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抵英第二天就去拜会英国外交部礼宾司长,向他递交了国书副本。礼宾司长告诉我,我已交国书副本,即可正式履行公务。英女王正在外地休假,英方将尽快安排我向女王递交国书。
我抵英第四天,英方就安排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见,他同我进行了务实的谈话。随后我就开始紧张密集的对外活动。
伦敦是国际大都会。它已有约2000年的历史。目前大伦敦地区面积约为1579平方公里,伦敦市区面积也相当大,从西边到东边,坐车往往要花一两个小时。市区人口约700万。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
白厅是英国政治中心所在地。这里离我国驻英使馆步行约40分钟的路程,坐车如交通不堵塞只需十来分钟的时间。从使馆出发,沿普特兰大街和摄政大街,经过皮卡迪利广场和特拉法加广场,就到了英国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所在地白厅。白厅是一条长约1公里的大街,大街的一侧依次是海军部、苏格兰事务部、内阁办公室、唐宁街首相府、外交部和财政部,另一侧按顺序排列是国防部、白厅宴会厅、名为苏格兰场实际上为昔日的伦敦警察厅、议员办公大楼、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这里集中了英国政府首脑机关、立法机构和最重要的政府部门。我在伦敦工作期间,三天两头都要去这里。
我去得最多的自然是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的全称叫“英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机构非常庞大,有好几座大楼相连。历史上这里曾是“印度事务部”“殖民地部”和“外交部”三个部所在地。“二战”后,随着印度独立和英国殖民地体系瓦解,成立英联邦,这三个部就改组合并,成为现在的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这些大楼都是古建筑,富丽堂皇,宽大的大理石楼梯,长长的走廊,墙上挂着不少珍贵的油画。我从外交部的大使通道进去,直接上电梯,出了电梯向左拐就是候客厅。外交大臣办公室主任欧威廉带着微笑领我去旁边的外交大臣办公室。这是一间非常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这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如今物是而人非。办公室的陈设大体依然如故。主人已换了一个又一个,20多年已换了不下10个。里夫金德外交大臣对我来英工作表示欢迎,强调英方重视对华关系,并就两国关系和香港的有关具体问题同我交换了意见。
唐宁街是一条很短的街。10号是首相的官邸,11号是财政大臣官邸,12号是执政党督察长的官邸。首相官邸楼下有会议室,首相会见我国访英高级代表团时就在会议室里进行,个别会见时则在楼上客厅进行。楼梯很窄,墙上挂有历届首相油画画像。楼后有一个小花园。我在英工作时,一般人都可以走唐宁街,我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也留了影。后来由于防范恐怖袭击,唐宁街在白厅的路口就设置铁栅,不让一般人进去。
英国议会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英国议会所在地是威斯敏斯特宫,是伦敦泰晤士河畔最壮丽的建筑,镏金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哥特式建筑的塔尖直指云霄。大本钟(2012年改名为“伊丽莎白塔”)的钟声在空中荡漾,气势不凡。
这座宫殿始建于都铎王朝时代,1834年毁于大火,后于19世纪中叶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下院部分又被德国轰炸受损,1950年加以重建。但这座宫殿也有一部分一直未受损坏,这就是下院入口处左边的威斯敏斯特大厅。这个大厅现已不对外开放,议会做特殊安排邀请我去参观。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这座大厅见证了英国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英王查理一世受审,“二战”后法国戴高乐访英期间在此举行演讲。
议会大厦里分两部分,一边是上院,另一边是下院。下院入口处不远的大厅里摆放着英国历史名人的大理石雕像,宽大的走廊里陈设着反映英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油画和挂毯。整个大厦里有议会大厅、议会专门委员会办公室、议员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由于房间有限,只有资深议员才在这里有办公室,前首相希思和卡拉汉的办公室都在这里。而大多数议员的办公室则是在议会大厦马路对面紧靠着苏格兰场的一幢大楼里。
我分别去拜会了上、下院议长。议长办公室均是金碧辉煌,十分华丽。我还应邀去听下院议员辩论。下院会场不大,议长头戴羊皮帽,高高在上,正襟危坐。议长座位前方是一个长方形大桌子,坐着相当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首席职员和几名速记员。议长负责主持辩论,维持会场秩序,遇有议员违反议会规则的时候,就大喊“Order(肃静)”。议长前方会场两边各是一排排的长椅;议长的右前方是执政党议员的座位,首相和内阁大臣都坐在第一排,名为“前排议员”;一般议员就坐在后面的几排,称为“后排议员”;与执政党议员相对的另一边是在野党议员的座位,在第一排就座的是在野党影子内阁成员,其他议员在后面的座位就座。1996年时英国下院共有500名议员,可是这一排排座位全部加起来也不足500个。由于议员常常有缺席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成为问题。遇有十分重要的辩论,议员全都出席,座位不够时,迟来的议员只能屈就坐在台阶上。
英国议员大多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是他们长期锻炼出来的。议员发言不准拿稿子照本宣科,只能在小纸片上记发言提纲要点。首相或财政大臣、外交大臣接受议员质询时,他们可以翻阅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厚厚一大本说帖和表态口径。当然辩论起来,常常也需要靠临场发挥的。
我不止一次去议会旁听,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辩论的议题,只顾听辩论了。当时辩论双方唇枪舌剑,一来一往,讲到精彩处,支持的一方议员们认为讲得好、说得妙,就发出“Here,Here”的声音,有些索性纷纷跺脚,整个会场一片咚咚声。但反对一方的议员就发出嘘嘘声。一般辩论时,有些议员感到没有兴趣,就把二郎腿跷到前面一排椅子的靠背上,甚至也有前排议员把腿放在对面桌上的。我就不止一次看到这种情形。不过这是发生在议会开会尚未对外电视直播之前。议会辩论对外电视直播后,议员就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了。
英国议会议案通过三读后就付诸表决,表决时不是像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时各人按电子表决器,而是遵循几百年来的传统方式,投赞成票的议员从一个门走出去,投反对票的议员则从另外一个门走出去。门口由负责计票的人员分别计票。我晚上在使馆宴请议员时,议员往往事先向我抱歉一声说要中途离席赶去投票,有的投票后再回来继续吃饭、喝咖啡。
所有议员的发言都由速记员当场记录,并刊印在议会记录上。议会记录每天都有一本甚至几本。我们驻英使馆也订有议会记录,议会辩论详细情况,看议会记录就一目了然。议会记录从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政府文件局买到一本1840年英国下院关于对华发动鸦片战争辩论的全文记录,回国时带回北京,至今仍保存着。
我抵英后第一场最重要的活动是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
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实行世袭制。英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议员是由各种类型的贵族和教会主教等组成,部分是世袭,部分是委任的。下院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政府首脑由下院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按规定英国每五年举行一次下院议员选举,称为大选,但实际上往往不到五年就举行大选。首相有权选择认为有利于自己政党竟选连任的最佳时机提前大选。
英国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英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然而这些都是名义上的。女王作为英国君主统治英国,实际上是统而不治,并无实权,实权掌握在英国首相手里。尽管如此,英国女王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仍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上台执政,每隔几年,政府就会有变动。而国家元首是世袭制,一直延续,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象征。
1996年2月29日,我去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白金汉宫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递交国书。那天,天气虽然有点寒冷,但异常晴朗,湛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上午11时半,王宫派三辆华丽的敞蓬马车抵达我们在普特兰大街49号的驻英大使馆门前。按英方要求,我去递交国书必须穿晨礼服或民族服装。我选择我国民族服装,穿一身深色毛料中山装,带着江泽民主席亲自签署、并由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副署的国书正本登上马车。皇家典礼官是一位英国将军,他全身礼服手扶佩剑陪同坐在我身边。我馆公使王其良、公使衔商务参赞鲁克行、国防武官韩开合陆军少将,以及其他四位参赞等分坐在后面两辆马车,经我馆旁边的大街,穿过海德公园,抵达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是英国的王宫,它之所以称“白金汉宫”是因为当初这座宫殿是为白金汉公爵所造,后来为英国国王所有。白金汉宫初建于1703年,1825年又加以改建,1837年起正式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宫。现在的白金汉宫是一座三层宫殿式建筑,规模宏大,成“U”形。宫内有600多间房间,宫殿后面是御花园,宫殿正门前有一个广场,屹立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
白金汉宫屋顶正中挂有王室旗帜,这表明女王在宫内居住;如不挂,就说明女王不在,她可能去其他行宫。女王在伦敦郊区有温莎行宫,在英格兰有桑德林哈姆庄园,在苏格兰有巴尔莫勒尔堡行宫。(www.xing528.com)
我们抵达白金汉宫时正值中午12时。11时半举行的白金汉宫皇家卫队换岗仪式刚刚结束不久,前来观看换岗仪式的人群还未完全散去。白金汉宫门前站岗的皇家卫队士兵个子高大,头戴黑色熊皮帽,身穿红色上衣,下面是黑色裤子,手持步枪,肃然而立。我们乘坐的马车在宫前广场绕维多利亚女王塑像一周后进入白金汉宫。聚集在宫前的游人感到好奇,纷纷举起相机照相,并向我挥手。我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猜想这些游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是中国大使去递交国书。
进入白金汉宫,兼任皇家副典礼官的外交部礼宾司长和外交部常务次官约翰·柯尔施等上前迎接。我们在大厅站了一会儿,然后引我一个人进入镶有金色天花板的华丽的接见大厅。大厅气氛庄严肃穆,女王庄重大方地站在接见厅中间,约翰·柯尔施先生站在她身后右边。按照英方要求,我先移动左脚,上前一步,向女王微微一鞠躬,继而移动右脚向前走一步,再一鞠躬,然后走到女王前面,女王伸手同我握手。
我表示,我很荣幸向陛下递交国书。我将国书递上,她接过后交给身边的柯尔施先生,接着同我进行交谈。
我表示,我离开中国之前见到江泽民主席,江主席要我向陛下转达他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女王微笑着对此表示感谢,并要我转达她对江主席的问候和良好祝愿。英方事先向我吹风说,向女王递交国书,属礼仪性质,不宜谈实质性问题,我只能找适当的话题。
我表示,我很荣幸于1986年陪同女王陛下访华,并随后分别陪同菲利普亲王和玛格丽特公主访华。女王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说,她那次访华到过好几个城市,不知现在这些城市如何。女王那次访华除北京外,还去了西安、上海、昆明和广州。我回答说,十年来这些城市变化都很大。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当然我国还有问题和困难,但我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女王急忙转变话题问我来英前做什么工作。我介绍说,来英前任副外长,主管我国同欧洲国家关系和港澳事务。女王似乎对此感兴趣,她问我,现在香港情况如何。我表示,香港经济发展得不错,修建新机场进展顺利;我们希望中英两国很好合作,实现1997年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女王又说,听说你夫人在荷兰当大使,夫妇两人都当大使,这是少见的。这使我感到意外,女王竟然知道我夫人在海牙当大使。我夫人也是在不久前才上任的。估计这是英外交部向她汇报的。我连忙表示,非常抱歉,她现在正在海牙,今天不能同我一起来见女王陛下。女王说,相信今后还会有机会见面。
女王那时已进入古稀之年,思维敏捷,谈吐得体,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交谈足足有十几分钟,超过原定的六七分钟。然后女王示意要我介绍我的随行官员。此时,接见厅大门打开,等在厅外的我馆王其良公参等一一上前同女王握手,然后又逐一退出。最后我同女王握手告别。向女王鞠躬后转身退出,到接见厅门口时再回身向她一鞠躬后离开。
除向女王递交国书外,我在英期间还在两个场合同英女王近距离接触,并有两次出席了女王举行的正式活动。
1996年7月25日,这一天阳光明媚。我去白金汉宫御花园参加女王举行的夏季花园会。御花园里鲜花盛开,在葱绿的草坪旁临时搭建有一座座帐篷。参加招待会的有英国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外国驻英使节。宾客们各自去指定的帐篷。我被邀去位于中央的一个大帐篷。不一会,外交部礼宾司长走过来要我随他去见女王。于是我就紧跟着他,穿过人群,来到帐篷的一个角落。女王正站在那里。礼宾司长把我引见给女王。女王说,她还记得我今年早些时候向她呈递了国书。她同我握手,我向女王表示问候,相互寒暄了几句。我注意到旁边还有别的宾客正等着女王的接见,于是我就告辞离开。在这种场合,女王并不会见所有外国驻英使节,当时英方只对美、俄、中、法等少数几个大国驻英使节才做这种安排,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英方重视对华关系的一个表现。
约四个月后,我又去白金汉宫参加女王举行的冬季招待会。这次招待会是专门为外国驻英使节举行的,每个使馆除使节夫妇外,还邀请若干对高级外交官夫妇。伦敦的外交使团规模很大,共有200多个使馆和国际组织驻英代表处,出席招待会的有数千人。使节们一般都提前抵达,先漫步参观白金汉宫。各个使馆按国家英文字母顺序排队,馆长夫妇站在前面,后面是该馆随行的主要外交官夫妇。一个使馆一队,队伍要延续若干个大厅,看不到尽头。一个个大厅里熙熙攘攘。
不一会,大厅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只见女王及其王室成员缓缓而来。女王雍容华贵,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和王储查尔斯亲王全身戎装,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王室其他女成员个个珠光宝气。女王一行依次同各馆馆长握手。到达我们使馆所站位置时,女王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向女王表示问候和敬意。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这次没有像若干年前那样说我们都是和尚。那时我国正值“文革”期间,外交官都没有带夫人。这次除我的夫人在荷兰当大使而未随行外,其他外交官都带夫人来了。没有想到菲利普亲王竟同我开玩笑问我,你们使馆其他外交官来参加招待会是不是按照长得漂亮与否来决定。我了解爱丁堡公爵爱开玩笑的习惯,连忙回答说,是按外交官级别和到任先后决定的。爱丁堡公爵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就赶紧随女王走到下一个使馆,同下一个馆长打招呼去了。获女王会见后,队伍就解散,有些使节去舞厅参加舞会,我不会跳舞,就离开返回使馆,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
6月15日是英国女王官方生日,也是英国国庆节。这一天天气晴朗,我驱车去参加女王阅兵式。阅兵式在白厅和圣詹姆士公园之间的阅兵场举行。我抵达后就走上在阅兵场一边临时搭建的观礼台。受检阅的既没有军事装备,也没有海陆空三军,而只是皇家禁卫军和身着红色古装手持长矛的仪仗队。受阅队伍阵容整齐,不断变换队列。女王过去都是骑高头骏马进行检阅,现在由于年事已高,改为坐在主席台上检阅。阅兵式完毕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外国驻英使节对我说,女王阅兵式不像许多国家通过阅兵式来展示自己的国力和军威,而是显示英国的古老传统。我想这位使节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我参加女王举行的另一次活动是10月23日出席女王主持的议会开幕式。议会开幕式在英国上院长方形大厅举行。女王雍容华贵,身穿绛红色王袍,头戴镶着世界上最大钻石的王冠,闪闪发光,坐在金碧辉煌的王位上。菲利普亲王胸前佩挂着勋章,手扶佩剑坐在王位旁边的座椅上。下面站立着上院议员和下院议员,包括首相和内阁大臣。我们外国驻英使节都坐在二楼左前侧。女王宣读施政纲领。施政纲领简明扼要,由政府起草,女王只是宣读一下而已。女王宣读时,语音纯正,抑扬顿挫,柔和悦耳,是我听到的最漂亮的英语。我注意到在短短一千多字的施政纲领中专门提到香港问题,强调要保证香港的成功过渡,这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
在我在任期间,英国内围绕英王室存废问题发生争论。工党里有不少人主张废除君主制。他们认为王室过时、奢侈,每年要花费纳税人巨额资金。另一些人则主张要继续保留,强调英女王在英国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君主制对英国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电视上播放了专题辩论会实况,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最后主张保留的意见略占上风。我饶有兴趣地从头到尾观看了整个辩论过程。
这场争论虽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室的前景及王室成员的个人生活一直是英公众关心的话题和媒体追逐的焦点。有一天,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来伦敦见我,他是为筹拍历史题材电影《鸦片战争》来英物色演员和看场景的,计划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上演。谢晋导演向我试探性地提出,如果能请到戴安娜王妃扮演维多利亚女王,将会产生轰动效应。谢晋导演想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完全理解谢晋导演的用意,但此事不仅政治上十分敏感,而且戴安娜王妃同王室关系已闹僵。我劝谢晋导演放弃这一想法。谢晋导演听后认为有道理。我随即请我馆文化参赞全力支持谢晋导演的工作,帮助联系英国演艺界,安排看外景。后来我又出面专门为谢晋导演和英国演员举行酒会。谢晋导演向我表示,他感到英国演员素质很好,他很满意。
后来不久,戴安娜王妃不幸在巴黎遭遇车祸丧生。这是后话。
与我国外交部相比,英国外交部职权范围比较广。我国外交部主要履行外交职能,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分别由外经贸部和文化部负责。英国外交部不仅主管外交,而且掌控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英国驻外使馆商务参赞不是由主管经贸事务的贸工部派出,而大多是由外交部选派。英外交部对诸如英中贸易协会这样半官方组织负责人的任免也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广播公司也都是外交部的下属单位,由外交部拨款。英国这种体制有利于它在外交上的高度集中统一。
英国外交部在组织人事上分两个层次:一是领导层面,另一个是工作层面。领导层是外交大臣、外交国务大臣和政务次官,共有六七人或七八人。他们相当于我国的外长、副外长和部长助理。他们负责研究制定外交方针政策,向首相提出建议。他们源自政治任命,哪个政党上台组阁执政,就由这个政党的领袖直接任命。他们本人首先必须是国会议员,如当不上议员,就不能当外交大臣或副大臣。他们除担负外交部领导职务外,还要经常去自己所在的选区,同选民保持联系。正因为他们要履行外交部领导和议员这双重职务,所以工作量相当大,十分繁忙。这一点和美国不同。在美国,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分开,当议员的就不能担任政府部长或官员;而要出任部长或官员的,则必须辞去议员职务。
英国外交部在工作层面上实行职业外交官体制。英国政府部门普遍实行文官制,并把外交人员同其他政府部门的文官分开,外交人员单独成为一个系列。进入一般政府部门需通过文官考试,而进入外交部则需经过更为严格的专门考试。在外交部官员中又分政务官员、领事官员和后勤技术人员等几个种类。这几个种类各自成系统,一旦进入某一种类,不能轻易转换。政务官员从一般官员升至一秘比较快,但此后就比较慢。政务官员在驻外使馆可升至参赞、公使或大使,在外交部内升至助理次官和副次官,最高可升至常务次官。整个外交系统职业外交官只有一位常务次官,这是职业外交官中的最高职务,通常从资历深、经验丰富的高级外交官中产生。常务次官负责整个外交部的日常运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职业外交官即使升至常务次官后也不能出任外交国务大臣或外交大臣,除非他辞去职业外交官职务,走另一条道路,即先去竞选议员,如当上议员才有可能从政。道格拉斯·赫德早年曾是英国职业外交官,后来他辞去职务,当上了下院议员,在政坛上闯荡了十几年,最后出任英国外交大臣。我认识的英国职业外交官中很少有跳槽改行的,辞职从政的更是寥寥无几。他们认为,职业外交官工作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因政府更迭而发生大幅度变动。
美国在这方面同英国不同。美国驻外大使有许多都不是由职业外交官担任,而是属于政治任命。每当新总统上台,就对为他竞选捐过钱、出过力的人,或者他的亲信、熟人论功行赏,任命他们为驻外大使。这些从外交圈外进来的人由于其经历不同,为美国外交队伍带来新的视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有缺乏外交知识又不愿虚心学习闹出笑话的。美国这种政治任命大使的做法直接受到影响的是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他们经过多年的磨炼,好不容易升至参赞、公使,眼看有希望当上大使,但恰好遇上新上台的总统任命一大批驻外大使,他们升迁无望,只能眼望大使之位兴叹,这不能不对职业外交官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有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同我交谈中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方面的怨气。
英国从职业外交官范围之外任命驻外大使是极个别的现象,一般都从职业外交官中选拔。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职业外交官的士气,保持队伍的稳定。职业外交官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熟悉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经纬,对国际形势和有关国家素有研究。英国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出现更迭,或外交部领导层发生变动,但职业外交官队伍基本不变。这有利于保持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当然,英国外交部职业外交官同政治领导人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时会闹到半公开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英方内部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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