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治学大师，语文专家

近若干年，我无志进取，而涂涂抹抹的旧习不改，有时就写些忆旧的文章。所忆之旧中有人，而且不很少，都收在谈闲话的几本书里。吕叔湘先生与我关系很深，我却没写。是无可写吗？不然。是不想写吗？更不然。那么，为什么未写呢？过去没想过，现在补想，大概是认为，写就要正襟危坐，与篱下的闲谈不是一路，只好暂缓。而一缓就缓到今年，吕先生九十整寿，有关的人士正在筹画各种纪念活动，活动中当然要有著文集印之事，机缘到，不可再缓，于是决定写。写法有多种。论学，学可以是自己的，我没有；可以是吕先生的，著译编几十种，既深又广，苦于“不可方思”。未费力就找到另一条路，是说说我的所感。具体说是，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治学，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应该奉吕先生为师，学他的诸多方面。这诸多方面，可以归结为三个，学术、文章和为人。以下依次说说。

先说学术。吕先生是语文专家，著作也大多是语文方面的。显然，这里不当往这样的大海里跳，原因之一是上面说过的“不可方思”；之二是，治学宜于奉之为师，有不少人所治之学并非语文，则强之研读《中国文法要略》就不合情理了。所以要说可学应学的，即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之类。这方面，我以为主要是两点：一是博学，二是深入。博学来于好学，好学的人却未必能够博学。有的人手不释卷，所读却总是小说，甚至总是武侠小说，那就虽也可以称为好学，却不能博学。用全力看小说，是由兴趣出发，可能也是图省力。博学，所学门类之中有些是不能省力的，尚未入门也就不会有兴趣。靠什么也想入门呢？靠求知欲。我没问过吕先生，但由他的渊博学识可以推知，他的求知欲一定很旺盛。他到英国学习了几年，他的博主要是西方的，记得他自己讲过，他用了不少时间，钻研新学的各门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些还不是泛泛的浏览，如我当年看人类学方面的书，其中一种名《初民社会》，就是他翻译的（吕先生在英国曾学人类学）。比人类学远为普通的，也就更有用的，如心理学、物理学、逻辑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之类，他当然更不会放过。这样贪多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私见是一，多知能够培养真知，就说吕先生吧，他就不会相信万物来于阴阳二气和合的高论。还有二，是他学来科学方法，他的所有著作，都表现为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无懈可击，就是这样来的。上面说他的博主要是西方的，意思是，一般学文的人不读的，他也读。转到国内，他同样是博，表现为涉览的方面广，钻得深。除语言方面以外，还有二事可以为证。一是他曾编《笔记文选读》，可以想见，在这方面他也读了许多书。二是他还做过标点本《资治通鉴》的校订工作，并著文，分类说明原断句的错误和不妥，显然，自己不能精通旧学是看不出来的。这精通，这渊博，对面闲谈的时候就更容易显示出来，上天下地，中外古今，只要关于学的，他几乎无所不知，而所知又多精辟，能使人耳目一新。显然，这博就会使后学顿生“见贤思齐”之感。齐，很难，退为接近吧，要如何努力呢？求知欲是欲，照荀子的想法，要“人生而有”如果不幸而没有，就要以自己的意志之力补之。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知道，自己专业以外许多门类的知识也有大用，人生于世，不该只熟悉宝二爷和林妹妹的卿卿我我，而不知道矛盾律是怎么回事。二是“知道了”之后，要不怕难。还清楚地记得，我与吕先生合编《文言读本续编》的时候，决定所选篇目哪些不加标点，吕先生的意见是可以多些，我担心读者会感到难，吕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学就不能怕难！”在这方面，我自信我还是不甘居下游的，比如我一贯不赞成读文言作品借助现代语的翻译，就是认为这样图省力必学不会。吕先生则进一步，想连章句也扔掉。这可以使我们领悟，他的博是这样来的，我们想学，只是“高山仰止”还不成，要敢碰硬的。

再说学术方面的另一种难及，或更难及，是深入，即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这本领一部分由多读精读来；另一部分呢？不好说，因为多读精读也未必就能够见入之所不能见。吕先生治学心细，眼有穿透力，又常常灵机一动，由此而想到彼，或者说是天赋（不用天才，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听）吧。其实也可以不管这些，且看成果。成果太多，只好举我一时想到的，算作一斑以窥全豹。记得第一次大吃一惊是读他谈汉语词类的一篇文章（《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其中触及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指出黎先生“依句辨品”办法的不可通，读后心中曾生个对比的感觉，是头脑的清晰与混沌相差竟如此之大！黎先生是马建忠之后，中国文法学的开创人，《新著国语文法》是“语”法的开山之作，多年来在讲台上讲语法的人都奉为准绳，可是碰到吕先生的“深入”一考究，就破绽百出。其后，在语法问题的思辨方面，吕先生还写了不少更全面或某一方面的。其中一种，我认为不得了，是《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何以称为不得了？还是我认为，看了这篇文章，有兴趣并肯钻这个领域的人就可以不再拿笔，因为凡是可能想到的他都说了。更值得惊奇的是印成书，用大号字排，不过薄薄的一本。吕先生治学的深入，还可以从小处看出来。这方面，他也写了不少文章，集为《语文杂记》《语文近著》一类书。题材细碎，可是能于大家忽视的语言现象中发现问题，总结出规律。如《“谁是张老三？”和“张老三是谁？”》，说“谁是张老三？”有两种意思，其中只有一种等于“张老三是谁？”，就真可以发人深省。又如宋朝俗语“莫须有”，解释的人不少，吕先生也有个讲法，举证不少，我以为最有说服力。还有一件，说来不无遗憾的，是他同我说，汉语的动词（？），他已经积累了不少材料，想系统地讲一讲，只是因为年老，精力不够，只好放弃了。我听了，立即想到昔人所谓“绝学”，这绝，就是因为他治学过于深入，我们一般人与之相比，就像是在浮面上滑。浮面上滑，不好，所以要以吕先生为师，学他的深入的精神和本领。

其次说文章。还是由感慨说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年月，靠文章不能“发”，是没出息的事。但这是站在写作之外看，至于跳入其内，情况就不是如此简单，而是写得像个样子，却大为不易。有不少人认为，语有法，通法，写得好也就可不成问题。事实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黎锦熙先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三位都是通法的。黎先生笔下既不清晰又不流利，王先生笔下不能简练，可见法至多只能保证写得语句无误，不能保证写得好。吕先生是真能写得好，那么，不来于法，来于什么呢？勤读勤写之外，恐怕仍要加上天赋，包括严谨和能文。造诣呢？想躲开作家之文，专说学者之文，我一直推为最上乘。其优点，总的说是“精炼”。这里宜于分着说说，由品头到论足，可以举出几项。其一，依文所以表情意之理，先要说内容。这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精粹”，即所述都是广大读者或某些读者需要知道的，又非人云亦云。此即所谓创见，大部头书如是，三五百字小文也不例外，所以凡有所述作，都值得细心看看。加说一句，这是为文的至高境界，看了等于不看的大话、官话、学话等是难与比肩的。其二是“条理清楚”，不管多复杂的内容，都能以纲统目，辨轻重，分先后，使读者感到一清如水。其三是“逻辑性强”，即有所主张，下什么断语，都有根有据。这就有说服力，使读者也认为，只能是这样。这其二和其三是科学方法的具体化，在我敬重的诸多前辈的著作里，科学方法表现得这样鲜明，吕先生也许可以居首位。再说其四是“简练”，即没有废话。这是叶圣陶先生的行文理想，他常说：“你写成文章，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我读吕先生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确是难于删去一个字。写到此处，还想说一件我亦与有荣焉的事，是《文言读本续编》的注，我起草，吕先生定稿，出版之后我看，心里戏言，这就是今代的《吕氏春秋》，不能增减一字。不能增减一字，专就表达说是为文的最高境界，文学革命以来，我们能够找到几个人呢？以上说了优点四项，会给人一种印象，吕先生的文章是学者之文，可以总括为严谨。其实是不只此也，因为还有其五的“流利”和其六的“生动”或“有风趣”。流利生动是散文家追求的境界，我的印象，吕先生的笔下是早已这样。所以读吕先生著作，就不只可以汲取知识，同时还可以欣赏文笔的美。总之，专就文章说，吕先生也有很多可学的。

最后说为人。《左传》说三不朽，列立德为第一，立德来于为人。这里想尽力不跑到题外，说为人，主要还是说治学方面的为人。想说三点，是淳朴、直率和认真。先说“淳朴”。这像是容易说，却不很容易说。想先由观感方面下笔。吕先生是有大名的人，支柱是学问、文章和社会地位等，可是见其人，印象，用古语说是“悛悛如鄙人”，用今语说是没有派头，包括装束、举止、言谈，都随随便便。观感的所见是“外”，外由“内”来，这内就是淳朴。表现在许多方面。其实，以下想说的直率和认真也是由这里来。为了分着说清楚，这里单说在对己和对人方面的表现，是少有的可亲近。由行事方面说比较容易，以事为证。那是五十年代前期，语文课想个新花样，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请吕先生主持编汉语课本。地点在当时的语言研究所，明朝东厂的东厂胡同，不知由何人指派，我用工作时间的一半去参加。工作地点在向西大门内北行的西房，参加的还有张志公、陈治文二位和吕先生的夫人。吕先生有时候来一会儿，像是也没有他的坐位，总是或立或走，说正事也有如闲谈，给人的印象是闲串门，不是这个摊儿的领导。大概是起初几次，我在办公桌上看书，他进来，往我这里扫一眼，说：“你这灯太高，费眼。”我还没答话，他已经脱了鞋，上了桌子，把缠绕的电线松开，放长一段。这就是吕先生！当时心里有评论，偏于浮面，是同样身价的，只有吕先生会这样。其后来往四十年，理解更深，如果愿意评论，就可以来个偏于内心的，是我认识的许多学界前辈，其中有不少待人谦和有礼，可是与吕先生相比，像是有点分别：那些人心里想着谦是美德，吕先生是素来如此，未曾想谦是不是美德。这是本色的“朴”，比归真返朴的朴更高一着。(www.xing528.com)

再说“直率”。还是以治学方面为例，你有什么问题去问，或拿你的作品请他看，不要担心他会客气，知道的不说，重的意思说轻些。他一贯是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开门见山，决不拐弯抹角。他写文章同样是这样，常常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多是写作方面的）表示意见，认为好的不夸大，认为不好的不缩小。四十年来，由编写《语法修辞讲话》起，为了语言文字的健康至少是无病，他写了大量的文章，针砭时弊，恨铁不成钢，估计有些人会感到不愉快，这股力量可以说就是由他的直率来的。

再说“认真”。其实这也是“多余的话”，吕先生学术文章有这样高的成就，当然在读写方面就不会马马虎虎。但这里还要说说，是觉得他的认真有不少是超过一般的。举我一时想到的事为例。他写杂论语文的文章，有不少材料是来自报刊的，可见他涉览的面之广以及用心之细。是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了一些辅助学文言的文章，想图些小名小利，并借名人的光出版推销，把文稿送给吕先生请写序文。知道吕先生忙，我说：“大致翻翻，看看目录，写几句就可以了。”过些天去拿，才知道吕先生不只通读，而且读得很细，证据是提了些修改意见，并给改了书名。过了些年，我的一个学生编某种辞典，曾由我带着到吕先生那里请教一些编法方面的问题。到辞典完稿，问我可以不可以列上吕先生的名字。我说，有些人行，吕先生必不行，因为他列名，就要看，而且要从头看到尾。这个学生的美妙想法只得作罢。看别人的这样，自己写当然更是这样，不十拿九稳决不拿出去。还可以引个近于笑话的事为证，是编汉语课本时期，关于语法体系，吕先生天赋高，灵机多动，动就说，其中少数是我们都认为不妥的，我们听了就说：“您只是说不算数，写出来我们照办。”写出来指写成文章，他认真，反复考虑，果然，拿起笔就把不成熟的灵机放弃了。我看过不少文稿，其中有的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连错字也不改。吕先生的文稿就不然，你可以偷懒，不看照发。这里当然有水平问题，但也有认真与不认真的问题。水平和认真，“二难并”，我的经验，昔年，间或可以碰到，现在就变为很难碰到。所以有时与同行谈起编辑工作，诉苦，就不禁想起吕先生。可惜，像吕先生这样的究竟太少了。

少是遗憾，应该希望变为多。也许很难吧？但也只能知难而进，学。学什么？天赋，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尽人力。有两条路。少数人可以继其武，如吕冀平、李临定、刘坚、江蓝生等，在语言文字的领域内急起直追就是。多数人对《尔雅》《广韵》之类未必有兴趣，但只要不甘于“不识不知”，就可以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见贤思齐，齐大不易，我的中游想法，能够知所取法，努力，顺路向前，自己相信，别人看着，都确是“吾往也”，也就可以心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