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中英关系乍暖还寒

我在英工作期间，中英关系继续向改善的方向发展。英副首相赫塞尔廷、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以及多位大臣访华。中方访英的有13位部长及以上级别代表团，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11月上旬访英。英方安排李岚清副总理下榻伦敦最高级的克拉里奇酒店，通常情况下，英方接待外国政府总理才做此安排。李岚清副总理同英副首相赫塞尔廷举行了对口会谈，会见了梅杰首相、财政大臣、贸工大臣以及工党领袖；除伦敦外，还去外地参观了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工厂，并去苏格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访问。

这些高层接触和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整体关系的改善和在香港问题上合作的进展。

我广泛地开展对外活动，同英国政界、工商金融界和新闻界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并四处外出演讲，在议会香港问题小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国国际商会、英国外交记者协会等组织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改革开放政策、中英关系以及香港问题。针对当时英国和西方舆论散布的对我国的不实之词，有针对性地阐述了我方的立场。

中英关系虽然逐步回暖，但乍暖还寒，双方的摩擦、冲突和斗争仍然不断。

中英双方分歧最突出的仍是香港问题。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策略虽然略有调整，表示决心要同中方合作，实现成功交接，但还是不太情愿，不肯痛痛快快地移交，仍想在离开香港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从香港政治体制架构、法律到人事，完成它的部署，然后强加给中方和香港特区政府。

当时争执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香港立法局不能过渡和我方成立临时立法会；二是英方单方面修改香港原有法律和我方筹委会就处理原有法律提出的建议。

港英政府在1995年9月按照港督彭定康“三违反”政改方案选举产生了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由于这次立法局的选举不是在中英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一届立法局不能跨越1997年，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英方明知我方一向说话算数，一定会“另起炉灶”，但仍不死心，还抱有幻想，同我方纠缠不休。我方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后，英方指责我方这一行动没有必要，并拒绝同临时立法会合作，一再要求我方答应让立法局全部现任议员过渡到1997年6月30日之后。

1996年11月初，英首相梅杰在首相府会见访英的我国副总理李岚清。李岚清副总理同梅杰首相就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梅杰首相表示，英国将决心同中国成功合作，确保香港的移交能顺利进行。他肯定英中双方在许多领域都取得进展，但又指出双方仍有分歧，直接点出临时立法会问题。他指责中方拟成立的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将造成困难，将破坏现任的立法局，使其立法受到挑战。李岚清副总理表明了我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要我就临时立法会这个具体问题讲一下。考虑到对方的首相身份和会见的场合，我想应尽可能避免发生争论。于是我先说明，成立临时立法会，这原先并非中方的本意，而是在中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我又针对梅杰首相所提的问题，进一步说明，临时立法会的任何决定将到1997年7月1日起才生效，不会影响目前香港立法局，而且临时立法会是临时的，等到正式立法会选举产生后就予解散，而正式立法会不迟于1998年7月1日之前成立。我们希望英方能面对现实，采取务实态度，同临时立法会合作。梅杰首相听我说明后竟提出要将现任立法局过渡到1997年之后的无理要求。他说，没有理由不让根据民选产生的现任立法局运作到它的任期四年结束为止。他要求将英方单方面搞的立法局延续到1997年之后，这实在是不讲道理。看来，争论已不可避免。我不能不据理做出回应。我说，无论从宪制从法律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香港现任立法局只能随着英国对香港管制的结束而终止，现任立法局，作为港英政府架构的一部分，它的任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方原先曾设想有“直通车”的安排，即中英双方达成协议，现任的立法局符合有关条件可以跨越1997年6月30日，成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可是由于非中方的原因，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现任的香港立法局是根据英方单方面安排产生的，它的任期当然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对我这番话，梅杰首相没有做出反驳，看来他也无法反驳，于是他转而打圆场说，他不想以分歧来结束今天的会见，随即就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1996年12月中旬，里夫金德外交大臣紧急约见我，就我方拟于12月21日成立临时立法会提出交涉，说什么中方成立临时立法会没有必要，要求将香港现任立法局延续到1997年之后。我听后表示将报告政府，同时我做以下初步评论：

第一，目前的局面是英方单方面的行动造成的，可以说，这是英方自己所做的选择。

第二，英国对香港的管制到1997年6月30日结束，香港现任立法局，作为港英政权架构的一部分，理所当然要随着英国对香港管制的结束而终止，而不可能延续到这之后。

第三，中方曾设想的“直通车”安排，不是由于中方的原因而遭到破坏。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法律上出现真空，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不得不成立临时立法会。这不是什么倒退，而是一个积极的必要的合乎逻辑的步骤。

第四，成立临时立法会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筹委会负责筹组特区的有关事宜，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直通车”不存在的情况下建立临时立法会的事宜。香港事务涉及1997年7月1日后的事情，包括成立临时立法会都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第五，香港的平稳过渡符合香港居民的利益，也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后天临时立法会即将成立，希望英方面对现实，不要制造新麻烦，而应同临时立法会合作。希望英方三思而行。

12月21日，钱其琛副总理在临时立法会产生的公开讲话中对英外交大臣的声明也做出了回应。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这是指1984年时的香港法律基本不变。但1984年以来港英当局不顾中方反对，不断修改法律，并于1991年6月搞了一个《人权法案条例》。

1997年6月30日后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是有充分保障的，基本法对此也做了明确规定。英国自己本土也没有单独的人权法案。英方过去同中方会谈时曾表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是通过其他现行法律予以实施的。香港基本法也规定，两个国际公约通过香港特区的法律加以实施，根本没有必要另搞一个人权法案。但英方不顾中方的反对，于1991年搞了一个《人权法案条例》。而且，这个《人权法案条例》凌驾于香港其他法律之上，凡是与它抵触的法律，都要废除或修改。到1996年，港英当局根据《人权法案条例》修改或重新制定的法律条文多达几十个。例如，港英当局废除了原先举行游行集会必须事先向警方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制度，改为只要通知警方即可。显然，港英当局单方面大量修改原有法律主要着眼于束缚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特区政府的手脚。

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其他法律都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人权法案条例》有凌驾于其他法律的地位，与基本法相抵触。对这个人权法案，中方理所当然要加以处理。

1995年10月，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法律小组提出了废除《人权法案条例》中具有凌驾地位的条款，以及还原6个被港英当局修改的法律的建议。英方要中方不要采纳这些意见。1996年1月下旬，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汉利约见我，就中方筹委会法律小组就处理香港原有法律提出建议进行交涉。他对此表示“极为关注”，认为修改这些法律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已在香港“导致广泛的不安”。我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筹委会法律小组的建议是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实际的。法律小组建议原有法律绝大部分都可经过技术处理后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不能采用或需要废除或修改的仅是少数。这是因为这些法律有些体现英殖民统治、有些则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我还专门阐述了我方对《人权法案条例》等问题处理建议的看法。强调指出，这些建议不是什么倒退或损害信心，而正是体现了维护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严肃性，维护香港的法治，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信心。希望英方不要误导舆论，不要再制造新的麻烦，否则，只能对英国本身不利。

第二天，英国传媒和国际传媒报道了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汉利召见我一事，说英方对香港筹委会计划修改《人权法案条例》提出“强烈抗议”。其实英方并没有向我提出什么“抗议”，更谈不上什么“强烈抗议”，只是表示“深为关注”

而已。这一报道显然夸大其词。

除香港问题外，中英双方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不断发生摩擦。

1995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推行“台独”路线，抛出“两国论”。美国准许李登辉去美，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对我国进行攻击。我国决定在1996年3月8日起在台湾海峡举行发射导弹演习。美国派航空母舰去台湾东北部海面，对我国进行威吓。而英国政府竟然发表声明，公开支持美国这一行动。在这期间我先后恰巧宴请英外交部付次官安德鲁·伯恩斯和外交国务大臣汉利。伯恩斯主动同我谈我方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事，表示希望我方谨慎从事。我指出，海峡局势紧张完全是由于李登辉企图搞“台独”和美国对此加以纵容支持所造成的，美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希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但决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向汉利外交国务大臣介绍了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后，对英公开支持美派军舰去台湾附近海面表示遗憾，希望英方不要追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样做不利于中英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汉利辩解说，英方对中国举行军事演习并不担心，但担心中国导弹发射万一出现偏差导致军事冲突使香港受到影响。他同时强调英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这一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

1996年夏，我们得到消息，台湾当局李登辉女儿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取得学位，该大学授予学位时，李登辉想去参加。为防止这一事件的发生，避免中英关系进一步受到影响，我于7月2日偕使馆教育参赞王百哲专程去纽卡斯尔大学。该大学给我们以热情友好的接待。我在该校教职员工参加的大会上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中英关系，会见了该地区工商界头面人物。我还专门单独会见该校校长，着重向他介绍了台湾问题，指出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这位校长态度很友好，他向我表示，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后来，李登辉未能成行。我们估计，鉴于当时的中英状况，英国政府也不愿再添麻烦。

历史上，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现在它应该对此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可是它还是不时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1996年7月，英国允许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头目达赖喇嘛去英活动，安排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和女王母后分别会见，并让达赖喇嘛去英议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发表讲话。

我们对英方这一做法感到气愤。

英国历史上企图染指西藏。它占领印度并将印度作为它的殖民地后，曾将目标指向与印度接壤的中国西藏，于1888年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同意锡金由英国“保护”。1903—1904年又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迫使西藏地方上层与其签订《拉萨条约》，清朝中央政府拒绝签字。1913—1914年，中英两国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公然提出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所谓的“宗主权”。根据《辞海》对“宗主权”的定义，“宗主权”是“一国使他国从属于自己而干预其内政外交的权利”。此外，西方列强侵略他国，往往否认该国对其一部分领土的主权，而只承认其有“宗主权”，企图以此削弱该国的主权，分裂其领土，便于自己霸占。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秘密谈判，提出中印边界线，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衰落，但它在中国对西藏主权问题上仍一直采取模糊的立场。

7月下旬，我约见英外交部外交国务大臣汉利提出交涉，对英方允许达赖去英活动，并安排官方会见表示强烈不满和极大遗憾，要求英方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英国一方面向中方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所谓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立场。

2000年英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仍自称，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既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国家。

直到2008年10月29日，英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才发表声明，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他还表示，英国20世纪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地缘政治和过时的“宗主国”的概念，现在英国非常肯定地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英国在西藏问题上调整了沿袭近一百年的政策，这是值得欢迎的。希望英国政府在实际行动上真正严格履行自己的诺言。

早在1993年港督彭定康抛出香港政改方案后，英国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就已公开化。以港督彭定康为代表的一股势力指责英国此前的对港政策，攻击英外交部“中国通”对华态度软弱。以柯利达为首的职业外交官挺身而出，公开对政府改变政策提出批评，双方为此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柯利达细长的身材，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思考问题时往往紧皱眉头。据英外交部官员告诉我，柯利达写得一手好文章，是英国外交部里有名的笔杆子。

柯利达是坚定地维护英国的利益。记得有一次他在北京钓鱼台同中方谈判香港新机场问题时发生争执。中方主谈的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我陪同参加谈判。谈到双方分歧点时，突然，柯利达发了火，“呯”的一声，拍案而起。鲁平同志随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力把桌子拍得更响。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见势不妙，连忙同柯利达咬耳朵，把柯利达拉到一旁，同他嘀咕几句，让他冷静下来。不一会儿柯利达为刚才的失态表示歉意，紧张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双方才继续进行谈判。

柯利达对中国和香港问题素有研究，知道如何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懂得如何在英中力量对比变化的新形势下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他主张在新形势下通过对话和合作而不是对抗来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

他接受电视台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主张和观点。他说，中国说要把英方单方面搞的立法局推倒重来，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谁不这样看，那就将犯致命的错误。他指出，这是一个收复在屈辱的情况下被夺走的领土问题，不管世界如何看它，中国都不会让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去认识中国。他还公开批评彭定康和他的顾问们“误读了中国”，误读了英国在香港的真正利益。他认为，过去150多年来，英中关系都过分受激情和误解的影响。现在的危险是英中在香港的交往，会在充满误解和敌意中终结，正如开始时一样。不同的是，在这次交往中，英国和香港是较弱的一方。(www.xing528.com)

事后证明，他对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立场的判断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同英各界接触中发现，英政界、经贸界和学术界不少人是同情和支持柯利达观点的，柯利达绝不是孤立的。

遗憾的是，柯利达后来于2009年病逝。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给他家人发了唁电。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继续支持英国政府的立场，而副首相赫塞尔廷、前首相希思和前副首相杰弗里·豪等重量级人物则反对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对抗，主张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一派意见逐渐占据了上风。

副首相赫塞尔廷：中国领导人治国有方

赫塞尔廷副首相高高的个子，一头金黄色头发。他曾一度从事房地产生意和杂志出版事业，1966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后历任环境大臣、国防大臣和贸工大臣。

赫塞尔廷对我国的看法比较客观，主张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要同中国进行合作，不同意港督彭定康同中方对抗的做法。前副首相、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回忆录中对此有所透露。而港督彭定康在回忆录中则对赫塞尔廷的这一正确立场流露不满。

赫塞尔廷很乐意会见我国访英的重要代表团。我陪同我国访英的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同他多次会见。有一次我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英，英方因梅杰首相日程太紧没有安排首相会见。我打电话给赫塞尔廷请他帮忙安排，他当即答应。按约定时间，我陪吴仪部长先去赫塞尔廷办公室，稍坐片刻，他就亲自带我们直接走内部通道去首相府会见梅杰首相。

1996年5月，赫塞尔廷率庞大的代表团访华。他动身前，我设宴为他饯行。他表示，他所接触到的英国商人和香港商人都对1997年香港平稳过渡有信心。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对香港问题有关政策，并阐述了中方成立香港临时立法会的背景和理由，表示希望英方能面对现实，不要再去纠缠过去已经了结的问题，而应减少麻烦，增加合作，共同努力，实现香港1997年的平稳过渡。据说这次访华后，赫塞尔廷向内阁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赞扬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给内阁以深刻的印象。

6月初，英国工业联合会为赫塞尔廷访华归来举行报告会，有100多位英国工商界头面人物参加，我也应邀去报告会上讲话。赫塞尔廷在会上首先讲话，他介绍了他这次中国之行，在讲话中不仅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而且称赞中国领导人治国有方。这在当时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还是罕见的。

10月下旬，赫塞尔廷请我在白厅附近的一家餐馆单独午餐，就他和我两个人。我说，副首相阁下两次访华，推动了中英关系的改善，现在两国关系已走上正常轨道，我们对他为此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我们希望中英关系不仅在1997年之前，而且在1997年之后也能稳定地向前发展。赫塞尔廷副首相对我国给予积极评价，他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有凝聚力。他预计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第一流世界强国，英国政府及他本人都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关于香港问题，他本人一直对香港平稳过渡抱有信心。这20多年来中国内地同香港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人很务实，香港平稳过渡不会有问题。

希思：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希思是英国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当时他年逾八旬，身体很好，思维敏捷，话不多，但很有分量。他曾是英国保守党第一位平民首相，1975年2月在保守党领袖竞选中，被撒切尔夫人击败，但他继续担任下院议员，从未离开政坛。

我到伦敦上任不久，就去拜会希思，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多次同他单独会面，并数次应邀去他在索斯伯里的乡间别墅做客。希思先生对华友好，为推动中英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做了许多实事。1996年，他亲自主持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开幕式，英社会各界名流有500多人出席，盛况空前。他公开发表讲话，不同意保守党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同中国对抗。外交大臣赫德和港督彭定康均曾是他的部下，他为这两位部下的表现感到遗憾。他严词拒绝了香港民主党个别议员要他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无理要求。在西藏问题上，他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有一次，希思对我说，达赖指责中国破坏西藏文化，根本不符合事实，几年前，他去西藏布达拉宫参观，亲眼看见达赖当年使用的留声机及唱片，全都保存得完好无损；今年7月达赖访英，他写信给达赖，要同达赖谈谈他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达赖不敢见他，对此置之不理，连一个回音都未给。

希思先生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声誉。1996年7月是他八十大寿。梅杰首相特地在首相府为他举行生日晚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参加。随后在伦敦萨沃伊（Savoy）饭店又专门举行祝贺他八十大寿的盛大晚宴，筵开五十多席。宴会上，副首相赫塞尔廷、财政大臣克拉克和工党前副首相詹金斯、前外交大臣希利等分别一一致词，全都高度赞扬希思。我也应邀参加这一晚宴，并被安排在第三桌就座，在几位被邀外国驻英大使中座次排在最前面。我上前同希思握手，对他生日表示祝贺。他笑容满面，对我表示感谢。为希思生日举办如此隆重的庆祝活动，很不寻常，这表明了一个政治动向。我留意到，在当时健在的前首相中唯独缺席的是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同希思关系不和，在伦敦已是公开的秘密。席间，有位知情的英国朋友谈到，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经常为难希思，希思日子不好过。这位英国朋友谈话涉及复杂的英国高层政治和人际关系。作为中国驻英使节，我不便评论，只能沉默不语。这位英国朋友又说，他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希思的声望在上升。

1996年12月初希思访华返伦敦后第二天就约我在他议会办公室里见面。他表示对这次访华安排很满意。随后，他屏退左右，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在北京，朱镕基副总理宴请他时告诉他，已决定调姜恩柱大使回国去香港工作。

希思反问道，难道香港比英国伦敦更重要。朱副总理回答说，是的。希思对我说，他舍不得我走，但他也理解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希思问我，我是否已得到消息。我说，我刚接到调令。希思笑着对我说，你看，有关你工作调动的事，我比你本人还要早知道。

1997年1月19日，希思在他乡间别墅特地设宴为我饯行。他请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等十几位政要作陪。席间他站起来致辞说，他本来希望姜大使在英工作时间长一些，但很遗憾，姜大使在英工作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奉调回国。他与我认识已有20多年。他回顾了与我相识的过程，讲了不少赞扬我的话，说我多年来一直为发展中英关系做出努力，是英国人民的好朋友和诚挚的朋友。我致答谢词，对希思先生在我在英国任职期间所给予我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我说，希思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正是在希思任首相期间，中英两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我国领导人一直十分尊敬希思先生，对希思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赞赏他为发展中英关系所做的重要贡献。

宴会结束后，他穿过庭院一直送我到大门口上车。想不到这次竟是我同希思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我本希望在我回国后能有机会再次陪同希思先生访华，可惜他因年事过高已不便远行。他于2006年病逝，我为我国失去了这样一位好朋友而感到惋惜。我发去唁电表示悼念。

杰弗里·豪：公正讲话招致不满

杰弗里·豪是英保守党资深政要。他年轻时曾在军队服役，后取得律师资格，1964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在希思任首相期间，他任检察长和贸易消费大臣；在撒切尔政府里先后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兼上院领袖。他因在欧盟问题上同撒切尔夫人发生政策分歧，对撒切尔夫人独断专行的作风不满，于1990年11月愤而辞职。不久他在下院发表慷慨激昂反对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在党内引起共鸣，直接导致撒切尔夫人辞去首相职务，由梅杰接任。后来杰弗里·豪离开政坛，担任英半官方组织英中中心主席。

在他担任外交大臣期间，正是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在香港问题上，他主张采取务实态度。他同我国吴学谦副总理兼外长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我抵伦敦上任后不久，杰弗里·豪以英中中心主席身份同英中贸易协会联合在大英博物馆为我到任举行盛大的欢迎招待会，来宾多达400多人。杰弗里·豪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我单独拜访杰弗里·豪时，他态度谨慎，根据英国官方立场表态，为英政府在香港问题的立场游说，希望中方能让香港立法局过渡到1997年之后。我对他这种做法完全理解，很客气地向他简要介绍中方的立场，说明这不可能。1996年底，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演讲，他强调香港人要懂得“一国两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内地不应去改变香港现行制度，另一方面香港人也不应试图去改变内地制度。他还认为，香港新闻界应克制和履行社会责任。他的这番话引起彭定康和香港某些人的不满。有一次我同他会面时对他的这一讲话表示赞赏。他向我表示，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

十年后的2007年，我在北京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同杰弗里·豪会见。杰弗里·豪同我回忆起这20年来中英关系的跌宕起伏，特别是他同吴学谦副总理兼外长的交往。

撒切尔夫人：埋怨我到任几个月才去拜会她

撒切尔夫人是位很有个性的人，她口才好，能言善辩。

撒切尔夫人于1979—1990年任英国首相，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她自1959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在希思政府里担任教育大臣，1975年2月取代希思，成为保守党党魁。

撒切尔夫人以“铁娘子”而著称，在东西方关系上她是强硬派，在欧洲问题上她属于怀疑派。她同意加强西欧联合，不过她不赞成扩大欧盟的权限，而主张尽可能保留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她重视对华关系，起先不同意将香港交还中国，后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同我国签署联合声明，但北京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她对同中国签订协议归还香港有些后悔，主张同我国进行对抗。

我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同她结识，当时我在驻英使馆工作。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保守党党魁后应邀访华，我负责联系她访华具体事宜。她访华回英后特地邀请禇启元政务参赞夫妇、我和我夫人去她在伦敦郊区的住所做客，并亲自下厨，从此我就同她相识。90年代她不再担任首相后曾数次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访华。我以副外长身份同她会面，向她介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她讨论国际形势，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希望她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中英关系的长期平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香港问题上，她免不了同我进行争论。

我出使英国后，没有很快去拜会她，而是选择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论暂时缓和一些的时候才去拜访她，以免伤了和气。她对我来伦敦工作表示高兴和欢迎，但埋怨我怎么到任几个月后才去拜会她。我尽量想多叙旧，少谈可能引起争论的话题，但她还是实话实说，单刀直入地直逼香港问题。她为彭定康辩护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很温和的。我不得不简要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几个月后我在使馆宴请撒切尔夫人和她丈夫。她同我做了长谈。撒切尔夫人说，她很高兴看到人们对香港的信心增强。她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投资者将继续把香港作为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跳板，在香港赚钱容易；现在看来，香港平稳过渡可以实现。她完全了解中国成立香港临时立法会的立场，但她仍希望中方能尽可能多地吸收香港现任立法局议员参加临时立法会。她说她一定要去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亲眼看到这个香港新生婴儿的诞生，因为香港问题是她同邓小平先生一起解决的。我向她介绍说，政权交接仪式安排现在正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商谈。后来她作为英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在交谈中，我向撒切尔夫人介绍了最近日本的动向。她说，她1995年访日时明确告诉日方，日本不宜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西欧，英、法已是常任理事国，德国再要当常任理事国也不合适。现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架构应该维持不变。她还表示，她完全理解中国人对日本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表示的愤慨。她谈了她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看法。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她对德国今后如何发展不无担忧。她在这些问题上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在她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已做了详细的阐述。

赫德：在商言商

对华态度强硬的道格拉斯·赫德已于1995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弃政从商，任国民西敏寺银行投资银行部（NatWest Markets）副董事长。

我到任后不久，赫德就宴请我。他还请了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帝国化学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等十几家大企业董事长或总裁作陪。赫德在席间致辞说，他本人同我相识已20多年（在他任希思政治秘书时就认识我），虽然有时双方争论激烈，但仍然是朋友。他对我出任驻英大使表示欢迎。接着他请我向大家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当前台湾海峡局势。

我说，正如赫德先生所说，我们两人已相识20多年。近几年虽然发生激烈争论，但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中英两国关系已有改善。接着我介绍了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中英贸易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接着，我介绍了台湾海峡局势。我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

大家向我提了中国地区差距和上海有无可能取代香港等问题。对此我逐一做了解答。

赫德在席间向我表示，李登辉一会儿说要统一，一会儿又说另外的话，台湾还要求进联合国，中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赫德还主动说，香港过渡进展顺利，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看来赫德现在的调子同过去相比已有明显的不同。赫德还对我说，他现在所在的公司拟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已在上海有一个代表处，不久拟申请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他已有一段时间未去中国，希望能去中国访问。我表示，欢迎他访华。我感到，他现在身份变了，也想同我国多做生意。对此，我当然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