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较量与交流

2003年3月，我被任命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五年。

外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九个专门委员会之一，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在西交民巷23号院大楼里办公。

第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由17人组成，其中既有长期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的同志，也有屡立战功为国家国防现代化做过重要贡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还有卓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学者。有着不同职业背景和经历的同志在一起共事，相互交流，我从同他们的接触交流中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除学有所成、造诣较深的少数学者年纪较轻外，外事委员会成员大多已年过花甲，然而大家的勤奋认真不减当年，保持着这一代人昔日的传统。

外事委有两个正局级办事机构共30多人负责提供协助和服务。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外事委正如其他专门委员会一样，都是每五年一换，我们都是“流水的兵”。办事机构由公务员组成，他们是“铁打的营盘”，这种人事机构配置有利于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外事委的工作头绪繁杂，但实际上主要有三项：一是与外国议会开展交往；二是从事涉外立法，审议国际条约；三是承担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工作。这些工作与过去成年累月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相比，自然要轻松许多，但要做好，也并不是那么简单，仍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我分工负责同美国国会的对话与交流，并参与同俄罗斯议会的交往。同美国人打交道，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进修期间，就曾同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有过接触。

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部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推荐我去报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结果被录取。我与时任外交学会副处长的妻子朱曼黎于1981年8月去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研究生活，先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当了一年研究员，后来的半年分别在布鲁金斯学会和霍普金斯大学当高级访问学者。

哈佛大学坐落在波士顿近郊的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镇剑桥。哈佛大学师生和教职员工占据这座城镇人口的近一半，剑桥实际上就是一座哈佛大学的大学城。

当哈佛大学研究员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下设欧洲、东亚、苏联东欧等7个地区性专业研究中心，这些专业研究中心侧重研究这些地区的内部情况。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则侧重研究美国和这些地区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该中心有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来自欧、美、亚洲国家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官员以及美国和芬兰等国校级军官共24人，我们夫妇俩也在其中。

9月初，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接连召开15次会议，请哈佛大学校长及其各机构主要负责人倾盆大雨似地向我们介绍情况。

哈佛大学这所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创立于1636年，至1981年已有345年的历史，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要长得多。第一位资助人是位牧师，名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他将其私人图书馆和一半房地产捐赠给学校。为了纪念他，哈佛大学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座约翰·哈佛的铜像，以资纪念。这也成为哈佛大学校园的一景。

哈佛大学是所综合性大学，有9所学院，共占地450多英亩，共有学生1.55万人，外加暑期学生1万人。大学生中有40%靠领奖学金或贷款上学，一般情况下本人还要打些零工，以贴补生活。哈佛大学有教师和研究人员5000人，助教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比别的大学助教平均年龄要大一些。助教95%都是从外面招聘的，只有5%来自哈佛，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哈佛大学学生来自美国每个州和世界100多个国家，现有校友21.5万人，其中15万人获得学位。截至1981年，共有6位美国总统来自该大学。哈佛大学经费相当充裕，1981年时共接受赠款14亿美元。哈佛大学当时每年实际开支只需2.85亿美元。

哈佛大学当时的校长告诉我们，哈佛大学经费来源为学生学费、捐款和政府资助，这三项各为20%~25%左右，其余来自哈佛大学自身投资的收益。

当时哈佛大学内部正就是否请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哈佛大学任教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基辛格从政前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任职。校内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请，另一派则反对。后来基辛格没有回哈佛大学。

塞缪尔·亨廷顿把我安排在主宾席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一派学者风度。他向我们特别谈了他于1977年至1980年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的情况。1977年，卡特就任总统后不久就指示他和布热津斯基起草一份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文件。他们写了40页，提出对外政策的具体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时间表。其中，对华关系正常化是一项重要的目标，放在优先的位置。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比原来的设想提前了。但在对苏政策方面，则同原先的考虑相差甚远。卡特没有让国务卿万斯看这份文件，而是另外要万斯提出报告。万斯提出的报告长达数百页。在对苏政策上，万斯同布热津斯基分歧很大。事实证明，布热津斯基对苏意图的估计更接近实际。

亨廷顿对我和我夫人很客气。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全体研究员，出人意料地把我们夫妇俩安排在主宾席上，当时在场的所有客人中间，我们夫妇俩年纪最轻，他做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第一批研究员，表现出他对美中关系的重视。此后，他宴请有关重要客人时有好几次也把我请上，并主动把我介绍给客人。我也专门回请了他们夫妇。

后来，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随后，他于1996年写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一步详细阐述他的文明冲突论。国际上对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不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他的文明冲突论提出质疑和批评。

我们每个研究员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有许多方便条件。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西方第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除国家安全政策专家亨廷顿外，还有苏联问题专家乌尔姆、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欧洲问题专家霍夫曼、欧美关系专家帕特曼、日本问题专家夫格尔、防务专家约瑟夫·奈等。这些专家有些是在政府部门任职之后回到这里的，他们不仅有学术水平，而且有处理国际问题的实践经验。

我们研究员可以约谈有关专家。我在与这些教授专家的接触中感到，在政治上，他们毫无疑问是坚持美国的价值观，站在美国的立场，维护美国的利益；在专业上，他们知识渊博，勤于思考，不断地提问为什么，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他们观察问题敏锐，向别人提问，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有时近乎尖刻，分析论证则严谨缜密。同他们交谈自己感到受益匪浅。

我发现这里的学生很用功。平时晚上和周末夜晚，图书馆和不少教学楼都是灯火通明，学生们正在加班夜读。研究员可以自由进图书馆书库。哈佛大学怀登纳图书馆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是规模最大的，有1000万册藏书。研究员可以随意去选听任何一门讲课，课堂纪律和气氛同我们国内截然不同。学生坐在座位上往往不举手就提问，还不时打断教授的讲课，中间随意插话。教授对此也不以为然，习以为常。教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多提问题。教授还分析讲解美国外交上的典型案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等，让学生设想如果自己当时是美国国务卿或中央情报局局长，将会如何应对，向总统提出什么对策建议。教授还讲授谈判策略等等。这些授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价值。

这里各种讨论会非常多，研究员不仅参加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举办的各种讨论会，而且可以去参加附近的肯尼迪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弗莱彻学院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种讨论会。由于讨论会太多，我们只能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兴趣，有选择性地参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这些讨论会一般是小范围的。主讲人大多是美国和西欧政要，如北约总司令罗杰斯、美国裁军署主任罗斯托、欧共体副主席图根哈特、法国前外长蓬塞等。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还专门组织我们去华盛顿，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负责官员，向他们了解美国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还组织我们专程去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会见欧共体委员会、北约总部和欧洲议会有关负责人，直接向他们了解北约战略和欧美关系等问题。

欧美专家唇枪舌剑

当时，对苏政策是美国政府内部争论得相当激烈的一个问题。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歧不时也公开暴露出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帕尔会见我们时，开门见山就批评西欧对苏联态度软弱。他还埋怨美国国务院同国防部不合作，向国务院了解情况十分困难，简直好像去搞军事情报一样的难。这些话竟出自于一位助理国防部长之口，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甚至惊讶。这些会见使我感受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联政策受国内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而西欧国家研究员对美国公开表示不满。有位研究员发言说，近些年来，西欧力量得到了加强，再也不能让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了。在东西方关系、中东以及贸易这三大问题上，美国不再拥有真理，智慧已不再为美国人所独占，美国人已不再是西方无可怀疑的领导了。他讲这番话时，在座的几位美国研究员表情显得有些尴尬。法国研究员批评美国人做决定时不考虑西欧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而一味要求所有盟国听从。有的美国研究员毫不客气地说，欧、美由于在经济和战略核武器等方面力量对比的差异，双方不可能平等，只是在民族国家关系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有平等。这位美国研究员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真实思想。亲眼目睹这些情景，使我对欧美在对苏政策上的分歧有了感性的了解。

我的研究课题是“欧美对苏政策分歧”，我用几个月时间写成初稿，并专程去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历时一个多月，走访这四个国家的外交部和主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负责人，同他们交换看法，返美后将论文做了进一步修改。1983年我回国后以笔名公开发表。

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前后

当时，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而出现紧张。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和隔绝，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但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不久，在建交谈判中遗留下来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就凸显出来。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执政后，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我国政府当然不能吞下这颗苦果，为此同美国就解决美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举行谈判。谈判异常艰难，一度陷入僵局。经过尖锐的斗争，最后于1982年8月15日才最终达成协议，于8月17日公布，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凡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还表示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

我现在写这一章节的时候，离发表《八一七公报》的1982年已过去了33年的漫长岁月。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当年的承诺远远未能兑现。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一直不断给中美关系带来困扰。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始终是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阴影。美国想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时，中美关系是常常要谈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同我交谈中批评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短视的、错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普莱格向我们介绍美对华政策时说，美国的主流意见是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里根政府内部是有分歧的。美国谋求同中国发展关系，以制衡苏联，这是标准的对华政策；但同时，美国还有自己的西亚战略，考虑海上力量。这两方面的考虑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他这番话实际上是把台湾在美国海上战略考虑中的位置和盘托出。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这仍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在同我们座谈时以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极力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辩解。我当场发言对他进行批驳，强调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不应凌驾于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国际协议之上。会后好几位西欧国家研究员过来同我握手，称赞我批驳得好。这几位研究员对美国在处理同西欧国家关系中常常把美国国内法置于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议之上，也有不满，因此也就产生共鸣。

中美关系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把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使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国会对美国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制定，具有独特的影响。根据同美国国会的接触，我感到，美国国会里有的议员对中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人数并不多，而相当部分的议员对中国情况了解甚少。有一些议员亲台反共，还有些议员对华偏见很深，经常提出涉华议案，在台湾、西藏、香港、涉疆等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频频向我国施压，制造麻烦。从2007年1月至10月短短10个月，美国国会就提出50多件涉华议案。当年10月，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金奖，国会领导人和总统都出席颁奖仪式，原计划访美的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不得不推迟访问。美国国会的这些举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消极影响。

如何减少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成为对美关系中一个急待解决的而又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要完全排除这一干扰，是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不同。但是尽可能减少美国国会的干扰，则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为此，就要设法增加同美国国会的接触和交流，以增进相互了解。

第九届全国人大已同美国众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到第十届全国人大时，又同美参议院建立了定期交流制度。

美国国会当时仅同少数几个国家，即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作为美重要盟国的英国共三个国家的议会有定期会议机制，而与亚洲国家，并且是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建立类似会议机制，这还是第一次。

我方同美国参议院会议机制中方主席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我担任执行主席，执行副主席是法律委副主任胡康生和外事委副主任吕聪敏。美方共同主席是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和民主党资深参议员井上健。

同时，我还担任同美国众议院交流的中方主席，副主席是胡康生和吕聪敏。美方主席是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曼祖洛，副主席是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希夫和克劳利。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掌控国会，参议院同中方交流机制负责人也随之调整，井上健改任主席，史蒂文斯为副主席。众议院同我方交流小组负责人由克劳利任主席，曼祖洛为副主席。

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同美国参议院共举行四次会议，同众议院则举行了五次会议，轮流在对方国家举行。双方参加会议的人员层次高，讨论问题比较充分和深入。双方不是按事先准备好的书面稿子照本宣科，而是现场对话讨论，一方提问题，另一方解答。规定每人每次发言一般不得超过五分钟。这种互动式讨论有利于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谈得比较深，比较透。

美方代表团来华时，中方除吴邦国委员长会见外，胡锦涛主席或温家宝总理都出面会见，使美方有机会直接听到中国最高层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访美时，布什总统或切尼副总统会见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向美国最高行政当局陈述我们的意见和关切，并听取对方的看法。

通过这几年的对话交流，美方认为中方发言有分量，信息量大，对他们了解情况有帮助。史蒂文斯和井上健认为，这种对话机制可以起到一种有效管道的作用，双方通过这一管道传达各自的关切。

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

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任期的这五年，即从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相当紧张。2000年上台的陈水扁加紧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妄图通过“宪改”和“公投”方式，谋求“台湾法理独立”，使台海形势陷入非常危险的边缘。美国虽认识到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但它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美国一方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允许陈水扁在美“过境”，推动提升同台湾的实质关系，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混乱和错误的信号。陈水扁看透美国这一意图，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国加紧了反对“台独”的斗争。第十届全国人大于2005年3月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画出我方的底线，表明我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台独”的决心。2008年3月，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陈水扁下台，认同“九二”共识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

在同美国参、众两院的历次对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我方主动谈的重点问题，我方向美方介绍当时的台海形势，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方最大的关切。中方谈得非常坦率和透彻，该说的话都说得很到位，绝不含糊，使美方受到触动，引起美方的重视。

2004年8月，吴邦国委员长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严肃地指出，陈水扁的策略就是挑拨中美关系，想方设法把美国拖下水。如果陈水扁制造“台独”重大事端，我们将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吴邦国委员长这一番话，使美方受到震动。美方团长史蒂文斯说：“吴委员长的话说得很重。”在宴会上，史蒂文斯郑重表示，请全国人大转告中国政府和人民，“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回国后，我们会仔细地审议近期售台武器项目，看看是否符合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副团长井上健表示，“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如实反映给国会议员”。

2007年6月，我们同美国参议院举行会议时，按照安排，我再一次出面重点谈台湾问题。我强调当时至2008年春是陈水扁搞“台独”冒险的高度危险期。看来美方有些议员并不了解当时台海局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史蒂文斯要求中方处理台湾问题要有耐心，对此，我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和平统一的时间表，充分表明我们的诚意和耐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方有没有耐心，而是陈水扁迫不及待地加紧了“台独”的步伐，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将会出现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严重局面，希望美国议员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实质行动，切实制止陈水扁的“台独”冒险活动。主持会议的井上健问我，中方认为美方向台湾发出了什么错误信号。我列举美把台湾纳入美国安全合作范畴、允许陈水扁在美“过境”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信号，可能使陈水扁误判美国的意图。史蒂文斯又问我，中方认为美方怎样才能制止陈水扁的冒险行动。我表示，我们相信，只要美国有意愿，美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手段制止陈水扁的“台独”冒险行动。美方有的议员说，既然台海局势这样严峻，我倒想去问问我们的国务卿赖斯，我们美国的立场和对策究竟是什么。

那一次在美国同参议院举行会议后，我率团同美众议院举行定期会议并分别会见参、众两院有关委员会负责人。我同他们也都重点谈了台湾问题。

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托斯过去一向是亲台派，这次他却向我表示，台湾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国会和政府不支持任何旨在改变台海两岸关系现状、走向“独立”的单边行动。他个人和美国国会不支持任何宣布“台湾独立”、谋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举动。

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卢格资历较深，态度务实、稳重，他对我说，他们一直规劝台湾不要采取谋求“独立”的激进行动，不要做出冒犯大陆的举动，以免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框架。他还告诉我，他与行政当局（指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经常保持沟通，他将向行政当局通报我今天所谈的情况，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以及应当向台湾当局传递什么信息。(www.xing528.com)

这五年时间里，美方最关注的是中美经贸关系，这是双方讨论最热烈、花时间最多的议题。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收外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已从互利互惠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的阶段。中美货物贸易从2002年的971.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626.8亿美元和2007年的3020.8亿美元。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07年3月，美累计在华实际投资达546亿美元。根据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到2007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达3760亿美元（到2008年底增加到6962亿美元），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并且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这几年美国内经济困难加重，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失业增多。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不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上升。有些议员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把美国自身经济产生的困难同美中经贸关系联系起来，嫁罪于中国。他们不断就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向我国施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有的议员竟然提出议案，要求我国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否则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声浪一波接着一波，不断掀起汹涌的波涛。

在同美参、众两院分别举行会议时，几乎每一次我方都用大量翔实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美方把美整个对外贸易逆差和国内失业增多同美中贸易不平衡联系起来是明显缺乏根据的，也是不公平的，希望美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经贸关系，抵制保护主义倾向，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推动国会不审议、不通过任何有损两国经贸合作的议案。同时要求美方也重视解决中方的经贸关切，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2007年6月，我们在同美国参、众两院交流时，再一次全面阐述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并着重谈了中美经贸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

关于中美经贸不平衡问题，我方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美贸易的确存在不平衡，但中方顺差和美方逆差并没有美方所说的那样大。

第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的客观结果，是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的。

外资企业把制造业组装业务从亚洲其他国家转移到了中国，致使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同美国的贸易顺差被转移到中国大陆。这种变化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不断缩小。而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却相应急剧扩大。

2000—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97.4亿美元增加到1442.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从370.6亿美元扩大到1539亿美元，增加逆差1168.5亿美元。据美方统计，2000—2006年，中国占美外贸逆差的比重由19.2%上升到28.2%，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同期整个东亚占美外贸逆差的比重却下降了2.4个百分点。

第三，美对华出口实行种种限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第四，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信息产品和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大部分在美国内已不再生产，并不直接构成与美竞争，而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第五，2005年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77%，第二产业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仅为22%。美国由于“二战”后实行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已把加工组装等低利润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据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

第六，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利益并非完全由中国获得。2005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67%和对美顺差的73%是由在华外商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实现的。而中国只赚取其中的一小部分。

第七，货物贸易并不代表中美经贸关系的全貌。美在对华货物贸易上有逆差，但在服务贸易上对华有顺差。通过在华投资又实现了在华销售和对外出口收益每年约1200亿美元。而这些在双边货物贸易统计中都无法反映出来。

第八，中美经贸关系并不是仅对一方有利，而是互利的，给两国人民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是美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过去十年中，美对华出口增长超过35%，相当于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幅的6倍。2001—2006年，中国已由美第九大出口市场上升为第四大出口市场。中美贸易带动美国内就业人数约400万~800万。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为美消费者节省了大量开支。而且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债券，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美国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压力。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方重点指出：

第一，中国人民币汇率同中美贸易不平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于2005年5月表示，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美总体贸易逆差下降”。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1月研究报告亦认为，美要求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即使人民币真的大幅升值，对美贸易赤字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美对外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多，主要是美经济自身的原因。过去日元升值，美贸易逆差依旧。近几年欧元对美元升值，美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第二，中国于2005年7月1日起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也是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稳定负责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导致经济多年停滞，这一教训值得吸取。中国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办事，外部的施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中方的以上阐述，美方有的议员做些辩解，有的则承认中方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6年3月，我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卢格时，他听我阐述我方立场后表示，他本人完全支持发展美中经贸关系。他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是对双方有利的。中国对美享有2000亿美元顺差（这是美方统计，我方统计则大大小于此数），而中国购买大量美国债券，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购买美国债券抵消了。

那一次，我方正同美国众议院举行会议，我方在会上发言批评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美方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借口，阻止中国中海油并购主要业务在亚洲的美国尤尼科公司，而中方却照常让美国多家石油公司参与中国陆上和沿海的油气勘探开发。二是中国政府已批准多家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行，仅花旗银行一家就在中国开设了7家分行。而过去10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分行，至今一家也没有获得批准（到2008年才批准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在美设立分行）。美方议员听后无言以对。

有一次，我同美方对话中，谈到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提出，美国应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美方有的议员相当坦率，他们承认美政府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过严，但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取决于美国对美中两国关系的最终定位，只有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合作伙伴时，才有可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看来，这番话是实话。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7年8月，多达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1028名经济学家中，半数属于民主党，半数属共和党，其中有四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么多经济学家如此一致地表达看法，值得美国议员们深思和重视。与此同时，美中贸易委员会也发表报告认为，美国所有50个州、435个选区其实都是对华贸易的受益者，希望美国议员认真考虑，如果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得到通过，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使中国受到伤害，而且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第十届全国人大同美国参、众两院的交流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一定成效，除中方努力外，现在看来同当时中美关系总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同美参、众两院主要领导人及有关负责人的个人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众议长哈斯特德：要对美中关系未来负责

美国众议院同中国全国人大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是由当时的美国众议长哈斯特德倡议建立的，他任命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曼祖洛出任美方主席。

哈斯特德当过中学教师，自1968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后，一直连选连任，1998年达到他事业的顶峰，出任众议院议长，直到2006年11月，在位长达8年，是任期比较长的众议院议长。

他担任议长之前曾三次访华，对我国的看法比较理性。2003年我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时，他在一个宽敞会议室里会见我。这是我第一次同他面对面地接触。他身材高大魁梧，略显肥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面带微笑，待人和蔼，彬彬有礼。在这以后我又五次访美，每次他都会见我，谈话长达三刻钟甚至一小时。

他对我们说，美中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关系到全球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他认为，美中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只要双方坦诚对话，增进了解，美中关系就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他认为，美中议会交流对增进相互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议会领导人，要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负责。应通过友好合作，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005年8月他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华。当时因胡锦涛主席不在北京，难以安排会见，我们建议他改时来访。他因另择时间有困难，而如期来访。吴邦国委员长同他会谈并为他举行欢迎宴会，我陪他爬了长城。在2006年美国会选举中，哈斯特德再次连选连任，但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在众议院的控制权，哈斯特德宣布他将不再竞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他于2007年11月辞去议员职务，离开政坛。

唐纳德·曼祖洛是哈斯特德的同乡。经过几年打交道，我同曼祖洛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2005年6月我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时，他背部疼痛，走路困难。但他坚持偕夫人一起到机场去迎接，并陪同我们参观华盛顿故居，我看他行动不便，劝他休息，但他坚持不肯，到中午又请我们在附近饭店用餐。

2006年3月，我再次率团去华盛顿同他共同主持双方第八次会议。会议前我和吕聪敏先去他办公室。我们刚刚落座，他连欢迎之类的客套话都不说，就气势汹汹地指责中方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话说得很难听。我们都感到摸不着头脑，有些莫名其妙。经我们劝说，他才逐渐平静下来。在会谈结束休息时，他面带笑容，主动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对会前的失态一再向我表示道歉。

时隔一年，我们去华盛顿同美国众议院举行第九次会议时，他已经不再担任美方主席，而改任副主席。我打算专门单独宴请他，他非常高兴，但坚持由他出面在国会共和党俱乐部宴请我。我邀请他再次访华，他欣然接受，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成行。后来，在2012年3月选举中，由于他所在选区重新划分，原属于他势力范围的大片地区被划出去，导致他落选。他就此离开国会，而改去一家经济研究所工作。

临时参议长史蒂文斯：飞虎队员的情结

我同美参议员接触比较多的是特德·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在“二战”期间，曾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服役，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1970年，他从阿拉斯加州进入参议院，连选连任参议员，长达38年之久，先后出任位高权重的商业委员会主席、拨款委员会主席和临时参议长。

我同史蒂文斯多次见面，他率团访华时我去机场迎送。我陪他爬长城，他步履轻快、稳健，根本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2004年8月底，他率团访华期间，有一天早晨，在代表团日程安排之外，他偕其他几位参议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主动对中方工作人员说，毛泽东是位伟人，他的功过美方没有资格加以评论，但他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赢得了尊严，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他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他对中国现代史的深刻了解，他虽说对毛主席的功过，美方没有资格评论，但他实际上已对毛主席的功绩做了高度的概括和充分的肯定。

他多次同我讲到“二战”期间他在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里服务的经历。他驾驶的是C-47运输机，负责把战备物资和人员从昆明基地运送到抗战前线。他还高兴地谈起日本宣布投降后他是第一批飞抵北平的美国飞行员。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救生地图”，这是他珍藏了几十年的丝绸质地的地图，既轻又薄。他把地图打开给我看，地图一面印着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的地图，另一面印着中国东南地区及其附近海域的地图。他解释说，当时每一名飞行员皮夹克里都缝着一张这样的地图，万一飞机出事，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后，就可凭借这张救生地图来辨别方位，寻求当地人的帮助。后来，他把这张珍贵的地图捐赠给我国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

2007年6月，他在欢迎盛华仁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时说，他的中国情结始于他20岁左右，终身不弃。他和井上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参议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加强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向世界表明，美中两国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和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盛华仁副委员长邀请他于2008年来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他欣然接受，但后来却未能成行，因为他不幸卷入一桩民事案件之中。

据报道，阿拉斯加一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艾伦因违法而受审。在这一过程中他诬称，在承建史蒂文斯在阿拉斯加的度假别墅改造项目中，史蒂文斯少交了工程费用。而史蒂文斯坚持说，他如数足额交清了所有费用。由于这场官司，他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在2008年选举参议员时他落选了。这一案件恰巧发生在美国国会选举前夕，其中是否涉及美国国内复杂微妙的政党之间的斗争，我们作为外国人，就无从了解，也不得而知。但我们后来得到的消息是，2009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史蒂文斯无罪的判决，还了史蒂文斯一个清白。可惜的是做出这一裁决为时已晚，史蒂文斯为了这场官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他保持了近40年的参议员席位。

我最后一次同史蒂文斯见面是2010年夏天，当时他偕夫人和女儿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南京和上海。盛华仁全程陪同，我和吕聪敏在上海陪同。他兴致勃勃参观了上海近郊的古镇，游览了城隍庙，并乘坐磁悬浮列车。我们在浦东机场一直把他们送上飞机。8月9日我收到他返美后写给我的感谢信。不料第二天我竟得到关于史蒂文斯前一天在其家乡阿拉斯加不幸坠机遇难的消息。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经核实，不幸这是真的。我为我国失去这样一位美国朋友而感到惋惜。他年轻时事业在蓝天，到晚年他又最终归宿于蓝天。

2006年我们同美国参、众两院进行定期交流的时候，就考虑到双方不久均面临换届和在换届后如何使双方定期交流机制延续下去的问题。我方向美方提出，中美议会交流机制应长期坚持下去，应保持连续性，不应当因议员换届而中断，也不应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美方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议会换届，双方人员出现变动，这是自然的事，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

我国全国人大虽然每五年换届一次，但新一届常委会领导和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在方针政策上与上一届保持连续性是有保证的。

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不同政党掌控国会，在具体政策上很可能会出现调整。果不其然，美国国会选举后，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2006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掌控国会。民主党的伯德接替史蒂文斯担任临时参议长，众议长由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

临时参议长伯德已年过九旬，体弱多病，他会见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团时讲话声音微弱无力，简单表态后即退席离去。美国议员没有退休的规定，当议会领导人往往是论资排辈。可是伯德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担任临时参议长，从事这样繁重的工作，体力和精力早已不支，已不能正常视事，不久就由年逾80但身体尚属健康的资深参议员井上健担任代理临时参议长。井上健属民主党，他同共和党的史蒂文斯关系非同一般，相互称兄道弟，他以参议院美中小组主席身份主持了同我国全国人大的第四次会议。后来他因出任新成立的美日议会交流小组美方主席，遂辞去同中方交流小组美方主席的职务，而新的美方主席迟迟没有产生。后来，隔了很久，美国参议院才确定由默里和钱伯里斯参议员出任美方主席，但这两人的地位和权威同其前任已不可同日而语。

新任众议长佩洛西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对我国怀有很深的偏见。当然，她身为众议长，总要受美决策层对华政策框架的约束，而不能完全自行其是，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机制她还要继续下去，过了几个月后还是任命了众议院同中方交流的美方主席，不过，她任命的美方主席是克劳利，因克劳利并非众议院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其影响力远不及曼祖洛，在组团访华同我方进行交流的安排上困难重重，访华一再向后推迟。据说，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方虽然继续派团去美交流，但美方却一直未能组团访华。

我们衷心希望双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定期交流机制能继续坚持下去，继续为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