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机场建设：中英合作达成谅解

1989年我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英国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先是抬高要价，后来又公然改变同中方合作的态度，采取同我国对抗的方针，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

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即从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颁布到1997年6月底，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尤其突出的是关于修建香港新机场和围绕香港政治体制发展而进行的博弈。由于中方妥善应对这两场大的斗争，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政权的平稳交接。

香港原有一个机场，名叫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位于九龙半岛，跑道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海湾里填海造成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都是摩天大楼林立，飞机起降于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两大群水泥森林中间的狭长空隙走廊，我曾多次乘飞机在启德机场起降，目睹起降的难度。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启德机场相当繁忙，客货载运量已趋饱和，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已没有扩展的空间。

1989年10月，港英当局提出了一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在港岛西南面的赤鱲角填海兴建新机场，建设与新机场配套的通往港岛的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桥梁以及港岛西区海底隧道等，总投资约上千亿港元，历时十多年完工。

这些计划公布后，香港和外来的投资者都不敢贸然参与，因为这些工程跨越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涉及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而没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这些工程的融资就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英方才不得不找中方商谈。

中方从香港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考虑，赞成兴建香港新机场。中方主要关注的是港英当局不能在香港回归前把财政储备都花光，而应给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足够的财政储备。建设新机场应讲成本效益，不应让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1990年7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弗朗西斯·莫德访华时，中英双方同意成立专家组共同研究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同年10月，中英双方正式开始谈判。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专家组等一系列会谈，双方于1991年夏达成协议，形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即《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确定，新机场建设要符合成本效益，本着不在财政上给香港特区政府造成负担的原则。具体规定：在1997年6月30日前港英政府“将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机场核心项目建设；跨越1997年6月30日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港元，如超过，须由双方磋商；港英政府将预留250亿港元财政储备给未来的特区政府。

根据英方当时提供的资料，按1991年价格计算，新机场核心项目预算总成本为986亿港元。

至1991年初，欧共体国家虽取消了对我国的很多制裁措施，但对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互访仍未开禁，继续禁止同我国军事合作和向我国出售武器，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摩擦不断，争论激烈。

英国在西欧大国中率先同我国恢复高层往来，主要是因为它在香港问题上有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建设香港新机场问题上需要取得中方的支持。

1991年9月初，英国首相梅杰访华。这是1989年以来西方大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对我国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于1991年4月初访华。赫德外交大臣向中方转达了梅杰首相希望同中国恢复信任、加强和发展英中关系的愿望。江总书记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意即两国关系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李鹏总理重申，我们认为香港修建新机场是需要的，中国政府对此愿持合作的态度。(www.xing528.com)

会谈后，我陪同赫德外交大臣去参观颐和园后湖苏州街。在入口处立有一石碑，上面写明此处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烧毁，1900年又为八国联军所破坏，现予重建。我想把他们引开未成，赫德外交大臣及其随行人员都粗通中文，他们看到这一石碑后，其助手自言自语地说，“啊，我们是坏蛋！”赫德本人一言不发，板着脸，闷闷不乐，进去匆匆看过几家店铺后就怏怏离开。其实，这并非是中方有意为难他，使他难堪，参观颐和园是英方提出的要求，我事先也不知道此处有这一石碑。况且，这一石碑说的是历史事实，无可厚非。

五个月后，梅杰首相来北京访问，他这次访华主要是同李鹏总理共同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英两国政府随着1997年6月30日的临近在香港问题上加强合作和发展中英双边关系的愿望，双方将密切合作以实施备忘录中的各项规定。

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梅杰首相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两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双方强调，决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双方还重申，在今后六年中，双方将按照联合声明，密切磋商和合作，以实现香港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和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在同李鹏总理会谈中，梅杰首相以他收到英反对党人士和大赦国际等组织的来信为借口，提出要谈人权问题。他说，他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表明西方对这些事的“关注”。

李鹏总理回答说，我这里也收到一位历史学家的来信，来信表示欢迎梅杰首相访华，赞成发展中英关系，但希望不要忘记中国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信中还回顾了英法联军1860年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1900年侵占北京的历史，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还陈列着大量从中国抢去的文物，希望英国不要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李总理说，中国并不反对就人权问题进行讨论，但不同的人对人权有不同的标准，不能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西方的人权标准。

虽然在人权问题上有交锋，但梅杰首相向李总理强调，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非常关心恢复同中国的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他将致力于英中两国之间重建信任和信心。

从梅杰首相这一表态来看，这次访问本来可以成为中英两国恢复和发展关系、加强在香港问题上合作的新起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期望并未成为现实，相反，这次访问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英方对国际形势和对华政策做了重新评估，英方在香港问题上同中方合作的政策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变化。

梅杰首相的承诺音犹在耳，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英方已将它置于脑后。英方并未按已签署的备忘录办事，而是大大突破了备忘录所做的规定。

1992年3月，英方提出新机场建设的第一个财务安排方案。新机场核心工程成本从原先的986亿港元提高到1122亿港元，增加13.8%，其中机场铁路成本从125亿港元剧增至221亿港元，增加77%。同时，港英政府打算主要靠举债建设新机场，预计将给特区政府留下730亿港元的沉重债务负担。此外，如果工程出现延误、成本上升等，港英政府承诺要追加投资225亿港元，这就是所谓的“或有债务”。中方向英方指出这一方案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原则和规定。1992年7月，两国政府代表为此举行了会谈。后来英方又相继提出第二个、第三个财务安排方案，仍然都是建设成本高、总体预算大幅上升、给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留下沉重财政包袱的方案。

直到1994年2月，英方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第四个财务安排方案，才向备忘录确定的原则和规定靠拢。中英双方又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以下主要共识：机场总体预算成本为1582亿港元；同意英方总体注资额不少于603亿港元；1997年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从原先不超过50亿港元提高到不超过230亿港元。1994年11月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首席代表就香港新机场总体财务安排达成了协议，由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正式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文本。有关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的斗争才告结束。

在此期间，正当中英双方就新机场建设进行唇枪舌剑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一场性质更为严重的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又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