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实力展现：伦敦金融市场吸引全球机构

为了增加对伦敦这一仅次于美国纽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的了解，我于1996年夏季抽空系统地参观访问了伦敦金融城。

伦敦金融城坐落在伦敦老城约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这里常住人口只有数千人，但聚集了欧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好几百家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雇用员工约有40万~50万人。这些人员都穿着讲究，戴黑礼帽，手腕上挎着一把雨伞，因为伦敦天气晴雨不定，变化无常，一会儿天晴，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下雨。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这几十万人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向这里。中午不少人在自己机构的餐厅用餐，也有许多人去街上满布的饭店、咖啡馆、快餐店午餐。这些餐馆非常忙碌，用餐的人进进出出。下班时这几十万人又蜂拥离开。晚上我有时参加外事活动坐车经过这里时，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很少，白天的喧闹已不见踪影，像死一般寂静。

英格兰银行是英国中央银行，始建于1694年。为安全起见，整个建筑没有窗户。金库就设在大楼的地下室。

伦敦证券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位于一座新建的大楼里，有2600家英国和海外的公司在这里上市，1995年底股票市值为3.37万亿英镑。当时我国还没有一家公司在这里上市，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希望和欢迎中国公司来这里上市。1996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同中国证监会正式签订协议，允许中国公司去伦敦上市。后来我国有些公司陆续来这里上市。截至2014年7月底共有58家中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来，伦敦证券交易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华业务和开发在华市场，于2004年将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设在了香港，并于2008年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伦敦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交易主要是以外汇进行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由银行、金融机构和外汇交易公司通过电话和电子设备进行。这里的外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30%，1995年平均每天外汇交易量达2940亿英镑，比1992年上升了60%。伦敦拥有全球最为活跃的美元离岸交易，2009年每天成交量约4500亿~5000亿美元，美元交易量比美国本土还要大。

伦敦城也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债券销售市场，1995年销售量占全球销售量的55%。1996年6月，我国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就我国财政部发行美元债券来伦敦参加签字仪式，我也应邀出席。对我国财政部发行美元债券，由于我国财政部信誉好，伦敦各金融机构争相购买，我国财政部原拟发行7亿美元债券，结果伦敦各金融机构认购达到20多亿美元。

劳埃德协会

伦敦也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受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国际保险业务。劳埃德协会就是最有名的保险市场。

劳埃德协会历史悠久，它成立于17世纪，是由个人保险商组成的行会。原先主要从事海事保险，后来扩大到航空和汽车领域。

劳埃德协会坐落在一幢新的大楼里。这幢大楼是由巴黎蓬皮杜中心设计人之一的理查德·罗杰斯于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整幢大楼的墙面都是金属和玻璃，各层楼面都透明通亮，一组组、一排排柜台分布其中。我看到人们拿着保险单据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办理投保手续，速度很快。陪同我参观的劳埃德协会负责人向我介绍说，这里的保险公司对投保的资信都素有研究和了解。而飞机和船舶的保险，因为涉及的金额巨大，一般不是由一家公司保险，而是由许多家甚至几十家公司分保和再保险，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参观后，劳埃德协会理事会主席请我共进午餐。他向我简要介绍了该协会的历史和现状。他说，劳埃德保险市场有1.3万个成员，分别组成167个辛迪加。劳埃德保险市场目前由劳埃德理事会进行管理。他还告诉我，90年代前期，由于一系列自然灾害和污染事故，劳埃德协会成员理赔金额巨大，亏损严重，后来采取措施进行了重组，现在困难时期已经过去，1995年获得净收入57亿英镑。理事会主席还特地告诉我说，中国民航飞机和远洋船舶数量庞大，都是在劳埃德市场投保的。后来，劳埃德协会为了发展对华业务，于2007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石油交易所和波罗的海交易所

我还参观了当时在欧洲唯一能进行能源期货交易的石油交易所和进行海运交易的波罗的海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主要为全球商品货运预订船舶，并为船舶运输组织货源。交易所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例如中国有一批货要从上海运到德国汉堡，交易所就为这批货寻找适当的船舶进行运输，这批货运到汉堡后，船舶不能空船返回，交易所可以为这艘空船找到货源，使之取得更好的效益。每天世界各地有无数货船在各大洋航行，停靠世界各国口岸，要使无数批货物都能及时找到适当的船舶运输，又要使无数艘货轮都能满载航行，取得好的效益，其中涉及组织协调的复杂性就可想而知。

我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伦敦黄金市场和白银等贵重金属交易市场。这里进行黄金、白银、铝锭、铜和镍等金属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当时有60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参加了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和白银交易市场。

黄金定价机制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国际上主要的黄金市场分布在伦敦、苏黎世、纽约和香港。伦敦黄金市场历史悠久，规模大，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黄金市场。

早在1804年，伦敦就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黄金交易中心。自1919年9月12日起，伦敦黄金市场开始实行日定价制度，每日两次，由五大金行决定当日的黄金市场价格。该价格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黄金价格，一直影响着纽约和香港的交易，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黄金市场价格均以伦敦金价为标准，再根据各自的供需情况上下波动。伦敦金价亦是许多涉及黄金交易合约的基准价格。1982年之前，伦敦黄金市场主要进行黄金现货交易，1982年之后也进行黄金期货交易。

伦敦黄金市场交易制度比较特殊。由于没有实际的交易场所，其交易通过无形方式由各大金行的销售联络网完成。交易会员由具有权威性的五大金行及一些公认具有资格的公司组成，许多加工制造商、中小商店和公司等也有参与。

1996年，洛希尔银行是五大金行之一。该行经营业务包括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保管黄金，并进行黄金交易。伦敦黄金市场的定价就在洛希尔银行总部大楼里进行。我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伦敦黄金市场的定价房间“黄金屋”，这是一间不大的古色古香的房间，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周围有五个椅子。定价机制由五大金行各派一人共五人组成，由洛希尔银行派人任主席。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每天上午十时半和下午三时，这五人就聚集到这个房间，他们根据各自银行的买盘报出买价和卖价，经过一定程序后最终确定当日金价。整个过程短则几分钟长则一小时就可完成。他们定出的金价就成为当天当时的国际黄金价格。

这五大银行的组成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调整和变化。到2010年初，五大金行是加拿大丰业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以及英国巴克莱银行，在五大银行中，英国就占了两家。

后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对自律管理机构实行改革，于2015年3月推出伦敦黄金竞价电子平台，取代自1919年以来的原有黄金定价机制。日前参与设定黄金定价的银行由过去的五家增至七家，包括巴克莱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兴业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以及瑞银集团。欧美银行在黄金定价上依然占据垄断地位。2015年6月负责管理新的黄金定价机制的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宣布，中国银行加入定价机制，参与设定金价的银行由七家增至十家。

我参观洛希尔银行时，该行一位名叫威廉姆·兰马丁的董事向我介绍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法国和瑞士都有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中以英国伦敦的洛希尔银行为最大。他向我介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史。他说，法国国王曾委托罗斯柴尔德代管金银财宝。英国威灵顿公爵同拿破仑作战时，罗斯柴尔德借7000英镑给威灵顿公爵，以解燃眉之急。罗斯柴尔德为人精明，他从欧洲大陆至伦敦沿途设置了急速传递信息的联系网络。当1815年6月18日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时，他得到的信息比英官方还要早6天。他利用这6天时间，先把自己手里持有的股票大量抛售。商人们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同威灵顿公爵的关系密切，误以为威灵顿战败，于是纷纷将自己手里的股票竞相抛出，股票价格暴跌。这时罗斯柴尔德就悄悄通过他事先布置的人士全都以低价买进。几天后，威灵顿大胜的消息传到伦敦，伦敦股票大涨。罗斯柴尔德一下子就成为欧洲特大富翁。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在“二战”中遭受惨重损失，但至今仍有雄厚的财力。这个家族一向低调，奉行稳健、保守的经营方针。正是由于这一稳健的投资策略，这个家族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又逃过了一劫。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我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我感到好奇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已历经六代人，财富传承长达200多年，其中的奥秘值得探讨。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我国同德国关系有比较大的发展。同法国解决了法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而由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改变态度同我国进行对抗，我国在香港问题上做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和部署。中英政治关系紧张不能不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原可以同英国合作的大项目转向了德国和法国，英方在同中国的经贸方面明显落后。英国部分政界人士，特别是工商金融界要求同我国改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英国有个半官方经贸组织，名叫“英中贸易48家集团”。这是由英中贸易协会和48家集团这两个组织于1991年合并而成。48家集团由一批冲破西方对华贸易封锁的英国中小企业于1953年成立。后来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了半官方的英中贸易协会。这两个组织合并后由英国政府资助和指导，成员有300多家从事对华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公司、银行和企业，当时的主席先是前英外交部常务次官派萨列，原48家集团主席佩里为副主席。我同英中贸易48家集团负责人经常见面，出席该组织的年会并发表演讲。后来这个组织于1997年又更名为“英中贸易协会”，由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原政治秘书鲍威尔担任主席。

我同几乎所有大的英国工业集团、银行以及金融保险公司负责人都进行了接触。这些大公司和大财团的总裁也纷纷宴请我或来会见，我忙得应接不暇。他们向我提出加强同我国有关方面合作的具体事项。我转报国内有关部门，获答复后，再同他们洽谈。除业务问题外，他们不少人主动向我表示，彭定康在香港的政策是短视的、错误的。英国本应利用香港问题同中国很好地合作，争取英中经贸关系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这些政客短视，结果使英国丧失了许多商机，而让德国人从中渔利。

在伦敦有一个名叫香港中英工商协会的组织，成立于“二战”后，现有150多家公司为其成员。该组织理事会领导成员有十多人，主席为怡和集团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副主席为汇丰银行和太古集团董事长等。他们每月举行午餐会。我在英期间增加了与他们的联系。这个组织对英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香港政策有相当的影响力。

怡和集团：今后不卷入政治

怡和集团的英文名字叫渣甸和马地臣（Jardine Matheson G.），这是该公司两位创始人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苏格兰人，当年是以向中国贩运鸦片发家的。他们于1832年7月在广州创办了怡和洋行，不久怡和洋行就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怡和集团董事长是约翰·凯瑟克，他是怡和集团现任董事长亨利·凯瑟克的叔父，同我国驻英使馆有些往来。他家住在伦敦摄政公园环路的一幢乳黄色的古式建筑中，离我国驻英使馆商务处很近，我曾不止一次去他家做客。他家客厅里陈设着中式红木家具，在书架上和镶嵌着大理石桌面的圆桌上都摆放着中国瓷器和古玩、精制的鼻烟壶和小巧玲珑的玉器。约翰·凯瑟克的光头圆润发亮，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他在上海长大，周围的人称他为“小开”。在言谈中，他常常流露出对新中国成立以前怡和集团在上海特权的留恋。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我国政府在制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时，一直考虑到如何照顾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反复向英方强调我国收回香港后，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投资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英国财团和其他外资继续留在香港。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提出希望在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几种情况，其中一项就是“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同志讲这番话是有所指的。

在此之前四个月，当时在香港最大的英资财团怡和集团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于1984年3月28日宣布将其控股公司从香港迁册到英属自治地的百慕大。怡和集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继续在中国内地经营。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追随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在这种形势下，怡和集团逐渐撤离中国大陆。鉴于这一段经历，怡和集团对香港回归充满抵触和恐惧，它根本不了解中国政府对收回香港后继续在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方针政策，对中国政府宣布的有关照顾英资财团在港利益的立场持怀疑态度。怡和集团对外宣称，“怡和不希望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它将调整其投资比重，使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投资比重从目前的72%下降到50%，在香港的怡和公司将成为怡和百慕大控股公司属下的一个海外子公司。怡和集团的这一行动等于向外发出对香港回归前景没有信心的信号，对外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进入90年代，怡和集团积极鼓吹英国应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攻击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通”对华态度软弱，全力支持港督彭定康在香港搞政改，同中国对抗；同时它出售在香港的大片地产，将资金进一步转移到英国本土和澳大利亚。然而，它没有料到的是，它出售的香港地产随后却大幅升值，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业绩不佳，亏损严重，有的分公司甚至不得不破产。相比之下，那些继续在香港经营的英资财团却得到发展，取得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改弦更张。

怡和集团主席亨利·凯瑟克几次宴请我，我也回请他。凯瑟克向我表示，他们今后将不卷入政治。显然，这是对他们过去错误做法的否定。对此我当然表示欢迎。凯瑟克还向我介绍怡和集团当时总资产为35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香港，在全世界有22万员工。凯瑟克还一改过去的态度，强调，他们集团对香港过渡和今后发展前景抱有信心。他还说，这几年不少人想买怡和在香港的地产，他们都一直拒绝出售。他们打算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内地的投资。他还再次强调，他们集团今后将不卷入政治。(www.xing528.com)

我向凯瑟克和他们集团的其他领导层介绍我国对香港的政策，我国执行“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考虑，并指出，怡和集团在香港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望他们对香港繁荣稳定能起积极的作用，欢迎他们集团1997年后在香港继续生存和发展。

怡和集团态度的变化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其他在香港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财团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太古集团等财团对我国收回香港的态度则比较理性和务实。

长期以来，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是香港港币的发钞行。1994年5月2日，中国银行在香港首次发行港币钞票，从而也参加到发钞行的行列，但中国银行参与发钞的比例不大，占大头的仍是汇丰银行，其次是渣打银行。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

汇丰银行的英文名称叫“香港和上海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它最初于1865年3月在香港开业，它的名称就显示汇丰银行从成立之初就是以香港和上海为其主要业务基地。

汇丰银行表示，1997年后不会离开香港。它于1992年通过同英国米德兰银行合并的巧妙方式于1993年初将控股公司总部从香港转移至伦敦。它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外扩张，使其成为英国第一大银行。与此同时，它继续在香港发展业务。

汇丰集团董事长普伟士同我接触较多。他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比较了解。他认为，美国和欧洲许多权威人士对香港问题和中方的立场都很无知。普伟士专门请我去参加汇丰集团的年宴，请我向该集团全体董事介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我国对香港的政策。我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随后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宴会的气氛友好而热烈。

渣打银行又称麦加利银行，它创办于1853年，总部设在伦敦，专门从事中国、印度等东方业务。它于1969年同英国标准银行合并，称为“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渣打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常同我联系，宴请并请我观看歌剧。他们告诉我，渣打银行的总利润有三分之一来自香港，他们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他们非但没有减少投资，而且在增加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投资。

太古洋行：增加对华投资

太古洋行于1867年在上海开业，它的英文名称叫“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这是由巴特菲尔德和斯怀尔两个家族合办的公司。一年后，巴特菲尔德家族退出太古洋行，从此这一百多年来太古洋行就一直由斯怀尔家族控制。

太古集团董事长约翰·斯怀尔对我说，太古集团总部近些年一直在香港，言外之意是指他们没有像怡和集团那样迁册。实际上，太古集团主要经营地产业和航空运输业，国泰航空公司是太古集团属下的一家重要公司。航空业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质，太古集团采取邀请中方有关公司参股的明智方式完成了它应变的部署。他说，近年来他们增加了在香港的投资。

约翰·斯怀尔说，他们担心中国航空公司申请在香港营业后会影响国泰的地位和前途。我向他介绍中方对香港有关具体政策，保持香港民航中心地位不变，支持香港民航事业的发展，强调中方无意排挤、损害国泰，国泰作为香港主要航空公司的地位不会受影响，他们不必担心。

香港回归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关于照顾英资财团利益、英国和其他外国在香港的投资受到法律保护等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太古集团等英资财团在香港的业务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英资财团同中国内地的合作也有了快速的发展。

2010年1月，汇丰集团将它的行政总裁办公室从伦敦迁回香港。这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1月27日，汇丰集团总裁纪勤到香港正式上班，他对记者说，上班第一件事是先饮一杯中国茶，他还特别加一句，“饮英国茶已是昨天的事”。这句话一语双关，意味深长。

英国曾经是世界强国。相对而言，它是在衰落，然而它仍有韧性，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人们在看到它衰落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至今它仍有相当实力这一面。我年轻时在伦敦工作期间，英国经济长时间为走走停停的“英国病”所困扰。1995年底重返伦敦，我发现“英国病”已成为过去。原来，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取得了成效，经济状况明显改善。1981—1990年英连续九年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90年代初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后，自1992年起又连续多年实现了年均约3%的增长。199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约合11055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左右，排在美、日、德、法之后，位居第五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9万美元。

此后十年，英国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制造业虽然有时不太景气，但金融服务和创意工业一片欣欣向荣，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其中，金融业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放宽监管的措施而得到快速的发展。金融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6年的6.6%增加到2007年的10%。就伦敦来说，2007年金融业占伦敦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20%，加上相关的专业服务，比重超过30%，远远超过美国纽约的15%。

金融服务业的扩张给英国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也为后来危机的出现种下了祸根。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欧洲，欧洲爆发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美、英等西方国家金融制度和财政制度的种种弊端。英国也存在信贷过度扩张、房地产泡沫严重以及金融界投机等问题。当金融海啸袭来后，英国股市暴跌，大银行受到挤兑，房地产价格大跌，英镑大幅贬值。自2008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英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了应对危机，英国工党布朗政府推出4000亿英镑的救市计划，拿出370亿英镑直接救助深陷困境的几家大银行，使其免于破产。随着这些措施的出台，政府年度预算赤字急剧膨胀，达到1560亿英镑，相当于当年GDP的11%，远远超出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而英国国债总额已接近9000亿英镑，约占GDP的60%以上。

2010年新上台的以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不得不提出紧急预算，调高增值税、银行税以及资产收益税，大幅度削减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削减国防开支，当时拟建和在建的大型军事装备计划不得不取消或推迟。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大力吸引外资。这些措施正逐步取得成效。在欧盟国家经济普遍停滞的情况下，英国经济于2014年取得2.8%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2.9888万亿美元，超过法国，排名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之后，仍位居世界第五位。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有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伦敦金融业是否已过度扩张，英国是否过分倚重金融业而对实体经济重视不够。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英国各界人士意见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英国人对此正在进行认真而深刻的反思。

目前，英在石油、化工、电子、医药、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仍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拥有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国大企业，仍有相当的科技实力。英金融实力雄厚，英国加入欧共体40多年后伦敦城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非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和加强。英是对外投资大国，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1.809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英进出口总额为1.1111万亿美元，是世界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英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是除美国之外吸收外资最多的发达国家。由于英国系外向型经济，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它主张实行较为自由开放的经贸政策。

英国在外交上仍有相当影响。它试图凭借其经济实力，利用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的有利条件和在北约、欧洲联盟、英联邦组织中的独特地位，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发挥作用，维持它的大国地位。

英外交重点横跨欧美，在西欧和美国之间来回摆动。

英国是欧盟重要成员。它同欧盟其他成员的贸易占它整个外贸的60%。面对德国统一后崛起和欧盟一体化进程，英试图对欧盟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它主张尽可能保持成员国的国家主权，暂不加入欧元区，继续使用英镑；反对联合欧洲，防止欧盟一体化最终使自己受制于德国；极力主张对欧盟实行改革。

维系同美国实际上的特殊关系一直是英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基本考虑。英同美历史文化渊源深远，经济上相互渗透和融合，相互在对方均有数额巨大的直接投资。英在核武器上对美依赖很深。冷战结束后，英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对英重视程度减轻，但英仍需借助美以达到它制约德国、防范俄罗斯、维护欧洲安全和稳定、维持其大国地位的目的。它支持美在西方的盟主地位，积极配合美的全球战略，在不少国际问题上与德、法相比对美跟得更紧。

英联邦虽已名存实亡，但英仍竭力维系这一松散组织的存在，通过它同英联邦国家的传统联系，维护英在世界各地区的利益，保持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亚洲在英外交全局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英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关系，利用它作为欧盟成员国在亚洲许多国家中最大投资者的有利地位，进一步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维持和扩大它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

总的看来，英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虽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更重实际。英国实力已今非昔比，外交缺乏强大实力作后盾，对美独立性较少，但它经验丰富，深谋远虑，在国际事务中仍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迅速上升，英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

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在英对华政策中的分量进一步上升，已成为带动对华关系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英国对我国投资增多，对我国企业去英投资限制较少，态度比美国、日本开放。英国在香港仍有巨大的投资，香港回归祖国后，英要尽可能维持它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当然，英国对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受到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

总的来看，我国同英国发展关系仍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