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区域性文化：黄梅戏风貌

研究黄梅戏与皖江区域性文化的关系，对于探索黄梅戏的发生源泉和发展趋势，既是寻根之劳，又是逐日之举，实乃重中之重。

新时期黄梅戏创新发展的亮点很多，最突出的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黄梅戏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方法的变化，就是戏曲艺术与现代科技结合，如广播剧、影视剧、舞台剧一起上，生产手段电化了，传播和消费领域扩大了加快了；二是黄梅戏新剧目创作的取材拓展了，在追逐时代性和社会化时又更加地方化了，使其更富有区域性的思想文化特色。黄梅戏在题材上努力去表现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和社情民意，特别是极力去彰显皖江区域内的特定思想、精神和文化，表明了黄梅戏这一地方戏的剧种意识重新觉醒，反映了黄梅戏艺术品味的提高，说明了黄梅戏与皖江区域内的思想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表明了戏曲文化服从并服务于一定区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以及传承和造化一定区域的精神风貌的自觉性在增强。

（一）黄梅戏是皖江文化的产物

皖江即长江的安徽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生根之地和发散区。皖江上至江西的九江，下到江苏的南京，绵延800多里。历史上曾称皖江为吴头楚尾。因此，皖江文化也就被称为吴楚文化。吴楚文化不能特指皖江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改革开放，提升安徽的经济发展，凸现了皖江的区域经济的龙头地位和作用。同时，思考和研究皖江文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被提到重要日程。于是，皖江文化不再仅仅是吴楚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具有独特意义的皖江文化概念了。社会文化，一般意义上说，就是指人民群众在精神和物质生产的活动中所采取活动的方式、习俗和行为价值指向，以及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定的地域文化，应该具有共同性、统一性、衍生继承性等特点，也就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们从古到今的行为习俗的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共同的显明的特点。皖江区域在历史上有其古皖国文化、池州的傩文化和九华山的佛教文化。明清以来又产生了闻名遐迩的徽州文化和桐城派文化，以及书画、戏曲等具有艺术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中国近现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皖江区域文化特别是沿江各城市均产生了富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文化，如芜湖市的商业经贸文化、马鞍山的钢铁、铜陵的铜、安庆的石化等企业文化。这一切都表明了地域文化具有时代性，一定地域文化的特色定位总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来体现它的规定性。文化总是随着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而变换着具体形态的。皖江区域内的文化也是这样。从人的生活方式、习俗和行为价值取向说来，真正具有共同的统一的精神内核是其汉民族特点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定的文化虽然主要赖以物质生产方式而产生，但它也是赖以一定的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的社会思想环境而滋生。安庆是皖江文化的中心。历史上，南宋宋元元年（1195）设治安庆府，端平3年（1236）年安庆作为府地，到乾隆25年（1760）年，安庆市作为省会，直到抗战爆发，省会移至金寨。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安庆都是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黄梅戏是皖江文化的产物，具有地方性、世俗性、抒情性、通俗性和大众化的文化特征。安庆是黄梅戏艺术产生、形成地之一，更是黄梅戏艺术成熟赖以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心。安庆唱响了黄梅戏。黄梅戏也唱响了安庆。以安庆为中心的皖江文化在其衍生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孕育着黄梅戏这一特定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类型的发生和发展，使其成为皖江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共同谱写着皖江地域文化的辉煌。另一方面，黄梅戏艺术又以它独有的方式和特长，即以外化后的直观具体的舞台形象和以虚拟程式化的演唱，传承和张扬着皖江区域内的富有个性特色的各类文化现象，用以推动皖江区域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创新和挥发。黄梅戏在彰显皖江文化方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应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二）黄梅戏用典型化的方法艺术性地表现皖江区域内的其他文化现象

中国戏曲既是一种表达社会理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的民俗活动，又是一门熔铸中国传统“六艺”的综合性艺术。传奇性与抒情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戏剧创作、表演、欣赏和评判的两对重要范畴。黄梅戏如何去展现和突出皖江文化某一方面的个性特色，把传奇性与抒情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外化的形象化手段去表现皖江区域特定文化现象时，既体现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的精神本质，又富有戏曲艺术形式的特殊意味，这就提出了反映什么和如何反映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因此，典型化的方法就成了最佳的选择。所谓典型化的方法，就是概括皖江区域文化生活现象的本质特征，创造出既有具体、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又能充分地体现重大社会意义的普遍性的典型形象。皖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梅戏在创造皖江文化的典型形象时，既要体现出是区域文化形象的特殊性的“这一个”，又具有整个社会的普遍的思想价值即意义。新时期以来，黄梅戏舞台上演唱的众多的因特定文化而创作的剧目，如《徽商情缘》、《朱熹与丽娘》、《徽州女人》、《黄山情》、《孔雀东南飞》、《情洒杏花村》、《知府黄干》、《六尺巷》、《邓石如》、《青丝恋》、《生死擂》、《青铜之恋》等，都具有这样的品味和审美价值导向。这些作品反映出徽州和皖江区域的特殊生活风貌，因为经过戏剧作家典型化的处理，实现了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要求，所以，能够发挥一定的区域的文化影响和宣教作用。戏剧作品与文学作品一样，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形象反映。戏剧作品的典型化主要是指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黄梅戏反映和表现一定区域文化的形象典型化，就是主要概括一定人群的文化性格的本质特征，将其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使他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完全独特的个性。戏剧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就是个性化，这是戏剧创作的中心环节和主要的目标任务。《徽商情缘》中的李云飞、《徽州女人》中的女人、《生死擂》中的苏月英、《青铜之恋》中的卢青青、《青丝恋》中的小姑娘等，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典型。戏剧情节是揭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行动构成作品的矛盾和斗争。因此，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就必然要求戏剧情节的典型化、戏剧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徽州女人》中的女人结婚那天并未结婚，而是与说了谎话的小叔子拜了堂。丈夫出走了，一等等了35年。35年后等回来的人，已经是带了别的女人并生了小孩回家的陌生男人。女人在漫长的期盼中等待，在刻骨铭心的等待和忍耐中期盼。《徽州女人》的情节是典型的，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女人的人物性格，较好地反映了徽州女人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且较好的表现了《徽州女人》所要表现的“妇道”的作品主题。人物性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生成的，戏剧作品要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首先要创造典型化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典型的家庭及人物关系环境。只有这样即环境典型了，才能实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黄梅戏剧目在表现特定的区域性文化作品方面，十分注重特定的自然环境选择和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构建。我们高兴地看到，有关反映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的戏剧作品十分完美地表现了这一点。徽州地区和皖江沿线及两岸是一个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区域，客观上为黄梅戏的剧目创作的题材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些年来，黄梅戏舞台积极地去表现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文化层面，是黄梅戏剧种意识和重塑形象一种有意味的尝试和探索，从已经问世的作品来看，基本上做到了将世俗性戏曲主题与特定层面的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在尽情地演绎人世间悲欢离散、喜怒哀乐的同时，也努力诠释着某种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这些剧目均十分完美地呈现出某种文化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尽可能地做到艺术的真实性与新颖性的和谐统一。总体上说，较好地发挥了传承和宣教一定地域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三）黄梅戏剧目反映和表现皖江其他文化举要

《徽商情缘》与徽商文化。徽商是明清以来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之一。徽商以徽州为中心，兴盛数百年，业绩辉煌、富甲一方。徽商有其显明的经营之道和处世哲学。儒商兼备、行商达官、济世救贫、诚信举义是其重要的性格特点和经营理念，并以此形成了独特深厚的徽商文化。徽商和徽商文化已经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要的科研课题，也成为各文艺形式竞相表现的题材。黄梅戏电影《徽商情缘》就是其中之一。《徽商情缘》具有浓郁的徽商世俗风情和徽州文化色彩。《徽商情缘》的故事梗概是：老徽商典当行老板陈之章做五十大寿，商会会长、族长、亲朋故旧、遗老遗少纷纷前来跪拜。献礼祝寿的还有徽商后起之秀前来感恩求助的李云飞，以及典当陈的姐姐、姐父方士鹏及其子方瑞田一家。老徽商陈之章唯才是举很看重李云飞，其女陈文雁也对李云飞产生了爱慕之情。此情此意被方士鹏一家看破，怕陈家的百万家产外流，示其子与文雁相亲相爱，以继典当陈的财产大业。陈文雁坚辞不肯，执意要与李云飞结为百年之好。方家得知，处处刁难陈李两家行情会盟和儿女结亲。方家蓄意谋财、损人利己、抢夺药材、谋害李云飞，后气死陈老板，逼走李云飞和陈文雁，导致两家商行破产惨败⋯⋯《徽商情缘》将徽商经营之道与姻缘情感紧密结合，通过对陈、李两家商行的起落兴衰的叙述，以及典当陈与李云飞、陈文雁两代徽商人经营情怀的抒发，强烈地表达了“商海无边苦作舟，商道有径德为先”的徽商经营的行为准则和理念，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徽商做人处事的思想文化。《徽商情缘》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重点是塑造了不奸不贪、吃苦耐劳、知恩必报、超凡脱俗、既有商之道、又有商之德的李云飞的徽商典型形象。该剧是在一系列戏剧冲突和细节展示中完成对李云飞的形象刻画的。李云飞10年前家贫卖字画安葬双亲，10年后为感恩献厚礼帮典当陈建藏书楼，为解闽东瘟疫求助家乡父老买10万斤草药；为表其志绘画徽骆驼；还有忍痛变卖家产、销毁赃物，与陈文雁喜结同心良缘，再度泛舟商海等。剧的最后即在他与文雁即将离开徽地远行之前，两个人有一段唱更能表现他们的性格。“今将金印交你手，田产典当一一收。你们待人信义存温厚，能将徽商训诫永保留。置义田、兴义学、造福乡里，建书坊、刊典籍、文化传留。遇天灾和人祸切莫袖手，扶贫济困望你带头。我是一只雁，南来北往任遨游；我是一朵云，飞来飞去通九州。北疆迎冰雪，南国荡轻舟。东瀛西洋水，五湖四海游。浪迹商海暂分手，我心永远在徽州。”这是李、陈二位在商行破败后对亲人朋友的嘱托和告别，也是对李、陈两家商行经商之道的观照和总结，更是对徽商的经营理念和行为准则的规范和抒发，放射着永恒的徽商文化的光辉。

《朱熹与丽娘》与朱夫子思想文化。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县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集大成者。朱熹一生9年做官，40年兴办书院讲学及著书立说。他将儒家思想提到哲学高度，是程朱理学的创立者，为后世理学的宗师，受到一代又一代文人尊崇。他倡导女子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妇德，他推崇人世间的“烈妇节女”的伦理，压抑和摧残了千千万万的女性。他的“克人欲、存天理”之说，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礼乐”学说，与汉代大儒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思想一脉相承，均是维护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的思想文化。黄梅戏电视剧《朱熹与丽娘》既为朱老夫子的“烈女节妇”的思想倡导作了解说诠释，同时又以铭心刻骨的直观形象对人间真爱的故事作了具体演绎。《朱熹与丽娘》毫不留情撕下了朱老夫子正人君子的伪装，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一个真理，“人欲是克不了的，人欲处处在，时时在。它与天理共存。”这是该剧的思想文化价值之所在。《朱熹与丽娘》是根据古今传奇小说《五夷疑狐》改编的戏剧，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胡氏之女问奴与柳员外之子结为百年之好，不料柳员外之子婚前夭折离世，按照朱熹倡导的世俗民风，胡氏之女仍然要前去结婚，要夫死从灵（牌）。问奴在其母胡氏的哄骗下前去了。朱熹闻之大喜，奏其朝廷赐金匾一块“妇德楷模”。问奴在当晚婚房起火的烈焰中逃出，柳家及其村上人传言，问奴在烈火中寻夫烧死，是贞节所在。朱熹闻后，更为惊喜，认为，这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表现，并再奏皇上赐其金匾“此节可风”。以此想把问奴紧紧套在死去了丈夫灵魂身上，以此张扬其真正的烈女节妇的思想。实际上，问奴有意所为便于逃走，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五夷，要找朱熹讲理，追问他为什么要提出“克人欲、存天理”伤害其母女。问奴化名胡丽娘，本为拉朱熹下水，使其威风扫地，处处以色相勾引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熹渐渐被胡丽娘的相貌和温柔，以及聪明才气吸引住。胡丽娘也由当初的报复心理变成了真爱。当胡丽娘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时，朱熹始而发呆，继而振动，后敞开胸怀拥抱胡丽娘，决心要娶她。此事被官府知道，欧知县带人要追查朱熹的欺君之罪和盗世之名。为掩盖事实真相，为保朱熹一生的理学宗师之美名，后胡丽娘逃到五夷山自焚以灭口。从而留下了千古佳话美谈。永存的不是天理，是人欲，是朱熹与胡丽娘生死恋情。(www.xing528.com)

《六尺巷》与桐城派文化。清代桐城文派的兴起代表了皖江地区文学发展的最大成就。桐城古文运动之所以成派有其鲜明的特点，如以古文家为中坚，以古文章法和文论为特色，并有一贯的主张即理念观点。桐城文派前前后后延续数百年，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文派以方苞倡导古文“文法”为标志，开始于康熙年间，中经刘大魁拓展，到乾隆时期姚鼐逐步兴盛，自成体系。桐城派承继程、朱道统，尊孔崇儒，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具有经典的秦汉文化底蕴，其一整套的“文法”见解和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梅戏《六尺巷》虽然不是直接取材于桐城文派活动，但它所叙述故事情节直接与桐城派所倡导的人、情、物、事、理相关联。张英是桐城文派中的重要成员。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与湖北布政使吴良甫在桐城为邻。相传，在此前后，两家为修建房舍围绕地宅而发生激烈矛盾。桐城“六尺巷”国家级文物即由此而来，黄梅戏《六尺巷》就是今人演绎前人的故事，并抒发桐城文派中的重要成员“和为贵”的思想情怀。戏围绕着“张家修老宅，吴家砌新墙，隙地起纷争，沸沸又扬扬”这一中心事件展开，分为“序幕、赐银、泄怨、纷争、堂辩、礼让、尾声”等七个场次。高潮戏在“堂辩”、“礼让”两场戏。戏剧的作者并没有把它作为民事纠纷来写，也没有回避事件本身存在的矛盾，而是使矛盾冲突逐级上升，最后水到渠成、画龙点睛式的引出主要人物——张英。让张英在冲突得更加尖锐性急迫性的境况中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从而塑造了桐城文派重要一员张英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把原本为民事纠纷上升到邻里感情和义理的高度。“理通万事顺”的义理是戏剧冲突的关键点，也是《六尺巷》创作并演出的重要思想文化特点。双方的争执和矛盾闹到桐城知县段书贤之处。段书贤感到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地方大官，确属无法调解和摆平双方纷争。张英之妻姚含章见状书写家信一封急驰京城。张英接信后沉思良久，胸怀大义，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诗言志”，“文如其人”。信写好后，张英有一段唱，更能表现这一桐城派文人及当朝一品重臣的思想境界、邻里情怀和立世举义的人物性格。“为官之人当自省，大权在握须为公。酒色财气看不破，枉为朝中栋梁臣。与人相处和为贵，得宽容处且宽容。让人一步化怨恨，让人一步舒身心。让人一步天地广，让人一步和谐生。登高方知群山小，日久方积大胸襟。好亲哪有近邻好？同船过渡皆缘份。吃亏是福不是祸，让他三尺息纷争。”张家接信后让出三尺，吴家见事释义也让出三尺。于是有了闻名古今的“六尺巷”。《六尺巷》成了一曲传承“和为贵”且建立和谐家庭、邻里、宗族乃至社会的颂歌。

《邓石如传奇》与怀宁书法艺术文化。邓石如（1743—1805），怀宁人氏，清代著名的大书法家。邓石如布衣出身，勇于改革，在篆、隶、真、行等诸体上创出了一条属于邓氏的路。尤其在篆、隶二体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的书法开启了“二王”以后绝迹的碑版书风，堪称划时代的突破。邓石如的碑学，继汉魏、晋唐之后，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高峰。邓石如的书法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文化，成为“千数百年无此作矣”的“皖江派”（刘墉语）。将邓石如的事迹搬上戏曲舞台，无疑是对“邓派”书法艺术文化的传承和张扬。黄梅戏舞台剧《邓石如传奇》就是这样的一部杰作。黄梅戏《邓石如传奇》不是史学人物传记，而是一部抒情写意的戏曲作品，该戏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感触。就是说，《邓石如传奇》并没有直接地去表现邓石如的书法艺术本身，而是通过着意选取的几个典型事件作为窗口，让人们去感触和观察邓石如书法艺术的品味、神韵和吸引力、感染力及震撼力。大幕拉开，江苏盐城沈府厅堂。大诗人袁枚前来作客，为其沈家提写碑文。袁枚正要提笔之时，邓石如到，袁枚即以罢笔之姿甘拜下风，让邓石如提写碑文。邓石如的运笔之尊由此可见一斑。邓石如30岁拓碑贴来到盐城，沈府收其为书官。在沈家教授书法之时，沈绍芳之女沈小芳对邓产生了爱慕，爱邓的容貌长相，爱邓的才华，更爱邓的书法艺术及文化。此事遭到沈员外的执意反对，邓只好辞府。京城街头。袁枚爱其书法，推荐他到京城找当朝宰相、同为大书法家的刘墉（刘罗锅）。邓石如到了京城找到刘墉，刘墉因清廉做官不行贿而下台，无法安置邓从事工作。但劝其邓石如到扬州找其“八怪”交友。邓到了扬州城，扬州正赶上灾荒，邓只好卖字为生并救助灾民。同时，遇上了途经千里迢迢追找的沈小芳，以及曾经因爱他的书法艺术而又未能结缘、后削发为尼的玉佩小姐。在一对对矛盾交织、在一次次的感情倾诉、在一回回怨恨解脱释放之后，邓石如与沈小芳终成眷属。《邓石如传奇》传的虽然是邓的艳事即与两个女人的情爱恩怨故事，但那只是一个纽带，纽带上金光闪闪的节点是邓石如的人品才华和书法艺术。通过传奇性和抒情性的情感表达，将叙事与写意结合起来，为伟大书法家邓石如立传，就是这部戏的文化价值。

《黄山情》与黄山旅游文化。所谓旅游文化，就是在一定的思想理念指导下，旅游业者所追求的游玩观赏的一种境界和精神价值。旅游文化是现代时尚文化，但古人说的“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神”等，一语道破了旅游人文精神的天机。黄山位于文化底蕴深厚的皖南徽州区。黄山峰巅雄伟瑰丽，奇松怪石林立，云雾萦绕烂漫，景色秀美，是驰名国内外的著名的旅游名胜风景区。黄山具有优美的自然资源景观，如何营造诱人的社会人文景观，黄梅戏《黄山情》作了有益的尝试。《黄山情》是根据舞台剧《春江月》改编的表现黄山人品性的优秀剧目。《黄山情》以其催人泪下、忍禁不止的十分感染人的艺术力量，为黄山旅游富有社会人文精神增添了精彩一笔，为黄山吸引、招揽、留住游人创造了一个优美的表现黄山人文本质即真情厚爱的传奇故事。《黄山情》的故事情节大意是：黄山姑娘山妹即将结婚，朝廷正在追捕一个逃犯。逃犯刘之章夫妇为保其后代，将其婴儿放在山妹门前托其抚养。山妹发现其血书知其原委后，决意收留下来。被朝廷一班巡捕发现，在万般无奈之下，山妹含屈忍辱地供认孩子是她“私生”。捕方追问，与谁私通，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师兄阿牛谎称，“与我私通”。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换来千年灾。事后，亲家断绝往来；老父亲得知女儿不孝不节，羞于颜面，跳崖自杀；大牛也被抓进牢狱。山妹家破人亡，她哭天喊地，惨象环生。她因此背上了“偷人生子”的坏名声。在一片责骂声中，她不能说也不愿说，含辛茹苦，度日如年的抚养小生命“宝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永无消止的艰辛和痛苦中，她遭人辱骂、唾弃、白眼、毒打。二叔不准她进祠堂并将她典卖。宝儿在一天天长大，当他得知自己的母亲是偷人养汉之时，也在嘲骂母亲山妹。山妹就是在这样常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中将宝儿养大并供他读书。18年后，刘之章平反昭雪，并四处寻找自己的儿子。山妹忍爱将宝儿送去，顾不得大官的挽留和感谢，又悄悄地回到黄山深处。《黄山情》所叙述的催人泪下的故事，感人肺腑的情怀，与黄山一起永存。《黄山情》主题曲唱道：“黄山风啊黄山云，黄山石啊黄山松。黄山人杰又地灵。世人都夸黄山景，比景更美是黄山人。黄山也有悲欢事，千古传颂黄山情”。山妹的情怀如黄山群峰一样雄伟高大，山妹的情意如黄山清泉一样纯洁，山妹的情爱和为人如黄山青松一样秀美。《黄山情》以忠孝节义的世俗性戏曲主题，诠释、比喻、想像黄山的人文景观如自然景观一样的诗情画意和亮丽多彩。这是《黄山情》极力表现的黄山旅游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所有看过《黄山情》的人都会受到无比深刻的感染和感动。

《生死擂》与芜湖商业开放文化。芜湖1876年辟为通商口岸，是安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城市。1877年，李鸿章又奏准清廷将七浩口米市移到芜湖，并利用关系，劝诱广东粮商来芜设行贸易。继广东、潮州之后，烟台、宁波也在芜湖设立米行。芜湖米市建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安徽稻米源源不断输往芜湖，全国各地粮商云集江城。芜湖稻米市场日趋繁荣。芜湖成了近代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及其工商业在开放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向繁华。当前，在安徽呼应浦东的大盘中，芜湖处在龙头的地位。从历史到现实，芜湖市形成了显明的经贸和商业开放文化。黄梅戏电影《生死擂》是一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具有主旋律意味的优秀获奖作品。《生死擂》通过对芜湖米市户主赵大江、苏月英夫妇为保龙贴的可歌可泣、可敬可佩故事情节的血泪叙述和演绎，表现了维护自主权、经营权和主导权等商行文化的重大问题，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等爱国情结。故事情节的大意是：大英帝国的驻芜领事蓄意制造事端，指使洋人代办控制米行主导权，要米行原户主赵大江让位，赵不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洋人通过代办和芜湖道台商量，通过打擂的胜负更换户主。打擂行动确定后，洋人指使代办雇佣黑社会人员，将很有可能夺魁的原户主赵大江刺死。大江倒下了，但“龙贴”不能丢，在这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赵妻苏月英挺身而出，替夫打擂并获得胜利。该剧围绕着芜湖米市中的权、利、情等，领事与道台、代办与会长、师兄、夫妻等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冲突和斗争。中国与大英帝国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赵大江夫妇为夺回龙贴维权打擂是矛盾的根本。苏月英在替夫打擂前有一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唱：“响鼓声声催擂台，秋叶飘飘雁声哀。回望家门人思乱，三步五步一徘徊。声声悲呼唤不回，我的亲人、我的大江。倒下了旗杆，折断了脊梁，你为何不待凯歌响。你为何不待月饼尝，你为何不待龙贴到，险浪漩涡撒手不把帆扬。血泪和着烛泪流，孤身弱女向何方？冲向寒风闯擂场，头戴孝花诉冤枉。大江无声却存活，铮铮遗愿怎能忘。满怀仇怨擂台上，我已是寸断了女人的心肠。神思乱，神思乱恰似一张破鱼网。情凄苦，情凄苦恰似冷屋盖冰霜。无奈是误时缺场是败擂，怎能让亲人的鲜血白流淌。奸人得逞民心伤。冷风吹来二通鼓，时光不容再彷徨。大江啊，你在家中静静睡，箭离弦、船挺浪、扬正气、挺脊梁，狭兵相逢哀兵胜，誓夺“龙贴”献灵堂。”这一段唱，唱出了苏月英因夫遭暗害而死的痛苦心灵，唱出了苏月英替夫打擂，不屈不挠的意志，唱出了苏月英夺“龙贴”维护主权替夫争气的坚强决心。赵大江是为维护芜湖米市的中国人的经营权、主导权而献身的，苏月英含悲忍泪替夫打擂，是为争得芜湖人在商业领域内的核心利益和权利而战。《生死擂》艺术性形象化地反映了芜湖米市风波，曾荣获“五个一工程”等六项大奖。该剧由黄新德、韩再芳、董成、陈小成等主演。

《青铜之恋》与铜陵矿山企业文化。《青铜之恋》是一部现代都市剧，通过对几位工人相互爱恋的叙述，反映的是现代企业工人的理念、信念和主人翁情怀，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企业文化。大铜、卢青青、赵月儿等一伙青年人都在铜矿山工作，共同的理想即“为了自己，为了矿山，为了发展”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产生误会冲突，产生离散恩怨和成败的悲欢。卢青青与大铜本来有很深的恋情，但为了矿山的发展，为了事业，她忍痛割爱，与大铜分手，到德国学习雕塑技术和艺术。五年后，卢青青学成归来，本想与大铜再把恋线接上。可是，大铜已非昨日的大铜。大铜和赵月儿的丈夫为了矿山的生存和发展，无私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日以继夜的加班，终于有一天，赵月儿的丈夫为了矿长大铜的安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矿山的和谐，为了矿山职工这个大家，大铜要为赵月儿献出一切，他不能接受卢青青那继往开来的爱。卢青青是从国外回来，有一身本领，能带动矿山的发展。为了矿山的未来，为了让矿山走出国门，为了大铜，也为了自己，赵月儿埋下心中的情爱，她要割舍与大铜的爱，她要劝大铜展开双手拥抱卢青青的情。卢青青得知她走后矿山发生的一切后，她再次走了，留下了一封信：“为了矿山的未来发展，我走了，再次出国学习铜雕。我留下一套住宅，给大铜和赵月儿，祝你们幸福。再见，亲爱的矿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理想和志趣。《青铜之恋》以情感抒发作主线，鲜明地宣示了青年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这一思想主题，艺术性地表现了青年工人的喜怒哀乐，情真意切地反映了矿山企业精神文化，是一部突出青年特点、具有时代新意的好作品。

《雾里青传奇》与池州茶茗文化。种茶、饮茶、赠送茶等是汉民族重要的生活习俗。古今往来，骚人墨客留下了无数的诗词曲赋赞美茶茗的纯洁品质和多方面功用。唐人陆羽（733—804）历经数载艰辛、广采博收著述《茶经》，将种茶、制茶、煎茶、饮茶、品茶等茶家采制品评之法纳为一体，论茶理，讲茶道，传茶艺，授茶技，撰茶学，为茶茗文化的始祖和集大成者。茶文化是一种集饮食、经贸、旅游、礼尚往来等多元文化，曾受到多种文艺形式的争相表现。皖江两岸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且名垂史册的优质茶很多。池州市的“石埭”及“雾里青”就是其代表。《雾里青传奇》是池州市黄梅戏剧团在中国安庆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上推出的一出优秀剧目。《雾》剧按照传奇的理念，运用拟人、暗喻、象征等手法，将“茶情”与“人情”紧密交汇与融合，既颂扬了名茶雾里青的香美，更讴歌了茶人吴丽清的品貌、清纯和可敬可佩。《雾里青传奇》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优美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池州石埭茶女吴丽清精于做茶，并与茶商郑鹤龄一起制作出名茶。该茶嫩蕊仙香浓郁，被列为贡品，且远销海外。在共同的制茶售茶过程中吴、郑结为伉俪，并择日完婚。但在洞房花烛之时，风波骤起，一对情侣被迫分离。事出之因是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过茶乡石埭并品尝过嫩蕊仙茶，而且见过这位天生丽质、见识不凡的民间才女。乾隆对吴丽清一见钟情，并赋诗联句。事有巧合，正当完婚之日吴被强召进宫，并封为御前司茶官。然而，茶女吴丽清有云水襟怀、松柏情操。她以过人的胆识和聪慧，不仅求得了乾隆爷收回旨命，而且还求得乾隆帝为其研制的“石埭嫩蕊仙茶”亲笔命名为“雾里青”。吴丽清与郑鹤龄不仅终成眷属，而且“雾里青”成为永垂青史的名茶。《雾里青传奇》是一出极富传奇色彩、又赋丰厚文化底蕴的新创古装黄梅戏。《雾》剧既是一部演绎传统情爱主题的黄梅戏新曲，又是一部歌颂和张扬茶乡特色以及茶商和名茶文化的传奇。茶只能直播不能移栽，不正是象征着茶女吴丽清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和矢志不移吗？吴丽清被强召进宫并被封为司茶官后，她不卑不亢，不为权贵所动，置生死于度外，全身心思念并争取的是与郑郎和欢。茶水的晶莹透彻与无杂，不正是象征着吴丽清与郑鹤龄之间爱情的清纯和高洁吗？《雾》剧自始至终显示了主人公吴丽清的自然大方和清纯素雅。茶茗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雾里青传奇》将宫廷生活与民间真情、茶农与茶商、社会习俗与历史传奇等三者有机结合，其艺术探索是有意义的。

小说、诗歌是一定区域性文化特色的主要标志。皖江流域也不例外。黄梅戏《孔雀东南飞》和《啼笑姻缘》，就是对皖江地区汉代悲愤诗和现代作家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文学成就的直观再现。《徽州女人》是对徽州地区妇德伦理文化的形象化反映。《风尘女画家》则表现了皖江女画家潘张玉良的悲惨的艺术人生和绘画艺术文化。小戏《青丝恋》中的一个“恋”字，则反映了在世俗文化与佛教文化激烈冲突中的人本思想文化。《双莲记》则表现了安庆市在南宋末期战乱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对清纯如莲的姐妹在城破之时，“身本洁来还洁去”即为义为情而死的精神及历史文化。《知府黄干》和《杜牧情洒杏花村》则艺术性的演绎了官宦人生文化。《碧血青锋》是表现农耕文化下手工业文化乃至工矿冶炼文化转变的杰作。还有其他一些。尽管从理论上说，戏曲艺术如何表现区域性某种文化特色个性，如何反映某种区域文化类型的特殊本质，还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课题。从实践上看，黄梅戏现有剧目有意味地去表现皖江区域文化的题材仅仅是一个局部，是一个片段，但它功不可没。它一定能唤起人们对区域性文化特色的记忆、思考，也一定能催促人们对区域性文化辉煌的传承和再造。传承历史文化，再造现代文化，构建社会和谐文化，戏曲艺术发挥着它的特殊的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