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同我国访英代表团参观博物馆、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唐人街和拜谒马克思墓是常有的项目。
伦敦的博物馆为数众多，有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以及维多利亚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馆藏数量巨大，藏品极其丰富，绝不是短短一两个小时所能看完的。但代表团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这些博物馆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文化艺术的巨大成就，聚焦英国昔日的辉煌，同时也折射出这些辉煌背后对外血腥的侵略和疯狂的掠夺。
孙中山蒙难纪念室位于我国驻英使馆里。
19世纪末，在伦敦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事件。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孙中山等发动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被迫逃离辗转到香港和美国。他于1896年9月23日从美国来到伦敦，住在他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籍老师詹姆士·康德黎家中。康德黎家位于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附近，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后来是新中国同英国建交后，我国驻英使馆所在地。1896年10月11日，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派人诱骗绑架孙中山，将他关押在使馆二层楼（在英国，地面层不叫一层，而是叫地面层，二楼称一层，三楼称二层，所以使馆二层实际上相当于我国的三层）的一间小房间里，准备租船将孙中山送回国内严惩。孙中山写了一个字条，经过在公使馆工作的英国佣工柯尔转送给康德黎。康德黎投书给英国报纸揭发此事，并四处奔走，发起营救孙中山的运动。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煦瑗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被迫于10月23日释放孙中山。这样，孙中山就逃过了一劫。孙中山在公使馆被囚禁了12天。他恢复自由后继续在伦敦停留了一段时间，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考察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这对于他“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老师康德黎是帮助孙中山脱险的关键人物。他三个儿子都已过世。我在英工作期间把康德黎五个孙子、孙女及其配偶全都请到使馆，设宴款待他们。
詹姆士·康德黎的孙子修·康德黎，对我国态度友好。他将孙中山于1896年用英文写给詹姆士·康德黎的一封亲笔信原件捐献出来，亲自交给我。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事后，我们将这件珍贵的原件送国内档案部门。
孙中山关在公使馆的这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即孙中山蒙难处一直保存着。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驻英大使馆在原地重新修建时，保持使馆外表，内部重新改建，但特地将孙中山蒙难这间小屋子完整地保存下来。原来窗子的铁栏杆和屋顶上的灯都保留了下来。室内有孙中山和康德黎的雕塑头像。
伦敦的唐人街位于市中心的SOHO。这里聚集了许多中餐馆、杂货店和中药铺，是伦敦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这里游人如织，摩肩接踵。
旅居在伦敦和英国各地的华侨华人约有16万~20万。老一辈华侨华人早年大多是从广东和香港来英国谋生并定居下来的。他们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在伦敦和其他各地开餐馆或洗衣房。他们子女长大后有继承父业的，更多的是跳出了父辈的生活圈子，从事教员、医生、律师等行业。而我国改革开放后来英学习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学成后留英工作的这一代人则大都在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也有进入英国企业工作或经商的。
旅居英国的华侨华人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管已加入英国国籍还是仍持有中国护照的，都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并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联系在一起。过去中国人在英国被人看不起，经常受到歧视，甚至不时发生有人在中国餐馆吃饭不给钱还要骂人打人的事情。开餐馆的华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国力逐步增强，旅居在英国的华人感到有祖国作后盾，腰板也硬起来了。吃饭不给钱的事情很少发生，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现象越来越少，他们比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兴旺息息相关，祖国强大，他们在外面生活工作就容易得多，人的尊严就能得到尊重。这就是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关心中国的发展、爱祖国爱家乡最根本也是最朴实的原因。
卡尔·马克思于1848年8月流亡到英国定居，在英国一共生活了34年。他从事紧张的革命理论研究和指导革命活动，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于1883年3月14日病逝，享年65岁。
他逝世后被安葬在哈尔凯特公墓一处简陋的墓地里。1954年，英国进步人士将马克思墓迁移到目前的地方。
哈尔凯特公墓面积很大，树木稀疏，杂草丛生。许多墓碑已被荒草埋没，新立的墓碑寥寥无几。我们在碎石小道上走了很长一段，最后来到路旁最醒目的一处墓地，这就是马克思墓。
墓碑是一人多高的长方形花岗石，上面竖立有青铜雕塑的马克思头像，这是由英国著名雕塑家劳伦·布雷德创作的。墓碑正面刻有《共产党宣言》发出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墓与周围其他墓地相比，非常突出，墓碑高大、整洁、威严。其他墓地一片荒芜，这里却鲜花常在。
我陪同代表团向马克思墓敬献上事先带来的花圈，向墓碑深深三躹躬，并默哀致敬，然后我们才慢慢离去。
公墓管理人告诉我，这里经常有人前来献花，不仅有英国人，而且更多的是外国人，各种肤色、不同性别的人，看来都是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追随者、崇拜者。
在写到这里时，我不能不提及近些年来，在欧美国家再次出现了重视马克思的现象。
据报道，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网络评选活动中，卡尔·马克思得票率最高，超过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2005年7月，英国广播公司又举行了一次“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调查，结果马克思再次获得最高的得票率，达28%。这两次调查结果都出乎人们的预料。原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缓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问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泡沫，带来更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西方社会内部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这些固有矛盾的不断爆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www.xing528.com)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至2015年初秋的今日，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次危机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美成为畅销书，马克思成为西方报刊经常议论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以“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为题发表评论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1年第一期刊登了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已经存在了大约500年，这种制度运转得非常好。但是，像所有制度一样，它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现在，它已经距离平衡太远了，以至于发生结构性危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途径。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除陪同我国访英代表团参观外，周末有空时我也有意识地四处走走。我感到伦敦变化不大，仍然是那样繁华、古老、传统。街道依旧，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疾驰而过，街角处竖立着红色的邮筒，只是昔日通行车辆的最繁华的商业街牛津街现在变成了步行街，街上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比过去多得多了。
伦敦仍然是我过去所熟悉的伦敦，但是我也感到有点陌生。伦敦在不变中也有变化，最明显的是天气。过去由于工业造成的污染，伦敦曾是有名的雾都。我少年读地理课时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1965年初我刚到伦敦不久就遇上一次大雾。整个城市被黄色的浓雾所笼罩，平时明亮的路灯变得昏暗朦胧，市内交通瘫痪，街上的行人连走路都困难，只能摸索着慢慢向前。可是后来就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随着伦敦采取一系列治理污染的措施，比如不允许烧煤、工厂搬迁等，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议会大厦等高楼外墙仍留有被污染物熏黑的陈迹。这次我回到伦敦，冬天不但没有下雾，蓝天白云的晴天多了，而且夏天阳光明媚，泰晤士河的河水变得清澈，河流两岸许多被熏黑的古建筑外墙包括议会大厦的外墙也都清洗得干干净净。
我国驻英大使馆附近有一条哈利街，这是伦敦名医集中之地，私人诊所一家挨着一家。这些诊所收费昂贵，来光顾的大多是英国有钱人，还有阿拉伯的大财主。我们使馆同志生病一般去政府公立医院。我们这些外国驻英使馆人员同英国人一样也可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后来，由于英国政府医疗开支过大，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改革。
从哈利街向摄政公园方向走，在梅里邦路一个拐角口，墙上有一幅铜制的画作，这是为纪念英国19世纪小说家狄更斯而制作的。据说，狄更斯在伦敦期间曾在此居住。当我经过这里时，我不禁联想起他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里开头一段话：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这一段诗一样的语言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伦敦公共交通相当发达，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尾部是敞开的平台，除站台停车上下乘客之外，有的乘客往往在公共汽车仍在行进中就敏捷地跳上车或跳下车。我看到这种情景，在钦佩这些乘客的胆量和技巧的同时，也不免为他们捏一把汗。伦敦地铁路线很多，四通八达，十分方便。在地铁站的出入过道旁，往往有穿着不整齐的人在拉小提琴或吹口琴，面前放着一个铁皮盒，路过的行人有的往铁皮盒里丢几个硬币。有的地铁线路从我们使馆下方经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床上可以清晰地听到地铁经过时的轰轰声。清晨，从街上传来“嗒、嗒、嗒”皇家马队清脆的马蹄声。每天清晨，皇家马队都经过使馆前面的普特兰大街，马蹄的“嗒、嗒、嗒”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直至消失在晨曦中。
伦敦也是一个等级森严、贫富差别明显的城市。西区是富人区，街道整齐，街道两旁高楼林立，一尊尊禇褐色的雕塑矗立在街心广场中央，蔚为壮观。商店、旅馆、歌剧院里的人们乃至路上的行人，大多操一口标准的英语，口音如英国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样的标准。在大街上有时有蓬头垢面的男子背着一个广告板，缓慢地在人行道上向前移动。
而伦敦东区则是中下层人士聚居的地方。那里街道远不像西区那样整洁，街道两旁一般是两三层高的楼房，有些门窗的漆皮已经剥落，显得破旧。商店出售的是中低档商品，马路上还摆着不少地摊，人声嘈杂。这里的商店店员、顾客和行人说的大多是伦敦土话，带着浓重的口音。这里的居民除英国人外，还有不少来自英联邦国家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东非的移民。他们的长相、穿着以及口音都与伦敦东区的英国人有所不同，一眼就可看出。
英国人既不像法国人那样浪漫，也缺少意大利人那种热情奔放，而是比较内向。在公共场合，人们很少大声说话，而是行色匆匆。阅读已成为英国人的习惯，在地铁里、在公共汽车上，乘客大多各人拿一张报纸或一本书，只顾自己阅读，很少同陌生人搭讪。
但英国人并不冷漠。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说话那样直来直去，而是比较含蓄。他们喜欢幽默。英国人各行各业都举办各种年会，如工程师协会年会等。每次年会有一个主旨演讲，这个主旨演讲必须讲得很幽默。我就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年会。主讲人讲得精彩，听众不停地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还不停地喊“妙，妙”，或者索性跺脚，大厅里一片跺脚声，表示大家对此非常欣赏。跺脚的次数越多，声音越大，说明这次演讲就越成功。
伦敦市容变化最明显的是东伦敦港口区的改造。过去这里是货运码头、造船厂、机械厂和家具厂集中的地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这里的码头和工业已经萧条，长期废弃不用，一片破旧不堪的景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一地区开始进行改造，一幢幢新的现代化办公楼和公寓楼拔地而起，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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