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此前在外交部和中央驻港工作机构的工作,我在全国人大外事委的工作任务并不怎么繁重,安排也不那么紧张,我感到相对轻松。然而在这一段轻松中也有不轻松的时刻,那就是我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的时候。
2002年底,在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活动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把我拉到会场旁边告诉我,明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拟由我担任大会新闻发言人,由于此事需提前预作准备,他要我早做安排。
我在外交部和在香港工作期间,虽然无数次面对过中外记者,回答他们的提问,但是我从未担任过新闻发言人。虽然外交事务和港澳事务是我所熟悉的范围,而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所需要了解的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要求我从头学起,从零开始。
全国人大每次大会的新闻报道工作由大会新闻发言人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管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共同负责。第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常委会分管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先是姜云宝,之后是李连宁。我同他们一起共事,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各次大会的新闻报道任务。
大会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全国人大会议正式开幕的前一天举行。2003年3月4日上午,我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一天,先开大会预备会议,产生主席团,紧接着举行主席团会议,以按电子表决器方式通过各项议程。有一项议程是表决通过大会副秘书长人选,选出盛华仁、汪洋和我等为大会副秘书长,我兼大会新闻发言人。这项议程后,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因为下面还有好几项议程。但是在宣布我为大会新闻发言人后,我就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快速而又轻手轻脚地走出会场,赶去举行新闻发布会。
走进新闻发布厅,里面中外记者已经挤得满满的,约有三四百人。新闻发布会由姜云宝副秘书长主持,我主讲,主要是介绍大会的议程及有关安排,随后回答十来位记者的提问,历时一个多小时。整个新闻发布会进行得比较顺利。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去餐厅用餐,听到有同志议论说,今天主席团会议,执行主席一再提醒大家在表决时要按表决器,但在后面好几项议题,总是有一人未按表决器,真不像话。我一听,呵,这下可坏了,这不是我吗,我提前离开了会场。我连忙说,对不起,是我中途离开会场去举行新闻发布会,忘了请假,才犯了这样初级的技术性错误。从这以后,每年大会主席团会议,我中途退场,都事先向大会秘书处请假,并说明原因,避免再出纰漏。
每次新闻发布会,我在发布人大会议有关新闻后,在回答记者提问前,都要限定一下回答问题的范围,强调我愿就大会议程和人大的有关工作回答大家的提问。但对这两个方面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理解,其实领域都相当宽,范围都相当广。
当一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不容易,而当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的难度就更大。主要难点在于新闻发布会上所要回答的问题大多不是他平时主管的事务。我所在的外事委的立法、调研和对外交往,只是全国人大工作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部分。全国人大工作的重点是立法和监督。而立法和监督工作主要集中在法律委、财经委等其他八个专门委员会和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整个全国人大的工作和规划、协调和运作则由常委会办公厅负责。要准备回答的有关人大工作问题,大多是新闻发言人平时不熟悉的事项。至于要回答与本次会议议程有关的问题,这个范围的伸缩性就更大。每次会议还有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高法、高检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专门重大议题。而这些报告涵盖范围几乎涉及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有经验的记者一般不会提与全国人大工作无关的问题,但有的记者特别是从境外来的记者就可能什么问题都问。这样你就不能不有所准备。
2003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国《法制日报》记者问我,国外媒体说,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问我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我回答说,腐败是人类的顽症和痼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远的不说,最近一些年来很多国家和地区贪污腐败丑闻接连不断。我国的确存在腐败现象,而且一些腐败现象还相当严重。但是,我看不出这同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接着我介绍了我国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决心和措施,然后着重说明人大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作用。
2004年3月,我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1999年修改宪法后,为什么现在又要修宪,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什么等问题后,有记者进一步问,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否有法律依据?我回答说,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修宪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执政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提出立法建议,通过法定程序,把执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重要体现。
2004年台湾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3月初正是台湾选举前夕,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问我对这次台湾选举有何看法?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对台湾地方选举本身从来不介入,我们不关心选举本身,我们关心的是选举之后,不论哪个党,哪个人掌权,都希望他能够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举行两岸对话和谈判,直接开放“三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在我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四位记者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我在回答他们提问时介绍了这部法律的立法考虑和宗旨等。中新社记者问我说,有人说,《反分裂国家法》是战争动员令,是对台动武法,问我对此有何评论?我在阐述这部法律主要精神实质后,指出这部法律绝不是所谓的“对台动武法”,更不是“战争动员令”,而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法律,是一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维护台湾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法律。我们制定这部法律是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绝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的。
有记者问,什么是重大的“台独”事变,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对此是否有明确的规定?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回答说,关于什么是“台独”重大事件或者重大事变,这将由我们国家根据“台独”分裂势力分裂活动造成的事实,或者它的危害程度,依法慎重地做出判断。
又有记者问,如果发生重大的“台独”事变,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否还能如期举行?这个问题有些刁钻,如你直接正面回答,很可能会上当。我于是避开直接回答,而是指出:奥运会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盛会。北京已经取得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如果“台独”分裂势力错误判断形势,敢于制造“台独”重大事变,这不仅将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而且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唾弃,其结果必然同他们的愿望相反。
在2005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巴西记者问我,全国人大这次是不是批准增加2005年的国防经费,具体会增加多少?关于国防经费问题,这本来是应该由我国军方有关部门回答的,但是当时以及随后几年我国军方还没有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做回答。
我回答说,根据国务院向本次会议提出的预算案,建议把2005年的国防经费定为2477亿元人民币,约合300亿美元。我具体说明国防经费增加主要用于哪几个方面后,指出,中国国防费用与其他大国相比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中国国防费用占中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比较低的。
从这次回答国防费用的问题后,随后在2006年、2007年、2008年都有外国记者向我提中国国防费用的问题。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批驳了当时西方对我国增加国防费用的指责。2008年3月我说,由于外界对中国军费问题以及军力问题有各种议论,我想强调指出三点:一是近年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平衡较快发展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了国防费,但这种增长是属于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1979—1989年,中国国防费平均每年下降5.83%;2003—2007年国防费用年均增长15.8%,明显低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1%的水平。二是我以各种数字更具体有力地说明我国国防费用,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相比,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三是我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2006年3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观点周刊》记者问我,中国最近一个时期进行改革问题的讨论,这是1992年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讨论,是不是中国领导人现在在考虑修改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这一问题,我想了一下回答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巨大的成就充分地说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正确性,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www.xing528.com)
2008年3月有记者问我,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前段时间有人在网络上提出看法,主张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请问你对此有何评价?
我回答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里,我有一系列的数字和事实,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展开讲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对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国际社会对此也是公认的。我接着指出,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回顾和总结,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同时,对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做出了全面部署。我还强调,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也深深知道,改革开放是十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今后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也有不少新的期待。我们深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成功的京剧演员和杂技演员多年经验的总结。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但事先所涉及的准备工作不知道要超出多少倍。
每年元旦假期一过,我就连续召开10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人大各单位、中央各部委和有关方面,总共有50多个部门,我向他们请教,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当时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部门对此都十分重视,给予全力支持和配合。
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先做充分准备,这是新闻发布会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保证。然而实践证明,不管你自以为事先准备得怎样充分与周全,到现场,总还会不时出现“冷门”,冒出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这时,要看你平时长年累月的信息和知识的积累,如果积累深厚,你可以临场发挥,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应付自如。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责任重大。第一,他必须准确阐述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立场,绝不能出现闪失和差错;第二,他既要考虑记者的期待,尽可能多地给记者提供新闻和信息,口不能太严太紧,又不能被记者牵着鼻子走,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一句也不能多讲;第三,要有群众观点,要让普通群众能听得懂,回答记者提问要简明扼要,抓住重点,通俗易懂。
而要做到这些,根据我这几年的实践,我感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要勤奋。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多阅读,多动脑,勤动笔。
第二,平时要加强学习。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从国内问题到国际形势,以及对外关系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要浏览国内外重要报刊,持之以恒,细水长流,逐步积累。
第三,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和请教。充分发挥工作班子的作用,紧紧依靠他们的支持,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第四,发布会前,要集中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
第五,要多设想尖锐刁钻的问题并考虑如何应对。对有的刁难问题,不能受记者提问思路的影响,而要针对对方的问题,以我为主,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路来回答,这样才不至于陷入被动,掉进对方预设的陷阱。
按惯例,每一届全国人大从一次会议开始,其大会新闻发言人就由这一届新闻发言人担任。2007年3月初是我举行的第五次新闻发布会,理所当然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当晚,我夫人特地为我略备酒菜,庆贺我任务的顺利完成。过去的五年,每年春节都正值我要为新闻发布会预做准备的紧张阶段,全家都为2008年可以过一个轻松安稳的春节而感到高兴。
然而,到2007年11月的一天,盛华仁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找我谈话,告诉我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要我担任大会新闻发言人,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再三推辞也不行,只得接受。我深知,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于是就又一次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去。
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是对他政策水平、业务能力、知识面、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反应能力的全面综合的考验。然而,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会。经过辛勤的付出之后,它所带给你的成功的喜悦,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2008年3月4日,我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整个发布会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些问题是我事先没有考虑到的,我对自己的临场发挥也并不完全满意,然而我的回答没有出现差错。这次新闻发布会,如同前五次一样,也通过了“考试”,为我连续六年的新闻发言人工作画上了一个基本圆满的句号。
这次新闻发布会结束之日,也是我整个工作生涯的最后谢幕之时。然而,我丝毫没有谢幕时的失落和伤感,而是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如释重负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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