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芝戏剧创作：黄梅戏风貌

在安徽乃至全国，在黄梅戏艺术界、影视界、文化界，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就是金芝。金芝是一位资深的、久负盛名的文化人和有突出成就的剧作家。

（一）金芝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影响

金芝先生在其近半个世纪的戏剧创作生涯中，勤于思考和探索，辛勤耕耘，成果丰硕显赫。他的戏剧创作，他对传统剧目的整理加工和推陈出新，他对优秀文学名著的改编，数量之大、水平质量之高、影响之大，无人能及。他曾热衷于戏曲舞台剧的创作，继而又与时俱进地走向戏曲广播剧、电影、电视剧的创作，全身心地扶持戏曲电视这一新兴的文化产业和事业。他对优秀文学名著的改编从现代联结到当代，从中国伸展到外国，题材范围从天上到人间，他对黄梅戏艺术不断创新发展和走向辉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任何人难以与之比肩。他文论水平很高、文字能力很强，长期以来，他以创带评、以评促创、评创结合、互为推动，形成了他的鲜明艺术道路的个性特色。他的戏剧作品与艺术思想齐放并举、引世人瞩目。金芝在其近5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个”。他的创作成就和艺术思想可敬可佩、可圈可点，亦值得赞扬。在戏曲的百花园里，他是一位园艺师和养花、插花能手，他为戏曲园中的百花盛开和万紫千红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很多很多的汗水，他为黄梅戏的姹紫嫣红，培护、剪裁、孕育和献出了一盆盆、一束束鲜丽的花朵。在文学领域，他触景生情、望文兴叹，是一位运用语言高手。他用自己饱含深情、能诗能话、能哭能笑的语言之笔，评点民间万象与人世伦理，倾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散，描绘出一幅幅感人至深、见之难忘、痛断肝肠的戏剧场面，塑造出许许多多闻其声如见其人、谋其面刻骨难忘的戏剧舞台人物形象，如《讨学俸》中的贺先生、《罗帕记》中的陈赛金与王科举、《二月》中的文嫂、《啼笑姻缘》的沈凤喜、《祝福》中的祥林嫂、《秋》中的翠环、《潘张玉良》中的潘赞化等。在文化战线上，他抚今而追昔、继往又开来，是一位文化社会学的设计师与工程师。他以自己那缜密的思维和对社会及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对许许多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如何传承之思考，特别是如何运用戏曲加电视的方式给予弘扬的探索，从而潜心设计并亲手架起了三座大桥：即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名著与现代思想文化、传统的戏曲艺术与当代的电视技艺、戏曲电视剧的叙事、抒情与当代观众的审美时尚和要求等。金芝通过将许许多多的文学名著亲手改编为黄梅戏电视连续剧的方式方法，架设并沟通了一座座联系中外、古今、城乡、老少、工农商学兵等，对人生感悟之桥，对世事、时势领略之桥。这是一座座心理之桥、情感之桥、文化之桥、思想之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桥，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之桥。我们高度赞赏金芝先生的戏剧创作成果，我们百倍倾慕金芝先生的艺术成就。

金芝，本名金全才。1927年出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48年于安庆专科师范学校毕业。1953年元月从芜湖行署文教科调到省文化局创作组工作并担任副组长。国家一级编剧。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兼省剧目工作室副主任、《安徽新戏》主编等职。并担任《程长庚研究文丛》、《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主编。安徽省授予“繁荣黄梅戏艺术事业优秀艺术家”称号，享受省级劳模待遇。安徽省委宣传部授予“晚霞奖”。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联荣誉委员，传略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及国内多家辞书收集编选。金芝先生在近半个世纪的戏剧创作活动中，或独撰、或合作，共创作剧本近50部。这里既有舞台剧，也有电影、电视剧；既有现当代现实题材，也有古代乃至外国题材。金芝先生硕果累累、战功赫赫。曾荣获过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华表奖”、“文华奖”、“飞天奖”、“金鸡奖”、“曹禺奖”、“金鹰奖”等。金芝将文学名著改编为黄梅戏电视连续剧，不仅为黄梅戏的创作生产开创了新领域，而且为黄梅戏的传播及传承开辟了新走向。他的作品在中央台久播不衰。金芝为黄梅戏艺术及其事业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金芝对传统剧目的整理加工与舞台剧的创作

金芝的戏剧活动生涯起步于对舞台戏剧的创作。他初显身手的是对社会世俗风情的直面反映和表现。他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和手笔创作了四部庐剧舞台上不朽的代表作“三打一讨”，即《打面缸》、《打芦花》、《打灶》和《讨学钱》，其中《讨学钱》被他自己称为“破蒙戏”，也就是在他业余创作话剧、歌剧之后第一次尝试创作戏剧。从此，“三打一讨”成为了庐剧的传世经典。《讨学钱》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年三十晚上，一位富户大娘见来讨学钱的贺先生，很不高兴便嘲弄起贺先生。说他教书低能还打骂她的儿子，又历数她家如何以丰盛的饭菜款待他。故此拒付学费。贺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就陈大娘提出的住宿及饭菜吃喝（汤、烟、酒等），一一数落东家的尖酸刻薄和无情无义等。最后，陈大娘打一个“两山相垛”的字谜给老先生猜。并相约，若能猜得对便交学钱，反之，便作罢。结果老先生并未猜出，陈大娘趁机将贺先生撵出门外。这是一曲表现社会风情百态的轻喜剧。该剧塑造了两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利欲熏心但又表白示好的陈大娘，一个是低能无才但又文乎文乎的秀才贺先生，二人都叫人既讨嫌又可怜。金芝先生很善于创造这种具有两面性格乃至多面特性的人物形象。该小戏很受广大观众的欢迎，目前，已移植到黄梅戏舞台。据统计，金芝创作的有影响的庐剧舞台剧共有9部。金芝先生创作的“三打一讨”四小戏与黄梅戏舞台上《打猪草》、《打豆腐》、《打纸牌》和《游春》即“三打一游”四小戏，共同构成了安徽地方戏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且长演长新的小戏经典。

对基础比较好的传统大戏整理和加工提高，是金芝先生戏剧创作的又一重要领域。被奉为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老三篇之一的《罗帕记》（其它两部是《天仙配》和《女驸马》）就是根据传统剧目《三鼎甲》整理加工的结果。《三鼎甲》说的是王科举的夫人陈赛金游园丢帕、管家姜雄拾帕后到一酒店偷情诱奸。王科举赶考路过酒店亦被店主偷情诱奸。王知其内情后将其妻陈氏逐出家门。陈怀抱三幼子（两男一女）走投无路之时，被另一富家所救并收养，供其二子读书。后二子在赶考路上遇另一举子，经攀谈后知是其父，然后三人一齐赶考并都榜上题名。《三鼎甲》的故事情节对于进一步推陈出新提供了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基础。但故事情节枝蔓太甚，是一幅多侧面表现封建社会世俗风情的生活画卷。金芝先生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重新凝炼思想主题、重新结构故事情节、重新疏理人物关系、重新打造人物性格，从《三鼎甲》到《罗帕记》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罗帕记》将陈赛金游园失帕改为姜雄谋财盗帕，省略了姜雄、店主、王科举三者相互偷情骂俏的情节。全剧围绕着罗帕被丢失的中心事件展开，从失帕、疑帕、逼帕、逐女、托子、呼冤、店遇、露帕、回帕，场场紧扣，高潮迭起。故事情节更加集中，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思想主题更加集中、突出，就表现和反映女子贞节的悲冤苦情说来，给观众的吸引力、感染力更加强烈。该剧通过陈赛金的“三劝”，到回娘家要其自杀的“三件东西”，再到将其无力抚养的幼子“三托”，金芝写尽了主人公痛断肝肠的悲哀。陈赛金“恨比海深冤比天大”的悲情，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同类作品中就更有代表性。金芝整理加工后的《罗帕记》开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新生面，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金芝在刻画与塑造《罗帕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王科举时，对人物性格的基点把握是“恨也深来爱也深”，这一点是有突破的。为此，王科举在妻子离家出走3月后，金芝创造了一个细节“铺纸描容、以抒胸意、以寄思念深情”，同时，又为演员写了大段的唱词，使剧中角色悔恨交加、恩怨交织的内心情感世界让观众也深深的感觉到。“一腔积怨难排遣，念妻之情念心头。鲜艳彩笔染笔尖，抒我情怀、且把娘子容颜留！满头青丝如墨染，笑容晗面更温柔。巧笔难把笑容画，只画这晶晶双眼热泪流。玉体亭亭迎风立，长袖飘飘怨悠悠。百褶罗裙亲手绣，款动金莲伴夫游。愿亡妻保佑我功成名就，拿姜雄、报家仇；请皇封、造牌楼，节女英容千古留。仰首苍天向明月，心中宿愿何时酬。”黄梅戏不能没有表现男女爱情极致的中华戏曲经典的《梁祝》。金芝对传统爱情悲剧经典《梁祝》的整理加工和润色，是其个人戏剧创作的精彩一笔，亦为黄梅戏剧目库里增加了鲜花一朵。金芝整理加工《梁祝》心灵笔巧，处处如行云流水，全剧洋溢着自然、流畅、趣味之情。作者除集中改写或重写了第四场《英台别友》与第六场《山伯访友》外，对全剧有关场次和场面还增写了许多有趣的细节，如“学馆立规”中的“三不准”，“相送”一场中“合时同窗分同梦，梦作彩蝶舞翩翩”唱词的伏笔潜意等。强化正面冲突，进一步增强矛盾的尖锐性，让主人公祝英台的性格在尖锐的争取婚烟自由的斗争中显现出来，也是金芝先生这次改编和再创作的一个侧重点。如“堂前婚变”中祝英台与其父母的正面冲突，以及马父权势的制约、影响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剧最闪光之点是文思敏捷、妙语连珠、唱词的格律性、剧情意境的文学性特别强。整理加工后的《梁祝》1994年前后在香港、新加坡、台湾分别进行了访问、公演，得到了海内外朋友的一致好评，为黄梅戏舞台增添了新的光彩。

《袁璞与荆凤》是金芝先生1978年快速改编创作的一部当代现实题材的黄梅戏舞台剧。该剧共七场，表现和反映下放知青的生活和高考改革的社会风云。曾作为国庆30周年献礼剧。此剧在黄梅戏舞台上演出的时间不长，虽“淡入亦淡出”，但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该戏具有崭新的创意和独特的视角。从思想主题上说来，它反思了因“文革”而对人才的扼杀，而又因“改革”人才获得了新生，回答了社会在发展前进中值得思索的深层次问题。拿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来，该剧是一部既弘扬了时代主旋律，又富有敢于碰撞热点问题的作品。作者后来回忆时说：“《袁璞与荆凤》这个戏主要取材于安徽作家祝兴义的短篇小说《抱玉岩》⋯⋯我为什么很快把这篇小说扩展而改编成一部七场黄梅戏？后来我叙述初读这篇小说的情景：读了第一节‘秋风所掠走的，春雨又加倍地送来了。’这便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思索：‘秋风’掠走什么？‘春雨’又加倍的送来了什么？是被那条单纯而又曲折动人的故事吸引了吗？是的⋯⋯啊！我明白了。‘秋风’掠走的是中国一代年青人的才华、幸福和希望，而‘春雨’正把这一切又加倍的送还了中国年青的一代⋯⋯这就给人以特别清新之感，振奋之力。这大约就是一下抓住了我的心灵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吧！无疑这也正是催动我把它推向黄梅戏舞台的一股巨大的力量”[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改编与创作一样需要激情与冲动。把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无事生非》改编为黄梅戏同名舞台剧，这是金芝先生的首开之举，也是黄梅戏舞台上的第一次。1986年，中国文化界、戏曲界在上海举办世界级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少量的有影响的戏曲剧种参加。黄梅戏应邀。这是黄梅戏的荣耀。但要带莎氏剧目参加，省及文化部决定改编莎氏的《无事生非》，改编能否形神兼备、莎黄合一、珠联璧合，还是貌合神离、土洋对撞，大家拭目以待。为此，金芝挑起了从未肩负即风险极大的重担。然而，事与愿随，奇迹出现了，金芝成功地将外国文学作品改编成了黄梅戏舞台剧，艺术的也是历史性的实现了莎黄结合、中西合璧。在上海舞台和后来的北京舞台上，黄梅戏以其特有的风貌成功的再现了《无事生非》伟大作品文化内涵及其本质，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黄梅戏演绎世界级伟大作品的能力和美学风范。郭汉城、吴乾浩在其《貌离神合、异曲同工——评黄梅戏“无事生非”》一文中这样写道：“由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组织委员会推荐，进京演出的七场黄梅戏《无事生非》，以赏心悦目的中国民族戏曲样式搬演素负盛名的英国经典名著，作出了可贵的探索⋯⋯通过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上下齐心，协力攻坚，终于使《无事生非》变原作之貌，得莎剧之神，貌虽离而神合，曲虽异而工则同。目前的演出尚有可以改进之处，但其提供的探索民族戏曲与世界艺术相结合，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经验都是具有开拓意义，极有价值的”[2]。这样说来，金芝改编的成果不仅仅是一次莎黄合壁的成功上演，而且具有更加深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意义。1996年，应安徽省徽剧团之邀，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刘铭传》。该剧表现和反映的是皖籍长丰县人氏刘铭传受清政府所遣，亲率淮军子弟到祖国宝岛台湾英勇抗法和建省并使台湾归顺大清的历史故事，热情地歌颂了主人公刘铭传非同寻常的命运和爱大清、爱台湾人民的深厚情感。作者数改其稿一次次向精品佳作冲刺，定稿后虽然黄梅戏也想搬上舞台，但最终在徽剧舞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获一系列大奖。国庆50周年被文化部圈定为献礼剧目，在北京公演受到好评，中央电视台并于1999年10月4日作了现场直播。

参与黄梅戏电影的创作生产，很显然，对文化人金芝说来，无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他戏剧创作最亮丽的荣耀和辉煌之一。黄梅戏神话剧《天仙配》被摄制成电影并在香港公映后，立即风靡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地。东南亚有关国家文艺界人士一方面积极学演黄梅戏《天仙配》，另一方面也在积极酝酿创作新的神话剧，以满足广大热心观众对黄梅戏这一戏曲剧种的需要。中央外事有关部门得知这一信息和动向后，批示安徽省委能否组织一批文艺界人士将牛郎与织女“七七相会鹊桥”的爱情故事创编成黄梅戏。安徽省委立即闻风而动，马上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当时的剧目室的几位同志，即搞黄梅戏的陆洪菲、搞庐剧的金芝、搞泗州戏的完艺舟等。黄梅戏神话剧《牛郎织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势下搞起来的。经过数度寒暑的艰苦奋战，《牛郎织女》“创造”出来了并被摄制成电影。这部黄梅戏神话剧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已问世，由于众所周知的极“左”思潮和“文革”骤起，它被无情地封存起来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个曲折推进的过程中，金芝作为主创者之一，面对扮演织女的严凤英不幸离世，他有喜有忧、有悲愤有愉悦。因为毕竟真理战胜了邪恶，毕竟黄梅戏百花园中又多了一部影视神话剧。《牛郎织女》的故事，作为神话或民间传说早已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了。黄梅戏《牛郎织女》的故事借助神话的寓意，打破天上与人间的阻隔，努力争取美好爱情的到来。但由于代表旧势力王母娘娘的百般刁难和破坏，牛郎与织女的恋情、家庭及夫妻、儿女之间的温暖终于被破坏了、拆散了，给天上和人间留下千万载的别离情。真情是隔不断的，小鸟搭起了鹊桥，为牛郎、织女每年的“七七相会”提供帮助。这一切在黄梅戏神话剧《牛郎织女》里都得到了充分地表现和深情地反映。最后，我想摘几段《牛郎织女》中的优美的唱词献给大家，以共同感受《牛郎织女》共同织出的天上人间之情。织女有一段唱，表现了她在天上想人间的心境：“空守云房无岁月，不知人间是何年？望断云天人不见，万千心事待谁传？也曾梦里来相见，醒来但见月空悬。明月还有星作伴，可恨我孤孤单单恨无边。恨无边、情无限，手持金梭重如山。织出红云血泪染，织出白云泪已干。但愿白云化素笺，片片纷飞落人间。”还有“到底人间欢乐多”等，处处表现出《牛郎织女》中的唱词传情达意之美感，同时也表现了其作者出手不凡的大家风范。金芝先生的舞台剧创作还有许多许多，如还参与了黄梅戏电影《生死擂》的创作等。这里点评的仅仅是其很少的一部分。

纵观金芝先生的舞台剧创作历程及其作品，留给广大观众和研究者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很多。在效仿者望尘莫及的诸多个性特色中，金芝先生的作品显现出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这些既反映出他的超凡脱俗的思维个性和风格特性，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艺术成就之所在。金芝先生三个方面的拿手好戏：一是集中打造情境交融的戏曲意境。意境是戏曲艺术化的集中表现。我们可以看到，金芝总是着意打造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戏曲意境，给人以“这一个”和最强烈的感染力。二是善于刻画和塑造具有两面乃至多面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如前面提到的《讨学俸》中的陈大娘和贺先生，以及“恨也深来爱也深”的《罗帕记》中的王科举。因此，他创造出的舞台人物形象总是丰满的、鲜活的，以及内含丰富而深刻的。三是擅长人物唱词的写作，他写的唱词总是“水灵灵”的，他的作品不仅耐看而且耐读。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和诗化格调。对这三个特征，在此，仅仅给予简要的归纳概括。

（三）金芝对文学名著的改编和戏曲电视剧的创作

金芝对黄梅戏艺术拓展性的贡献，也是他艺术人生的最辉煌的亮点，就是他顺应艺术发展潮流的需要，将一大批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黄梅戏音乐电视剧。使历史文学名著与当代传媒、一批文学大师的思想精华与广大观众的审美、传统的戏剧艺术与现代电视技术做到了完美的联结与整合。电视技术向电视艺术过渡、发展有一个过程。简而言之是客观时势所迫，是时代的必然。电视需要戏曲、戏曲需要电视。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电视机和一大批音像商品大面积问世，急需要大量的有故事情节及感染人的思想宣传作品和文化娱乐作品去丰富那日夜与观众见面的电视机画面。于是，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即戏曲电视剧应运而生了，金芝所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很快适应这一趋势和发展变化。他呕心沥血，以极大热情和精力创作改编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名著和黄梅戏电视剧，在时代转型和现代化时期，为黄梅戏的拓展新生面和创新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先后改编了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改编了张恨水的长篇社会言情小说《啼笑姻缘》；改编了“五四”时期的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了鲁迅的反封建礼教及哀其妇女不幸的小说《祝福》；改编了安庆当代人物传记作家石楠的《画魂》；改编了当代优秀红色题材小说《红岩》；可能还有其它一些文学作品。在将这么多文学作品改编为黄梅戏电视剧之时，金芝先生进行了大量的二度创作，其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可是，金芝先生却乐此不疲，自觉自愿的长期为之。为什么？这要从金芝先生对此举的深刻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说起，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金芝对把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电视剧的意义有其深刻的认识。金芝先生虽然年纪老了，但思想是年青的。金老很重视现代传媒的作用，很重视黄梅戏能与现代科技、大众传媒电视、电影、VCD、磁带、网络的结合。他认为，黄梅戏在上个世纪50年代能迅速地崛起，上个世纪80年代后在多数剧种走向衰落，黄梅戏挺立于戏曲舞台中央，其生产和传播手段得到了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扶持和资助有很大关系。对此，金芝先生有自己的独特表述：“借助了黄梅戏的声誉，又扩大了黄梅戏的声音；借助了黄梅戏的观众，又扩大了黄梅戏的观众；借助了黄梅戏的艺术，又传播了黄梅戏的艺术。”这是金芝先生在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不能理解或接受黄梅戏电视剧艺术的情况下讲的。他认为，黄梅戏不能固步自封。黄梅戏利用电视传播自己、扩大自己的影响，是黄梅戏在新形势下创新发展的一种招数。正是基于他对戏曲与电视这一关系的正确认识，对其深远意义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他对自己改编行为的信念是坚定的、思想是清新的。这是金芝先生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为黄梅戏电视剧的重要的工作理念和思想基础。

二是金芝先生对改编的原则、方法的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把名著改编为戏剧，重点和难点都是如何做到人物关系、精神风貌等一切戏剧要素不脱离原著，但又不能等同于原著。在这里，原著相当于实际生活，改编相当于原创。改编必须既“源于”原著又“高于”原著。对此，金芝先生也有自己的经验之谈。他把名著改编为戏剧的过程概括为三句话，就是对原著要尊重，对原著要理解，对原著要感悟。金芝先生认为，改编也是创作，是一次有规范、有约束的再创作，只有做到了心态上尊重原著、思想上理解原著、理性认识上感悟原著，才能拿出好的戏剧作品，拍出的戏曲电视剧才会有人看、有人赞。具体的改编方法，他说，他每次改编都要过三道关：首先是剧中的人物关。剧中的人物特别是重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原著中的人物。要将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研究透，掌握每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然后才能下笔；其次是情景关。要彻底搞清何时、何处、何事、何故、何景物等。搞清楚情境就是要搞清楚故事发生的“六何”。第三是观众关。这是对原著取舍和对作品侧重点把握的重要依据。要熟悉观众的心思，知道他们在哪里要哭、要笑、要赞扬、要唾骂。这就是创作、改编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道理。三道关都过了，才会写人物、写唱词。唱词才会自然地流出。才能达到人中出戏、戏中生情、情中显景、景中出词。才能做到情景交融，人、情、词合一。

三是金芝先生认为要准确地把握小说、戏剧、电视三者间的同与不同的关系。把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电视剧，实际上就是把三种不同的东西往一起捏，难度是很大的，关键是要准确地把握各自的特点，努力整合成一个有机体。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对事物的描写是不受限制的，可以任意的发挥。戏剧不同，它必须受到时空和表演的限制。戏曲是演唱的艺术，具有综合性、虚拟写意性和程式化的特点。戏曲艺术表现的灵魂是虚拟写意性，也就是说，它的表现的故事情节及其人物所涉及到的时空和景致都是假定的，靠观众的想象、意会去感悟它、体验它。但是，电视剧不是这样。电视剧是画面艺术。它的叙事和抒情是直观、具体的画面直接地去表达。真实、具体、直观是其艺术的灵魂。我们高兴地看到，金芝先生的改编，使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结合。三者的统一和谐和融合协调的结果促使了一种新兴艺术形式即戏曲电视剧的产生。金芝先生正是在突破性的解决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融合的问题，才使其顺利改编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取得巨大的成就。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啼笑姻缘》是金芝先生根据皖籍现代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同名社会言情小说1998改编的，共12集。《啼笑姻缘》的故事情节梗概是，家住黄山的大学生樊家树在北京天桥剧场散步时，无意中爱上了家庭一贫如洗的鼓书艺人沈凤喜，而且爱得纯真、执着、深透；从东北逃难入关后成为江湖侠女关秀姑，因得到过大学生樊家树无缘无故的多次照顾，也偷偷地爱上了好心的大学生樊家树，想以身相许，关姑娘在爱的漩涡中挣扎，最后，不得不作出一个平静而痛苦的分手抉择。就在樊家树与沈凤喜爱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之时，世俗风情，难以预测；人世祸福，风云突变。军阀刘将军也看上沈凤喜，他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活活地将樊、沈二人拆散，将沈凤喜投入到自己的怀抱之中，实质上将沈凤喜投入到刘家的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很快沈凤喜神经错乱、呼天喊地、啼笑不幸姻缘。观后让人为其哀愤、为其悲伤、为其痛断肝肠。这是一部令人欣喜又辛酸的精品佳作。金芝先生的改编使其精中出精、美中出美，给观众一个欣喜和苦痛的听觉和视觉的享受。黄梅戏电视剧《啼笑姻缘》很好地发扬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揭露社会的黑暗不平，剖析人性的软弱和丑恶的同时，加强了对人性真善美的赞美、对社会进步光明面的讴歌。剧中几个人物精神风貌有所升华，整个戏的情调也更加明朗。将其拍成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熟悉和理解此作，可以说，圆了张恨水先生的未遂的心愿与情怀。从戏的角度上说，电视剧《啼笑姻缘》写了很多很多优美的唱段，其中许多男女对唱更为优美。沈凤喜的纯情、善美被毁灭叫人扼腕兴叹。这里，我们选一段主题歌供大家欣赏，因为它既强烈的体现了黄梅戏的音调，又集中表现了《啼笑姻缘》中沈凤喜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辛酸身世和该剧的思想和题旨。“我不是水中月，我不是天上的云，我不是路边的草，我不是泥做的人。我有血有肉，我有枝有根，我只求两人相拥能久远，我只求平平安安过一生。啼笑问苍天，花儿酿出春何罪？为何冷眼成画饼。啼笑问苍天，这看不透的人心有多深、有多深、有多深。”歌词中的“我”，是指沈凤喜，是沈凤喜悲情的命运。这是对人世间真善美的呼唤，也是对一切假恶丑的诅咒和呐喊。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家春秋》是金芝先生根据现代著名文学家巴金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在《家》剧中，表现了尽管高老太爷已死，但这个封建大家庭更加危机四伏。在《春》剧中，表现了随着觉新之幼子夭折，这个家毫无春意，仍然寒气逼人。《家》与《春》在其他章节已经作了简要评介，这里简要谈谈《秋》剧的故事内容梗概。在《春》中，蕙违心无奈出嫁，完婚后很快患病并默默地死去。蕙的灵枢停在庙中已经一年多，而其丈夫忙于续弦，竟没让其入土为安。此事本为蕙表妹的不幸婚事而伤心，又为自己不能接受蕙表妹的婚事而悔的觉新感到心情愈加沉重。在觉新、觉民的“威胁”并催促下，蕙表妹死后才得有存身之地，但她糊涂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向火坑。枚年纪轻轻才17岁，又患肺病，其父不顾枚的身体状况，却忙着为其娶妻完婚。婚后两人的感情虽不错，但妻脾气很大，枚夹在长辈中受气，婚后不久也因病去世，留下了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至此，高家已死去四条年轻的生命。在《秋》中，高府进来一个丫头并在觉新身边服侍。这是《秋》剧中着力要表现的形象，也是整个《家》、《春》、《秋》着重要抒发的觉新婚姻的不可逆转的走向。金芝在改编过程中，通过细节的描写和错纵复杂家务世事场面的交待处理，把一个对觉新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又顾及自己的丫环使女身份、导致其左右不是、进退为难、时时处处、事事先观言察色而后办事的翠环塑造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翠环由韩再芬扮演，又平添了叫人怜惜和疼爱的姿色。在《秋》剧接近尾声中，高觉新逐渐露出了峥嵘，他一改在《家》、《春》中那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唯长辈是从、遇事不敢作主并当机立断的形象，而是以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决心，誓与那些所谓长辈争高下，他当众宣布，要娶丫环翠环为妻，不是为妾，他要为自己的妻子翠环分得一份家产。然后挽起翠环、抬头挺腰走出了高家。这就是《家》的结局，这就是《家》的《春、秋》，这就是原作者巴金和改编者金芝所要告诉我们的文学的和影像的《秋》的最后。在《秋》中，金芝先生除成功地塑造了翠环和高觉新两个人物形象外，还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创作了许许多多歌颂光明和人世美好，以及诅咒黑暗和抒发悲愤的唱段。在《秋》剧的改编和创作中，他面对高家的毁灭和高觉新等几个小兄弟爱的新生，他一气呵成地创作了这样一段美不可言的唱词作为剧的终结：“流了多少殷殷血，才将悲剧演终结。苦泪洗去胸中雪，化作浓情补心缺。回头不恋高门裂，举目笑看天高洁。万仞千山难阻隔，激流飞奔浪千叠。”深深地揣摩、细细地品味，抒发了改编者何等的深情和兴奋。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朝霞满天》是金芝先生根据革命红色题材小说《红岩》改编的。它以小说中的刘思扬和孙明霞的革命经历为中心，叙述了他们与江姐、双枪老太婆一起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抒发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播出后收到良好反响。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二月》是金芝先生2002年根据柔石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并推出的。原作者柔石生于1901年，浙江台州宁海人。柔石是1930年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柔石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秘密处决，年仅30岁。《二月》小说出版时，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为其写了序即“二月小引”。鲁迅说，二月写了“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轻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又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对小说作了如实且高度的评价。柔石的小说《二月》曾改编为电影《早春二月》，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金芝的改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他必须更全面、更深刻的发掘原作的固有内涵，更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在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必须加上当代思想及艺术元素，以求得与黄梅戏艺术优势和时尚的相互融合。今天，我们将六集黄梅戏电视剧《二月》与原小说作一比较，你不仅感悟到作品的容量有了大大拓展，而且忽隐忽现出新的构想和追求、新的视角和深度。6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在安徽台和中央台播送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说《二月》是一泓清泉，有的说《二月》是一股林中的清风。总之，清新、自然、流畅、深刻是其艺术美的典型境界。那么，金芝在改编时做了哪些艺术上的再创作呢？首先是大大丰富了原作，就是把原作中的主要情节和冲突进一步强壮起来。比如一些重要的情节转折发展，如文嫂生病、文嫂丧子、文嫂自尽、萧涧秋从女佛山庄出走、陶岚离家追寻萧涧秋等，在电视剧里均作了浓笔泼墨和渲染。其次是进一步丰富了人物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构置了萧涧秋、文嫂、陶岚等几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让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情感能够多方面、多角度的展开。最后是浓墨重彩的展示了黄梅戏的艺术风采。总之，黄梅戏《二月》是一个深沉的、清静的、含有凝重悲剧色彩和社会风情的电视剧。《二月》着重于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情感伴着人物的思考流淌，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内心矛盾的进程如层层细浪，向前推展。《二月》既值得观看，更值得细细地玩味。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潘张玉良》是金芝先生根据安庆市人物传记作家石楠的作品《画魂——张玉良传》改编的。《画魂——张玉良传》是作家石楠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一部影响很大的优秀作品。《画魂》是一曲人生的奋斗之歌。他以自己饱含深情之笔写了风尘女画家作为一个人，为了争得平等和人格的尊严，一生与社会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女画家潘张玉良年少被变卖，后被商人潘赞化赎买，再后是学习画画，以后出国深造并客死异乡。《画魂》运用文学及艺术的手段讲了一个真人真事悲情故事。人物传记小说《画魂》在《清明》上发表即问世后，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文化界、艺术界、电影、电视、话剧、戏曲等多家单位纷纷改编为文艺节目。香港、台湾也前来与作者联系要求改编。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曾改编为黄梅戏舞台剧《风尘女画家》，演出也是相当成功的。这次金芝将其改编为黄梅戏六集电视剧，并由胡连翠导演，黄新德、韩再芬扮演男女主人公，黄梅戏电视剧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并获得大奖——飞天奖。对于《潘张玉良》的改编的成功，原作者石楠观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在自己写的文章《黄金强档、珠联璧合——我看黄梅戏音乐连续剧〈潘张玉良〉》一文中说：“黄梅戏音乐连续剧《潘张玉良》忠实了原著的主题和精神，较之（其它）电影和电视剧，它把握原著的精气和神韵最为完整。我认为，它是改编得最为成功，也是我最为满意的影视作品。”“我之所以说它美，是它好看又好听。我非常欣赏老剧作家金芝先生的才华。一部戏的成功，剧本是基石。金芝已是七十有六的老人，可他创作的激情却象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他的大脑、心脏都象青年人一样年轻，他的才情在这里像大江大河样横流。”“这部戏之所以获得‘飞天奖’，为观众喜爱，得专家好评，借用一句广告语，是‘黄金搭档’的组合，名导演、名编剧、名作曲、名演员的珠联璧合的结果”[3]。改编本得到声名显赫的原著作者石楠如此高度评价和赏识，足见金芝先生等二度创作者的功力非同一般和超凡脱俗。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祝福》是金芝先生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2005年伊始分别在安徽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该剧的词、曲、唱、演俱佳，演员阵容新颖、齐整、强大，全由年轻的演员担纲主角，具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黄梅戏电视剧《祝福》既尊重了原著，又有新的构思和设想，增添了几个人物和故事情节，对于进一步加深理解原作的精神有一定的拓展。这是剧作家金芝先生的又一力作及杰作。金芝说：要把鲁迅的名作《祝福》改编为四集黄梅戏音乐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策划，闻之已感惊讶，受之更觉艰难。那是2002年11月的事。当时深感有三难：一难：为时正当对《阿Q正传故事》等鲁迅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大兴挞伐之时，本来改编鲁迅作品就很难，此时如何把握？如何增删？如何发挥？更添难度、更有压力。二难：《祝福》早有袁雪芬主演的越剧改本《祥林嫂》，成名在先，又有夏衍的电影改本《祝福》扬威于后，它们是两座高峰。要想跨过这两道高坎，那就比《二月》之与电影《早春二月》，《潘张玉良》之与电影《画魂》更有难度。即使只求避同求异，也非易事。三难：当然，我们有主要的优势，那就是黄梅戏的抒唱。乍一看，黄梅戏那带着淡愁浅悲的唱腔与祥林嫂的悲情苦泪是非常贴合的，其实，仔细想来，鲁迅的笔墨是高度精炼的，人物是非常典型的。祥林嫂是悲连着苦，苦连着悲，很少透出一点亮点。这就与黄梅戏洋溢着青春、亮丽、温馨的风格，又相去甚远，乃至格格不入，还是一难。当然，换一种精神，换一个角度，难也有难的好处。”[4](www.xing528.com)

在这篇文章中，金老思考的并不仅仅是对《祝福》的改编和再创作，他从《祝福》的改编联想到多部作品乃至他这一生的对文学作品的钟情和改编。因为“搭三座桥”是他一生创作改编用之不竭的动力和不懈的追求，也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传承、如何做一点奉献的深层次思考与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实践。金芝先生在《搭三座桥——由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祝福〉勾起的联想与思考》这一长篇论文中说：我们将优秀文学名著改编为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究竟要做什么？究竟为什么？蓄积心中的一句话，就是要搭三座桥。哪三座桥？“第一座桥：名著与时代的心灵感应之桥。”名著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它那个时代出现的一座丰碑。“故而，名著的改编，就是为名著和当前时代搭一座桥。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如何对待名著，就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尊重。这是决定是否能做好改编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审慎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是理解。理解越深，越能真正地尊重。第三个层次是感悟。有了在理解深度上的感悟，便会闪出具有创造性的变革与想象的火花，而这样的火花，就不会烧毁原著，而可能更使原著亮起新时代的光华。”“第二座桥：戏曲与电视的艺术融合之桥。这是我们在一连多部的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的创作中，一直艰难建造的一座桥。最大的难点，自然还是戏曲之虚与电视艺术之实如何更好地揉合、融合为一体。应该说，我们有过探索、也有收获，但并未完善。这一部戏怎么做？当然还是沿着‘诗、情、美’融合沟通之路，继续探索。但正像我们前几部戏一样，每一部都要重新思考，在重复中寻求不重复。”“第三座桥：戏曲电视剧与观众的审美沟通之桥。戏曲电视剧的诞生，是基于戏曲要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电视要拓展与丰富的需求，观众既想守着电视、又想看到戏曲的需求。在这三大需求中，观众的需求是决定性的。他们守着电视，不想上剧场，但却还想看戏曲，初始只想看看转播舞台的剧目，渐渐地又觉得只从电视上看舞台，并不能达到剧场里看演出那种直接交流的快感，还应该把电视艺术的优长也发挥出来，于是，便有了融合二者之优为一个艺术整体的‘戏曲电视剧’⋯⋯这种独特的创作，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又是什么呢？是观众的接受、认同和喜爱”[5]。金芝先生及其文艺界一帮同仁搭起的这三座桥，沟通了前人经典与后辈求知、传统文明与现代时尚、大众艺术与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这三座桥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文明、倡导社会主义和谐之桥，也是黄梅戏与电视艺术寻找并共奔新的前程之桥。金芝先生作为一个文化人和戏剧工作者，从这里，他道出了他改编文学作品为戏曲电视剧的精神境界、艺术追求和最终目的，同时，在这里，也强烈地体现出金芝改编创作生涯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社会文化学的理想。金芝是文学作品与戏曲及其电视艺术互动的最先行、最有力、也最富成就的推动者。

（四）金芝的戏评与文论

金芝的戏剧人生是多彩的。就象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戏剧家一样，有文学作品就有文论，有创造就有思考，有身体力行的劳作就有发自肺腑的心声。金芝先生也不例外。金芝先生在其近半个世纪的戏剧活动生涯中，创作了数以百计的戏剧剧目。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题材领域之广泛、个性特色之鲜明、影响之广大，令人嗟叹、敬仰不已。金芝先生不仅是一位成果累累、艺术成就突出的剧作家，还是一位眼界开阔、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勤于思考与笔耕的黄梅戏艺术评论家。他立足于本身的创作实践，着眼于安徽戏曲界学术研究的状况和科研能力的提高，以推动和提升学术研究氛围为己任，写了大量的有见地、针对性很强的理论文章，从而极大的弥补了黄梅戏艺术界理论研究薄弱及跟不上的状况。他以马列文论为指导，以新时期党的文艺思想和戏曲方针为原则，认真地归纳、概括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个性特色和风格、特长及优势；认真地总结一些有成就的剧作家、作曲家、导演和表演艺术家的创作方式方法和经验、体会；同时，也认真地总结并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和体会。这些理论文章就如他的戏剧作品一样，充分地体现和彰显了他的睿智和才华，故深受大家的欢迎和仰慕。

金芝的戏剧作品是丰盛的，金芝的文论文章也是丰厚的。其中之一，就是金老对黄梅戏艺术特点和个性特色进行了分析概括，对黄梅戏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势下创作情况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新形势下黄梅戏管理体制和机制、创作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开发传播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和归纳。2006年，金老在近80岁高龄之时，写了一篇《优势论——黄梅戏发展的历史经验》发表在《黄梅戏艺术》2007年第1期上。这是一篇洋洋洒洒近万字的论述黄梅戏的艺术特色和优势的专论。足见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志士暮年、壮心不已。在中国安庆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的理论研讨会上，笔者曾亲听过他的发言及见解。《优势论》是金芝先生的戏评和文论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优势论》一文中，他首先对戏曲艺术的优势本质和研究优势的意义作了一系列的判断。他说：“优势体现出事物本质的特征；优势潜藏着事物的生命活力；优势透视出事物的发展方向；优势显示出事物的标帜方向”。他说：“振兴戏曲首先要振奋精神，⋯⋯黄梅戏发展蕴藏着一条可贵的历史经验：发挥优势，而当前的许多问题还是以发挥了优势、还是削弱了优势来辨别出是非，寻找到出路。”那么，黄梅戏具有哪些优势呢，他认为：一是传统与现实不断融合而滚动发展的优势。感受艰难、敢抗风雨的精神；胆大心细，融人育我的智慧；审时度势、敢为人先的胆识。二是剧目发展与人才培育紧密结合的优势。文学结构音乐结构的统一；整体和谐与团队精神的结合；收获新作与积累传统相结合。三是地上舞台与空中舞台合力齐飞的优势。舞台为根；以优促优；敢为人先。四是黄梅戏发展与观众需求亲密结合的优势。心心相印、藏戏于民；立足本土、放眼四海；面对观众、筹划动作。文章的最后金老写道：“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黄梅戏优势的演化、消长、变异的各种状态。这种状态是艺术生命的体温表。一种事物完全失去了优势，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未来。”这是一位在黄梅戏艺术界耕耘了50年的老者的心声。归纳是全面系统的，概括亦既有深度和高度，忠告、提醒亦是恳切的。无论业内人士还是局外人看后定会有感触和启示。[6]

金芝先生的戏评和文论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同辈、同行乃至后生年轻人的艺术成就的讴歌和赞颂，对黄梅戏舞台上出现的新气象、新事物的评点和推介，以及对已故的有影响的表演艺术家的回顾纪念和对崭露头角新人的评述和扶持。已故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为黄梅戏的振兴和扬名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金芝与其是同时代的戏曲艺术家，二人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中曾有亲密的合作。2000年是严凤英诞辰70周年，金芝发表文章《严凤英的艺术生命一一兼论“梅开一度”的标志》以此纪念。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严凤英真是人生有限，仅仅活了38岁；但严凤英在短短的人生之旅，特别是在新中国只有17年的辉煌中，却留下无限的艺术，她在无限的艺术生命上无限地活着。”严凤英活在一批戏中，一批艺术形象中。严凤英活在艺术的集体里，活在艺术的承传中。严凤英活在新的艺术综合的整体里。“严凤英活在观众中。”[7]。2000年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诞辰80周年，金芝发表文章《架桥铺路育梅林——王少舫与黄梅戏艺术速写》以此纪念。他在文章里写到：“少舫先生在我的脑际眼前常常是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架桥铺路、梅林育花人。”“他架起了京剧与黄梅之桥，铺开了一条黄梅戏生行艺术发展之路。”“他架起了继承与创新之桥，铺开了一条黄梅戏改革提高之路。⋯⋯他架起一座传统与现代之桥，铺开了一条表演艺术深化之路。⋯⋯他架起了一座艺术与人才之桥，铺开了一条黄梅戏艺术承传之路。”在文章的最后，金芝不无感慨的写到：“喜看今日黄梅戏，已成为一个誉满海内外的大剧种。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具有开拓性的搭桥、铺路、奠基之人，更应珍惜他们的艺术精神与艺术经验，为解脱面临的困境寻求启示与良策。”[8]。黄新德是继王少舫之后的新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是省黄的领军人物。在称为黄梅戏艺术年的1998年里，金芝推出了一篇文章《从王少舫到黄新德——对戏曲艺术融汇现象的思考》，盛赞黄新德的艺术成就和表演经验。他在文章中写到：“严凤英与王少舫正是天然双生的艺术上的比翼鸟；马兰与黄新德恰似联袂并出的艺术上的双飞蝶。他们之间艺术上的交流与创造，蕴藏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接着写到：“我由此想到了王少舫与黄新德，尤其是想到了他们二人有着一段共同的经验，都曾是京剧演员，想到了他们如何把京剧的艺术优势融汇到黄梅戏的艺术肌体之中，从而丰富了黄梅戏和提高了自己表演艺术的素质。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实践，其中蕴藏着一个带有规律性理论性的思考课题，戏曲艺术融汇与创造的关系。”[9]。在这里，金芝论述的规律性有两个方面：从黄梅戏剧种说来就是如何融汇、综合、吸收别的艺术特长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黄新德即所有演员说来，要解决如何拓宽、丰富创新自己的学艺途径问题。金芝先生出版过一本戏评论文集《惜花·育花·品花》，我这里点评几篇，仅是举例而已。

对自己创作体会与经验的介绍和交流，是金芝先生戏评与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事文化工作以后，金芝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和体会。这里抒写的是金芝先生的辛劳与汗水，这里记录的是金芝先生的足迹和步履，这里透视出来的既是金芝先生的心灵的窗口，又是他创作辉煌的画册。这里，我挂一漏万的列举几篇文章，以供读者欣赏。《从“斛擂”到生死擂》、[10]《“潘张玉良”撩起的八月思絮》、[11]《搭三座桥——由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祝福”勾起的联想与思考》。[12]在这些文章里，金芝以其缜密的思维、犀利的笔端，结合《生死擂》、《潘张玉良》、《祝福》等影视剧的剧情，向读者清楚地叙述了这些剧目改编的历程、创作的理念、美学追求、文化品位和艺术风格特点以及如何体现原著风貌和时代精神等。1981年，金芝写了一篇《风格就是剧种》的创作体会的文章，文章虽短，但立意深刻，很有个性色彩，对于了解金芝创作的深层次思想很有帮助。他在文章中说：作家、艺术家应该按照自己的风格去创作。从而产生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这风格，就是区别这一作家与那一作家、这一艺术家与那一艺术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风格就是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作这样的引伸和借用，大致是不会错的，这就是：戏曲剧种存在的意义与相互之间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各自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这种风格越鲜明、越浓郁、越独特，就越能显示这个剧种的丰采和活力。因此，风格就是剧种。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应该象爱护眼睛一样去爱护和珍惜本剧种的艺术风格。并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发展、丰富和完善这种独特的风格。[13]文如其人，戏也如其人。这一段不正是金芝先生一生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真实写照吗？

2000年，金芝出版了他创作的剧目精选本。洋洋610千字。他在简短的小序中说：“七十有二，岁月痴长，五十年头，作剧四十，从一头黑发写到两鬓染霜，数量微微、更少华章。虽友人频催，内心常想，该出选集，以证沧桑。”读罢此言，叫我更肃然起敬。啊！如此平常的心态。这是大师的风范。作为金芝先生创作的戏曲的热心观赏者，作为他的戏评和文论的虔诚的拜读者，我不顾才疏学浅，写了以上文字。金芝及其作品当属博大精深之列，相比之下，这篇评论仅是对其作了粗线条的素描或速写。

[1]金芝著：《舞台影视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260页。

[2]金芝著：《舞台影视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338页。

[3]《黄梅戏艺术》，2004年第1期，第22-23页。

[4]见《搭三座桥——由黄梅戏音乐电视剧〈祝福〉勾起的联想与思考》，《黄梅戏艺术》，2006年，第3期，第3页。

[5]《黄梅戏艺术》，2006年第3期第1-6页。

[6]《黄梅戏艺术》2007年第1期，第3-6页。

[7]《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4期，第14-16页。

[8]《黄梅戏艺术》，2000年第1期，第19-21页。

[9]《黄梅戏艺术》，1998年第2期，第4页。

[10]《黄梅戏艺术》，2002年第4期，第28-30页。

[11]《黄梅戏艺术》2004年第1期，第17-21页。

[12]《黄梅戏艺术》，2006年第3期，第3-8页。

[13]《黄梅戏艺术》1981年第1期，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