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风貌,梅开三度说法的由来

关于梅开三度的由来，黄梅戏剧作家金芝先生是这样回忆的：“梅开三度是1992年12月17日李铁映同志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视察时提出并题了词的。他当时是国务委员，也分管文化。他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如果说《天仙配》是梅开一度，《红楼梦》是梅开二度，我看现在的发展改革将使你们梅开三度，能否做到，就看你们哪。从此，梅开三度变成了热门话题。”[1]按照金芝先生的回忆，“梅开三度”的说法相当于科学上的一个推断或假说，但“梅开三度”在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广泛用于报纸、广播、新闻报道、讲话、文章和文件之中。尽管如此，对“梅开三度”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还比较少见，有关观点则散见于报刊文章，讲话或新闻报道之中。

（一）对“梅开三度”的理解的异同

我们先来听听对“梅开三度”已经有所思考的三种代表性见解。

首先，听听上海艺研所李惠康先生的说法。李惠康先生在其《黄梅戏艺术发展高度及今后走向》一文中说：“这种梅开一度、梅开二度、梅开三度的说法，如果仅仅是指黄梅戏舞台上新老交替、接班换代的自然规律，那是未尝不可的，并对新一代继承和发扬这个剧种业已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也有激励意义，然而把这种说法，提升到这个剧种艺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的高度，即以‘阶段论’看待，那是另一回事了。他意味着黄梅戏艺术今后发展的基点，已从严凤英与王少舫他们的‘梅开一度’的发展高度，向马兰与黄新德他们的‘梅开二度’的发展高度转换。而这是个很值得商榷问题，它关系到黄梅戏今后走向的命运和前途。”“黄梅戏艺术今后发展的基点，在严凤英与王少舫的发展高度上，还是在马兰与黄新德他们的舞台实践中，这是由‘梅开一度’、‘梅开二度’和‘梅开三度’相提并论的‘阶段论’引出的实质性问题，也是同我们说的‘延续论’的分析所在。因为在我看来，黄梅戏艺术于建国后的5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即严凤英与王少舫他们的发展高度之后，迄今没有出现可以转换这个发展高度的新的发展高度。所谓‘梅开二度’，这只是‘梅开一度’发展阶段的延续。”“把我国自5 年代后期以来及至今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做出考察的话，那么也不难发现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里，黄梅戏艺术要出现新的发展高度和新的发展阶段，客观上也缺乏条件”。“那么，黄梅戏艺术新的发展高度和发展阶段，以前不可能出现而今后是否有可能出现呢？我以为作为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种可能性只是由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变革所提供的一种机遇而已。”[2]

与以上论述的观点相反，省黄梅戏艺术研究会柏龙驹先生在《话说“黄梅戏现象”》一文中发表了另一种观点。该文指出：“黄梅戏艺术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谓是‘异军突起’。他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影响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剧种可以比拟。戏曲界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黄梅戏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梅戏曾有过两度辉煌。第一次始于建国初期，经过几十年奋斗，一跃而成为安徽著名代表剧种之一，是为‘梅开一度’。第二次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梅戏劫后再生，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跻身于全国五大剧种之列，故曰‘梅开二度’。这两度辉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从中可以看出带普遍性的发展轨迹。‘梅开一度’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八字方针。促使梅开二度也是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是贯彻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八字方针。‘梅开三度’作为对黄梅戏的一种企盼，很生动、很形象，既反映了黄梅戏艺术家们的要求，又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这是一个综合工程，要有一个过程。凡事预则立。我以为‘梅开三度’也有八个字必须遵循的，即深化改革、狠抓精品。”[3]

我们再来听听金芝先生对“梅开三度”是怎么说的。金芝先生在《严凤英的艺术生命——兼论“梅开一度”的标志》一文中说：“‘梅开三度’成了个热门话题。由此引申出两个课题：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两种诠释：一种是作为行动口号的‘梅开三度’，它具有生动的形象性，鼓舞性和指导性。作为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很有推动作用的，正像我们省里正在进行的那样，也是卓有成效的。他目标单一而明确：再出现一个或几个好戏和好演员。为此，从1998年的黄梅戏艺术年，1999年的黄梅戏演出年到2000年的黄梅戏的影视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艺术实践，领导的意图、措施和指导意见，都是明确有力的。据此说已经‘梅开三度’或胜利在望，也未必不可和未必无证。另一种是作为具有历史的、科学的、理论的概述，那就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还是在前引那篇拙文《试说“大黄梅观”》中，我冒昧提出：如‘梅开三度’等，还缺少科学的界定和理论的阐述以及即时总结（拙著《惜花、育花、品花》第130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少统一和明确的究竟什么是一‘度’梅开的标志。而这样的标志，还应该从黄梅戏发展史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从而避免把当前的实践目标和黄梅戏艺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经验混同起来。如果有了这样的标志，就有了历史的归结，也就有了未来的指向。”[4]

很清楚，金芝先生认为，“梅开三度”作为黄梅戏艺术实践一种行动口号是清楚的，但“梅开三度”作为理论课题，还缺少科学的界定和理论的阐述以及及时总结。“梅开三度”作为具有历史的、科学的、理论的概述，那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www.xing528.com)

（二）本文作者的观点

以上引文，他们的见解尽管不尽相同，但我确信都是经过作者认真思考过的，每一句话都有一定的分量，都是沉甸甸的。很显然，全面的解释“梅开三度”的内涵，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不少，首要的也是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文革”后黄梅戏艺术究竟有没有发展，什么是发展高度，判断衡量的依据是什么，是指整个剧种，还是这个剧种的一个局部，一个侧面。如果没有发展，也就谈不上“二度”或“三度”梅开。我个人认为，“文革”后黄梅戏不仅有发展，而且有大的发展。“梅开三度”指的是黄梅戏整个剧种的总体发展，要从整个剧种的总体把握上思考研究“梅开三度”。

[1]《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4期第17页。

[2]《黄梅戏艺术》，1997年第1期第12-13页。

[3]《黄梅戏艺术》，1998年第4期第22-25页。

[4]《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4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