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豫先生：影响深远的学者

1985年为余季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友朋计划编印纪念文集，嘱我写点什么。我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上学，听先生讲目录学，虽然自己如宰予之不成材，愧对朋师，现在回想起来，却也受益不浅。

季豫先生是辅仁大学的教授，到北京大学讲目录学是兼课，每周两小时。记得曾印发讲义（不幸七七事变时失落），就是后来1963年中华书局印的《目录学发微》。我听目录学的课大概是1932年秋到1933年夏，同学们都很敬重他，因为他的风度肃穆温厚，学识渊博，听课的人无不倾倒。现在回想，当时的印象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多知古典，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使我们总是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二是细心考索，任何主张都有理有据，一丝不苟。三是有独到见解，能够在一般人不怀疑的地方发现问题，抒发己见。现在还记得，一次他讲，有些人以为《隋书·经籍志》没著录而后代有的就是伪书，这是不对的，因为隋志著录并不能笔无遗漏。我觉得这合情合理，而有些人就不能深思，一味盲从。

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的风气是厚古，重考证。我随波逐流，也用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里乱翻乱看。乱之中略知头绪，而且最终似乎稍有所知，应该说，都是季豫先生的目录学之赐。这可以分作粗细两个方面，或说两个层次。所谓粗，是先知道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都有哪些书，这些书是怎样分类排列的。是受了季豫先生的教导，我知道涉猎古籍，先要熟悉目录。于是我读《汉书·艺文志》，进而翻《八史经籍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等。有些书，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读书敏求记》之类，虽不能细读，也总知道个梗概。这样之后，有如到某一地游览，先看了其地的游览图，就可以大致了解其地的全貌和部分，游时就可以不枉费精力而能舍小取大。总之，是有了季豫先生的指引，我才能够在古典作品的大海中漫游而没有迷路。再说所谓细，是领会一点点季豫先生治学方法的谨严，那是不轻信，多搜集资料，剔去冲突矛盾，然后于合情合理的一致中求真实。

现在想，当时对于季豫先生的学问，我所了解的其实不过是一些皮毛。但有一点是不错的，就是季豫先生之博之精是罕见的，令人高山仰止。后来，季豫先生的著作印出几种，其中的《四库题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世说新语笺疏》等我都读了。也因为年岁渐长，历事较多，对于季豫先生的学问，我的了解似乎比当年上学时期多一些，深一些，因而所得（即旧所谓“受用”）似乎也多一些。以下举要说说这点意思。

季豫先生的学术成就，著作具在，有目共睹，我不想说，也不需要说。——如果一定要费辞，可以说，只是《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正如刘彦和之《文心雕龙》，刘子玄之《史通》，一部就够了。我想说的是，季豫先生是我的老师，师要授，生要学，我从学一年，像是学了一些，现在想来，有不少绝顶重要的美德，我实在所得很少，应该继续学。还不只是我，一切后学都应该努力学。这些美德是什么呢？

我以为，最根本的是“勤于大者”。我，以及有些人，有时候，或在某方面，像是也锲而不舍，可是由学术的角度看，常常不是重要的。甚至凭兴之所至，猎奇逐小，这轻一些说是随喜，重一些说就近于玩物丧志了。季豫先生不然，总是致力于学术上分量重的，影响大的。陈援庵先生在《余嘉锡论学杂著》的序中说：“他用功勤。数十年间手不释卷，有些书是他很熟的，但他还是经常阅读。他在《提要辨证序录》里引用董遇‘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话说‘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话也正是他自己的诺言。凡读书博的人，常常不能深入；凡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肯勤查书。季豫先生读书博，而又能用功勤。看他每天在书斋中搬书查书，不厌其烦，因甲书而牵涉乙书，因一句话而检查大部头的书，他总是乐此不疲，持之以恒。”我上学听他讲课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从话语中可以想见，除治学之外，他是一无所好。我，忝为及门之人，虽然自己未能追随先生于百一，但先生的可学之点，我自信是清楚的，那就是，要学，应该从学勤开始。

再一种，也高不可及，是“博”。勤的结果常常是博，但也不一定，因为可以偏于某一方面。季豫先生名自己的书斋为“读已见书斋”，我的体会，这是表示不想猎奇，其实凡是能找得到的书，他没有不读的，这只要翻开《四库提要辨证》，看一两页就可以知道，他的著作方面之广使人惊叹。以《论学杂著》里的文章而论，如《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书册制度补考》等这类内容，都是一向被视为细碎，无人过问的。尤其中间两篇，小说戏剧中人物，传于妇孺之口，郢书燕说，为大雅所不乐道。可是季豫先生却想考实、考信，求其底里。这是非常难作的文章，因为内容多出于道听途说。可是季豫先生用汉学家的笔墨作了。文章写得非常好，内容丰富，证据充分，辨析精审，结论明确。很明显，如果不博，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季豫先生成就之高有多方面，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博，读他的著作，考证旧学，分辨对错，经常指出前代名字的疏漏，使人不禁想到宋朝刘敞责欧九不甚读书的情态。(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同样重要，是治学“严正有法”。季豫先生的著作，绝大部分是考证性的。考证，凡稍知清代学术的人都知道，是大难事。先是几乎要遍读前人著作，不然就会流于陋。读了，还要记得，能够分轻重，辨是非。然后是排比材料要有法，论定主旨要有识。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季豫先生都优为之。他自己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四库提要辨证序》）又在《杂著·黄顾遗书序》中说顾千里校书的方法是：“每校一书，先衡之以本书之词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这些推奖的话，我们无妨看作“夫子自道”。因为如此谨严审慎，所以所论定都切实可信，甚至可以说是一言定案。就我所知，有的人不是这样，而是大胆假设，为证明假设之可成立而取同舍异，以致证据薄弱，捉襟见肘，为通人所笑。

自己治学审慎是严正的一面。另一面是，为求学术上的去伪存真，也不容忍别人的错误。如《杂著》中《书章实斋遗书后》和《读已见书斋随笔·洪亮吉之地理学》两篇，对清代两位大名家都有不客气的批评，说章实斋“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征文考献，辄多谬误”，“不通至此，洵堪喷饭”；说洪亮吉“洪氏之书，谬不胜指屈”，“洪又有《十六国疆域志》，大抵模胡影响之谈”，“英雄欺人，亦已甚矣”。这类话，虽是厚责于人，但实事求是，是并不过分的。何况还有大用处，是告诫后学，舞文弄墨，要切记《颜氏家训》中的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枉下雌黄。”

关于季豫先生学术的大节，我想举出以上几点就够了。但心里还有一些意思，纯属个人感受，我觉得同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所以还想补充几句。

一种是重视沾溉后学。广义言之，凡有所著述，立意都在利后学。其实又不尽然。如唐朝樊宗师写《绛守居园池记》之类，本意就在以艰涩吓人，所以尽力求读者不懂。这样的稀如星凤，可以不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治学是只管自己，或求高名，或图方便，而不想后学是否易解，得受用。季豫先生学贯古今，任何所谓“专”的科目他都可以驾轻就熟，可是他治门径性的目录学，我的体会，他正是想指示后学以门径，或说以金针度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做铺路工作，自己费大力，为的是后学前行不费力。我追随先生只一年，所得甚微，但泛览古典作品得以入门，并能略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显然是受了先生铺路之赐。后来读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体会越来越深。我只想举一个例，《读已见书斋随笔》的第一篇是《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为什么要考证这样一件小事？看先生自己解说：“所以引书必著卷数者，为其便于检查，且示有征也。此自相传之古法，不始于六朝唐人也。此例在唐时已通行，顾后人乃不甚遵用。清儒虽守之颇严，然亦不能尽然也。”陈援庵先生也提及这件事，说：“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竟委，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引书一定注明卷数，校对文字，凡是他所引用的材料，总是比较精确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序）可惜有些人就不明此旨，或不为读者设想，著书立说，引前人语，甚至连书名也不举。更奇怪是有些辞书，远的如《佩文韵府》、近的如旧版《辞源》，引文也是不记卷数或篇名，使读者需要考索的时候，就不得不到大海里去捞针。我多年来做古籍注释工作，有时颇受捞针之苦，于是不能不想到季豫先生的高风。

另一种是谦逊。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要指出原作的疏漏和谬误。我们读《辨证》，时时会有原作确是错误很多的感觉。误正对比，说误者低而正者高似乎并不为过。可是季豫先生在序的末尾说：“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是仁恕之言，想纪文达公有知，也当破颜表谢意。我有幸总角闻道，可惜白首无成，但有一点可以自慰，是自知毫无所知，应该敬重前人，向一切有成就的人学习。如果这可以算作谦德，那应归根于许多高明前辈的教导，其中重要的一位是余季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