前后坐着两尊佛像，有真人那样大小。我们闲谈，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几种让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问他现在研究什么，他说养狗养鹰的文章写完了，正在研究鸟食罐和鎏金佛像。谈及明式家具，他说共有76件，因为无处放，都让给上海博物馆了。也谈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让我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其时室内火还没撤，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并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葫芦，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临辞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谱集成》。回来的路上我禁不住慨叹，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

就算作有猎奇之癖吧，我决定先看看他的著作。找著作不难，因为已经同作者有来往。于是不久就找到以下这些：

竹刻艺术　　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髹饰录解说　1983年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珍赏　1985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研究　1989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说葫芦　　　1993年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

蟋蟀谱集成　1993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獾狗篇　　　1994年《中国文化》第9期

大鹰篇　　　　手稿复印本

还有知其名而没见到的，是：

广陵散　　　195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　　　　　　

1963年自刊油印本　　　　　　

1969年香港中美图书公司铅印本

中国古代漆器　　　　1987年文物出版社

北京鸽哨　　　　　1989年三联书店(www.xing528.com)

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分册·漆器分册

只是看著作之后，就知道王先生走的不是传统读书人，如马融、郑玄、程朱陆王、戴震、焦循的路子。那些人是面对高文典册，王先生则走出书斋，乐得与作坊师傅和五陵子弟为伍。这不好吗？要看在什么时代以及在什么人的眼里。编《皇清经解》的诸公大概要说是玩物丧志吧？我，也许因为无志，就不这样看，而是走向另一端，认为更有必要。说“更”，有原因，而且不只一种。其一，王先生的所治不都是玩物，如家具、漆器、竹刻之类，正襟危坐如经生，也是乐得放在室内的。姑且假定连这些也终归是长（读zhàng）物，可与蝈蝈葫芦、蛐蛐罐之类等量齐观，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想：且夫人生，非如无极图之单一而纯正者也，志士可以面对小红书，无志之士为什么不可以怀揣蝈蝈葫芦，听鸽哨声在天空回荡？揣，听，一乐也，就同样有价值。由价值就不难放大，说这些同样是珍贵文化的一部分，也就同样值得研究。其二，更有必要，是因为比作某经补正难得多，盖治经可以参考旧的，讲明式家具、鸽哨之类，就只能自我作古。其三，王先生好这些，钻研这些，始于童稚之年，及至拿笔记述，已经是古稀前后，据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如果王先生守“知者不言”之训，那就这方面的知识真就成为广陵散，说是文化史的大损失总不为过吧。

这样的杞忧可免，因为王先生知就言了，并印成上面所举的多种本本。我说句狂妄的话，读书不算很少，可是王先生的所讲，我却毫无所知。惭愧的是还大有兴趣。也就只好不管惭愧不惭愧，翻开书，读。重点读了《明式家具研究》和《说葫芦》。读了，尤其此时写，要说一些好听的，我却为了难。不是乏善可述，是善太多，造诣太高，苦于“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但既已拿起笔，也就只好名。想由（形而下谓之）器而道试试。其一是由书入手就可以推知内容必丰富。都是上等纸精印，《说葫芦》一厚本，《明式家具研究》两大本，单说重量，还是推断，林黛玉必两种都拿不动，就是史湘云，也只能试试那本《说葫芦》吧？重，装载必多。都装了什么？偏重求知的可以重点看讲说。（恕我偷懒，抄纲目）《明式家具研究》讲了这样几项：一，时代背景和制造地区，二，种类和形式，三，结构，四，装饰，五，用材，六，年代鉴定及改制问题，后附名词术语简释一千多条。《说葫芦》讲了这样几项：上卷一，天然葫芦，二，勒扎葫芦，三，范制葫芦，四，火画葫芦，五，押花葫芦，六，针划葫芦，七，刀刻葫芦；下卷一，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二，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三，秋山捉蝈蝈，四，育虫与选虫，五，鸣虫之畜养。两种书都有插图和集中的彩色图版，总数，明式家具是四百多，葫芦是二百多，这样，陶渊明之徒不求甚解的，或早年失学不识之无的，就也可以开卷欣赏一番。

我是识之无兼愿求甚解的，翻阅之后有什么所得或只是感触呢？只能以感触的形式说说所得。所得过多，只好分项说。

其一，先说个总的印象，是王先生的所治为“绝学”，所以奇得稀有，高不可及。谈起为学，自然也是大道多歧，但限于国内，可以总括为三种：一是旧的一套，即所谓国学；二是新的一套，即所谓西学；三是中西合璧，或用西法研究中国老古董，或吟诵李杜之余，也谈莎士比亚，皆是也。王先生的所治是中国旧有的，可是在国学里几乎没有地位。说几乎，是因为过去也有名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天工开物》的书，专看名色，王先生的獾狗、蛐蛐可以插入前者，明式家具可以插入后者，那就也成为国学。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盖古人讲草木虫鱼，意在治经，讲器物制法，意在致用；王先生不然，借用世俗的评语，是“研究玩的”，古人是不想也不敢这样的。玩的也值得研究吗？这里先说个浅的理由，是人创造以利其生的任何事物都是文化，就都值得研究。理由还有深而玄远的，想留到后面说。还是说绝学的“绝”，原因有小的，是没有人肯写，比如偏旧的王国维，偏新的胡适，治学都涉及门类广泛，能写，他们会扔开甲骨文、《水经注》，改为玩葫芦吗？原因还有大的，是没有人能写。人两种，一种，能写而没有这方面知识的，数量大，一种，有这方面知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而非全面）而不能写的，数量小，结果就合二为一，没有人写，其内容就成为即将绝灭。由文化史的角度看，王先生这些著作的深远意义是，使即将绝灭的没有绝灭。

其二，看王先生的著作目录，总觉得他知识面太广，翻看某一种，无论讲什么，都是旁征博引，头头是道，就不能不惊于他的“博”。这博，一部分由读书来。读书的面也广，如《说葫芦前言》由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现葫芦子以及甲骨文的“壶”字说起，中间引《论语》《尔雅》《本草纲目》等书，以说明葫芦的异名及历史沿革，就仍是汉学家的传统，重多闻，言必有据。这方面的博，由书呆子看，不稀奇，因为不舍近求远，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也都优为之。稀奇的是许多（或说绝大部分）材料以及讲说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包括采访时所闻和身体力行。这条路来的知识最精粹可靠，也就最珍贵，比喻说是入虎穴得来的，没有献身的精神是必做不到的。所以这里说博，重点是说“文字般若”以外的，至少我觉得，是一般书呆子连想也不敢想的。

其三，博是面广，更难得的是面中的各个点，所知都深入细致，能够触其隐而表其微，即构成“精”。大概是几个月以前，一个也喜欢杂览的中年朋友告诉我，看王世襄先生的什么文章，据说犬和狗有别，他吓了一跳，是感到“多识夫草木鸟兽之名”竟这样之难。我也吓了一跳，心里说，真不知道这老头子肚子里装多少东西！及至看了《獾狗篇》，才知道确是有别，狗的脚趾是十八个，犬多两个，并且早已见于《说文解字》：“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这不知道肚子里装多少东西的感觉，到翻看他的著作之后就更为强烈。也说个总的印象，是他肚子里的东西，借用王阳明的术语，都来自“行”，所以就非只是嘴把式的所能比。可是说到行，由近到北京城内斗蛐蛐，城外养狗逛獾，直到苏州寻明式家具，美国博物馆照珍品相，真是数万言也说不尽。不得已，只好用公子王孙的省力之法，䞍现成的。现成的也太多，只说一点点我特别惊叹的，缩为两项。一是识货，就是能够分辨真假好坏。比如有生命的，大有鹰狗，小有各种秋虫，无生命的，大有明式家具，小有蝈蝈葫芦、鸽哨，等等，见到，都能断定产地，是否值得驯养，制作年代，是否出于名工匠之手，这要有怎样的修养才能做到？显然，不吃透了就必做不到。这吃透了还表现在识货的更上一层楼，于是成为二，自己能动手。活物，养秋虫，斗，听叫，养鹰，猎野兔，养狗（不只能相狗、驯狗，还能偷狗），猎獾，他都干过，而且成为专家。死物，只说二事。一是明式家具，他不只能拆卸，还能修补。二是葫芦器，他自己也能制（由种植到成器）。如果能找到《说葫芦》这部书，可以看看图版四九—五八，六九—七〇，一二五，一二九—一三二，那些都是他自己动手制的。我最欣赏六九、七〇两个蝈蝈葫芦，一个花样是火画金鱼，一个花样是押花樱桃鸣禽，专说画，简练而气韵生动，说是出于名家扬州八怪某一怪之手，也不会有人怀疑的。

其四，限于说著作，成就（包括方面广和内容精）这样高，是来于“勤”。写书，推想必没有懒汉（或懒婆）。但王先生的勤不是一般的勤，用新风语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勤。仅以图版的来源为例，为找值得介绍的明式家具，他走遍了苏州地区各地，由著名园林、堂馆、旧家直到寺庙、茶馆，决心到大海里去捞针。我听他说到种种难处，只举一事，是听说某旧家有个年代久远的明式书案，想看看，照相。托与这家有亲友关系的人去问，幸而答应了，说在某一间堆旧物的屋子里，可以自己去找。到那里看，满屋子都是破旧什物，那书案压在底层。王先生总是知难而进，找人协助，把满屋子东西都清出来。如果看书案可入书，还要清灰尘，刷洗，上光，然后照相。其后当然还要物归原处，这样一折腾就是几天，而所得只是图版的一件。图版是附件，重点是讲说，有很多是由老内行嘴里掏来的，这也要有张良取履的耐心，不能勤就必做不到。

其五，以上感触说了四项，煞尾想说个最使我赞叹的，是想不到上天竟能生这样的“奇才”。称为奇，因为他治学不走熟路；兴趣或爱好罕见地广泛，而且凡有所好就必钻进去，不得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书斋内的，有书为证，各方面，他的造诣都使一般书呆子有望尘莫及之感，可不再说。这里想说说书斋外的，幸而也有文为证。我看到的是以下几篇：《说葫芦》下卷第三章《秋山捉蝈蝈》，《蟋蟀谱集成》附录二《秋虫六忆》（包括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獾狗篇》（主要包括獾狗谱、驯狗与逛獾），《大鹰篇》（包括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需要大书特书的是这些并不是抄撮旧闻，而是记自己的活动。这表示，他在上燕京大学的同时，还养鹰、养狗、捉蝈蝈、斗蛐蛐，等等，而每一种活动，看所记便知，都不是玩票，而是下海，比玩家和五陵子弟一点不差。天道远，不可问，只说人事，我年略长于王先生，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写到这里，又想到王先生之所能，还有他尚未写入篇章的。一种是摔跤，是善扑营的头等布库教的。学得想当不坏吧？今日看，膀大腰圆，八十高龄仍骑车满街跑，兼运重物，可以为证。另一种是有高的烹饪技术，许多名厨师提到他的大名都点头称叹。这，我问过他是怎么学的，他说他年轻时候，许多亲戚家有名厨师，饭时他不上桌面，愿意钻厨房，看，请教，渐渐也就会了。可以坐待品尝而偏偏学做，书生中稀有，所以也就成为奇。

写到此，像是可以结束了，忽然想到前面曾说玩的也值得研究，还有深而玄远的理由。一不做，二不休，想先说说这理由；估计会意有未尽，就再说说“人”。先说理由。其实许多事也可以不追问理由。不追问，原因之一是不容易找到理由。如邻居二大妈好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你问她为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其女不串门，可是惯于穿头尖底后部有柱的鞋逛大街，你问她为什么，她同样说不清楚。凡事问理由是书呆子的陋习。但既已陋了，对于玩的也值得研究，就无妨问问理由。显然，这就要想法证明“玩”也有价值，甚至超过柴米油盐的价值。难吗？人各有见，我说说我的所见。所见来于所感。佛家说人生是苦，或者失之片面，但并不都错。我说我的所感，一种大苦是，在定命之下饮食男女，走向死灭而终于不能知道何所为（读wèi）。这样看，就真是“天地不仁（借表仁义之仁）、以万物为刍狗”了。就甘于充当刍狗吗？我想，不甘于的办法，或办法之一，就是“玩”，以求化在定命之下挣扎为自得其乐。如果我这个想法还有些道理，王先生的所行，其意义就还有“超常”的一面。我有时也想超常，可惜无王先生之才之学，至多只是廉价买几方石砚，向人讨一两个天然葫芦，陈之案头，霜晨雨夜，看几眼，换一点点人间尚有乐趣的安慰而已。

最后还想说说“人”。前面说到王先生的才，学，以及我与他的交往，其实也就是说他的为人，何以还要集中说呢？是因为说得不够，怕以貌取人者认而不能清。我自信是认而能清的，这清是，外朴而内秀。外朴可以从略，说内秀。他能书，能画，能诗词，都可入能品。最使我惊讶的是他经常沉浸在诗境中，或说生活就是诗。怎见得？有他的自述为证，只抄两处：二三十里，迨至家门，臀腿早已麻木，几不知如何下车。巷口与邻翁相值，见我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谓：“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此语诚对我绝好之写照。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蜷铺板（床已被抄走），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静也。

养虫家绝少自捉自养者，捉蝈蝈之劳累不亚于“拉练”急行军，而余独好之，不以为苦。五十年代，灰峪、孟窝即有佳者，或当日往返，或寄宿军庄小店，次日回城。十年浩劫中，除非禁锢在“牛棚”，秋分、霜降间，晴朗之日，常在山中。生逢乱世，竟至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惜西山近处，曰于污染，蝈蝈已稀少，且无佳者，不得不远往安子沟或牛蹄岭。当时每月领生活费廿五元，实无余资乘长途汽车，只有骑车跋涉。半夜起程，抵沟嘴或山麓，日初升，待入沟或越岭，而蝈蝈方振翅。午后三时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数十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亦不下

（《说葫芦》第一一六、一一七页）

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抹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优哉游哉！

（《蟋蟀谱集成》第一四六〇页）

至此就不是玩了，而是连性命也化入其中。这“其”是诗境，是仙境，是幻境，能入其中，如果我有此天赋和功力，我也要默感上苍。可惜我望道而未之见，想到这些，是既惭愧又惆怅的。说到感谢上苍，在王先生，就还有个重要来由，是家中有一位贤而多才的内助，袁荃猷夫人。袁夫人在燕京大学是学教育的，专业之外还从名家学过画，学过古琴，五十年代前期到音乐研究所工作，成为音乐学者，有多种著作出版。用常人的眼光看常态，王先生的所好多不合常规，适应“非常”大概很难吧？可是袁夫人像是不仅安之若素，而且，至少我看，是志同道合。例如《明式家具研究》，想说明结构，要绘线图，袁夫人告诉我，找不到人画，她也不会，只好练习，结果就画了一百多幅。这线图，凡是看过这部著作的人都知道，精致美丽，与明式家具的彩色照片并列，成为不同形式的艺术品。这是找不到人画，不得不。还有主动喊“加油”的，是见于《说葫芦》第一二一页的“世襄听秋图”。图用写意之笔，画王先生坐短凳，身前立一圆桶，手持纸筒，耳对筒口，鉴别一些秋虫鸣声的优劣，笔画不多而神情酷似，下款署“一九八四年除夕荃猷”。看了这幅图，我不禁慨叹，天之生奇人，报奇人，这样就够了。慨叹毕，由奇还生个奇想，是如果能得一幅既画又写的夫妇合作，入镜框，悬之壁间，一定很有意思吧？思路至此，一想不好，记得去岁写《启功》，就是以不忘揩油终篇，这次仍走旧路，人将有什么印象？用驷马追回？那就成为先盘算，只说有光彩的，也于心不安。最后彻悟，想这些，过于费力；还是不想，由它去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