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欢迎英国外交大臣访问，中欧关系正常化

中英两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我国首任驻英大使宋之光到任。

宋之光大使原籍广东，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驻民主德国大使。他在英任职五年，1977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然后出任驻日本大使。

宋之光大使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我在他手下工作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此后多年我一直同他保持联系。他离休后，我经常去他家看望他。

在过去中英处于代办级外交关系时，中英两国几乎没有什么高层往来，相互了解也就更谈不上。随着外交关系的升格，中英两国发展关系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

从国际上来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态势已发生变化。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经济困难，被迫收缩战线，在战略上转取守势。而苏联利用这一机会向外扩张，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加紧向波斯湾、南也门和非洲索马里推进，直接危及英国在这些地区的残存利益。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加驻军，陈兵百万，并对外放风要对我国有限的核设施施行“外科手术”，一举加以摧毁，这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英双方在抗衡苏联的扩张势头方面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

从英国对外关系看，英国已接近完成对欧洲政策的调整。1973年1月，英国同爱尔兰、丹麦一起正式成为欧共体的成员。欧共体从最初的六国扩大到九国，标志着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在我国看来，西欧是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从全球力量平衡考虑，积极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支持西欧联合强大。

中英之间仍有香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对中英双方来说都很重要。英国在香港有重大经济利益，英国通过同香港的贸易和在香港的投资赚取大量利润。香港的外汇储备存在伦敦，在英国黄金外汇储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香港也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据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香港转口来进行，香港也是我国主要外汇来源地。在我国国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港工作一度出现失控现象。在此之后，我国采取措施，逐渐处理和解决后遗症。我国的立场是：香港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香港问题要同英国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而且现在也不会谈判；但是我们要求英方释放在押的香港爱国人士，制止蒋介石集团特务在香港的活动，并要制止苏联及其他国家利用香港搞情报据点。英方为稳定香港，对中方的要求采取合作的态度。

当时我国对外贸易额相当少。英国同我国的贸易量虽然不大，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对华贸易额在西欧国家中仍占第一位。英国希望扩大对华贸易，而我国当时虽想多引进一些英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受支付能力的制约，增加进口仍有一定的限度。

总的来说，中英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增多，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

两国开展高层交往的第一步是实现两国外长互访。历史上英国外交大臣从未访过华。而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我国同英国连大使级外交关系都没有，自然就谈不上我国外长访英了。

在宣布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在英国下院公开表示他希望访华。半年后，霍姆以69岁高龄于1973年10月底至11月初访华。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外交大臣。

霍姆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厐，说话语速很快。他出身苏格兰的贵族世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度担任首相，后来在希思政府里担任外交大臣。

霍姆访华期间，姬鹏飞外长同他举行了会谈。周恩来总理会见霍姆，同他做了长谈。霍姆转达了希思首相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意，并向周总理提出，希思首相希望有机会访华。周总理当即表示欢迎。周总理称赞希思是一位年轻有朝气的首相。那时希思首相年仅56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

除会谈会见外，霍姆还兴致勃勃地在北京进行了参观游览，并去上海参观。

在结束访问前，霍姆在英国驻华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方主人对他接待的热情和英中双方会谈的广度和深度均远远超出英方的预料。他来华前，英中之间的坚冰已经融化，现在融化的水已经变成温水，使他和中方可以一起在其中游泳。

霍姆这次访华，毛主席没有会见他，这一点当然会引起记者的注意和关心。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显然使霍姆难堪的问题，即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会见他。其实，在霍姆启程访华前夕，宋之光大使专门设宴为他饯行，霍姆外交大臣提出，他非常尊敬毛主席，希望访华期间能有机会拜会毛主席。我们随即将霍姆这一要求报告国内。事后从西欧司主管处得知，国内考虑到中英关系的重要性和霍姆外交大臣的资历，已做了毛主席会见霍姆外交大臣的准备。但哪里知道霍姆系英国贵族，一派绅士气派，他本人以为既然已在伦敦向中国大使提出，抵京后就无须再提，如重复，则有失体面。而几乎同时访华的法国外长舒曼不仅在巴黎向我国驻法大使提出会见毛主席的请求，而且到北京后又加以重申。结果毛主席会见了舒曼，而没有会见资历比舒曼深得多的霍姆。对此，霍姆内心一定会感到遗憾的。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外交家，他并没有向中方流露丝毫的不悦。他同样以绅士风度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他同中国外长四天的会谈和同周恩来总理的长谈，毛主席一定都已知道了；毛主席只会见舒曼外长，其他外长如德国外长谢尔等都没会见，可能是为了平衡吧。当然，他并不了解真正的原因，我们事后当然也不便向他言明。

时隔半年，姬鹏飞外长对英国进行了回访。这是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英。霍姆外交大臣破例亲自去机场迎接，并在伦敦近郊一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王宫汉普顿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前专门安排姬外长检阅了仪仗队。

姬鹏飞在宴会上致答词中强调，自从中英两国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姬鹏飞在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同霍姆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并去唐宁街10号会见了希思首相，双方谈得相当融洽。姬外长正式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希思首相的访华邀请。希思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在希思看来，中英两国都是从世界角度看问题，所以在许多问题上看法相似。希思还谈到欧洲共同体的扩大对欧洲和世界都具有重要作用，现在英国致力于加强欧洲的统一和独立。英方在会谈中还流露出对苏、美垄断世界事务倾向的不安。英方强调，英国主张，欧共体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和防务上的实体，在世界上发挥作用；英国也乐于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姬鹏飞表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赞赏英国加入欧共体，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在经济、政治和防务上强大独立的欧洲，这对世界有好处。在双边关系方面，英方表示，同意向中国出售VC10客机和斯贝军用发动机，也可考虑向中国出售垂直升降的鹞式飞机。随后，我国向英国购买了一批VC10客机。后来王震同志又专门访英，向英方购买了30台斯贝军用发动机。

姬鹏飞外长访英下榻于离驻英使馆不远的丘吉尔旅馆。在英方举行欢迎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办公室主任向姬外长汇报，英方没有邀请随姬外长访问的处级工作人员参加欢迎宴会。姬外长听后流露出不快的神情，并生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天他也不去参加。第二天清早，我们使馆就收到了英国外交部礼宾司送来的给代表团全部处级工作人员的请帖。我们推测，可能是英方事前疏忽所致；也可能是英方通过在姬外长客厅里安装的窃听器听到了他的表态，而赶紧采取的补救措施。究竟是哪种可能，谁也说不准，也无法做进一步了解，但最终结果还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1972年底，使馆接到国内指示，要宋之光大使去看望蒙哥马利元帅，面交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我国计划于1973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出土文物展，这是首次在西方国家展出。由英国泰晤士报业集团负责筹划和主办。《泰晤士报》是英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权威性的报纸，普遍认为是英国政府的喉舌。当时泰晤士报业集团的老板是汤姆森，主编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二战”期间曾在蒙哥马利元帅麾下担任过中校营长，他曾多次同我们谈过他在蒙哥马利元帅手下服务的故事。

蒙哥马利元帅是“二战”期间叱咤风云、立下赫赫战功的英国将领，他担任英国第八军团司令。1942年他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中打败希特勒的隆美尔将军，并把隆美尔赶出埃及；1943年迫使德军在突尼斯投降；他还率军攻占西西里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1944年他率领英国和加拿大军团横扫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西部；1945年5月4日在占纳堡荒原接受德国北部军的投降；“二战”后他一度担任英帝国总参谋长；1951—1958年任北约军队副司令。

蒙哥马利元帅关心中国，曾于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过长谈，熊向晖和当时担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的宋之光参加了接待。毛主席曾亲笔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游泳》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公开发表他关于解决当时世界问题的三项原则：一是他主张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二是承认有两个德国；三是世界各国军队都撤回本国去。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各方对承认两个德国虽有共识，但美、英等国鼓吹“两个中国”，美、苏、英、法等国在国外都派有驻军，他提出这些主张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公开在北京提出这些主张，我国对此表示完全支持。

1972年10月，泰晤士报业集团老板汤姆森和主编汉密尔顿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周总理面交了蒙哥马利元帅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两封信。蒙哥马利在信中表示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意和问候，信中还特别提到，毛主席赠送给他的亲笔书写的词是他最为珍贵的收藏。

蒙哥马利元帅写这两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汤姆森和汉密尔顿，希望毛主席和周总理能接见他们。这是西方社会高层对外交往中常用的做法。对方一般在动身访华时就向中方提出希望能会见中国领导人，他们要当面转交某某给中国有关领导人的信件，我国有关部门则视情况做出处理。

我国驻英使馆接到国内指示后，就约好汉密尔顿同宋之光大使一起于1973年1月去蒙哥马利元帅家。我随同前往。

蒙哥马利元帅家住伦敦近郊的一处农庄，主要建筑是一栋三层楼的农家房子，两旁各有一两间平房，并附有磨坊，中间是一空地。我们抵达后，汉密尔顿领我们直接去主人二楼主卧室去见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元帅当时已是85岁高龄，身体欠佳，用靠垫倚着坐在床上。他脸庞瘦削，但眼睛仍炯炯有神。宋之光大使向他说明来意，强调我们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来看望他的，向他转达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敬意和亲切问候，并向他面交了周总理给他的信，把信件全文向他陈述一番。(www.xing528.com)

周总理在信中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来信，很高兴，托我写信问候你这位老朋友，感谢你对中国和他本人的好意和关怀。信中还说，我们得悉你身体欠安，毛主席和我都十分关切，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信中还特别提到，我还清楚地记得你1961年在北京提出的一些原则。不管当时许多人对你有什么看法，现在可以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反对者，正在逐步接受这些原则，你为此可以感到欣慰。

信中最后说，我国古代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有一首诗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殷切希望你能以你特有的勇气战胜疾病，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我盼望再次有机会在中国接待你。

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

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神志清楚，听后颇为感动，他不断回忆叙述他60年代初访华的情景，并请宋之光大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转达他的崇敬和问候。后来在谈话中间，我们渐渐发觉，他对过去的事情尤其是他当年访华的情景虽然记得很清楚但对近期的事已记不清。他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好吗？宋大使回答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好。过一会他又重复同样的问题。宋大使再次作答。不一会儿他又不断反复提问。经过几个来回，看到他这样的健康状况，我们不便久留，汉密尔顿先生也用眼神示意我们可以告辞，于是宋大使就向蒙哥马利元帅告别。

随后汉密尔顿先生带领我们去参观蒙哥马利家的主屋两旁的配房。在主屋两旁的平房里，一边屋里停放着蒙哥马利元帅在“二战”期间使用过的指挥车，这是一辆比普通卡车稍长但装有顶篷和铁皮墙的车子，上面有一张卧床和通信设备。另一边平房里陈列着他战时使用过的一些物品。

后来，我国出土文物展于1973年在大英博物馆举办，希思首相亲临参观，展览在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引起轰动，取得巨大成功。

三年后，蒙哥马利元帅于1976年3月25日病逝，终年88岁。

蒙哥马利元帅去世后，他一直珍藏的毛主席赠送给他的亲笔题写的词竟被公开拍卖。我们从报纸上得到这一消息时深感惋惜，由于我们得到消息时为时过晚，已无力挽回，否则我们会向有关部门反映，竭尽全力把它买下送回国内。毛主席这首词原件究竟流落何处，我们也不得而知。

中英两国外长互访后，下一步就应该是筹划更高层次领导人的访问了。然而在安排英国首相访华问题上进行得并不顺利，而是一波三折。

不言而喻，西方国家领导人是为他自己国家和所属政党利益服务的，然而在治国理政的风格表现上往往各有不同，有的不失为政治家，有的只是政客而已。政客往往鼠目寸光，其立场常为一时一事的眼前利益所左右，朝三暮四；而政治家则具有战略眼光，不仅顾及当前，更考虑长远，其大政方针则显现出一定的连续性。

希思首相属于政治家之列。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历任劳工大臣、掌玺大臣、工业贸易和地方发展大臣；60年代初曾主持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谈判工作，被认为是坚定的欧洲派；60年代中期出任英国保守党领袖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出，他力主推进西欧联合，西欧应同美国建立更为平衡的关系，而英国的前途在欧洲。他出任英国首相后就致力于这些政策主张的实施。

希思的这些政策主张同当时我国关于支持西欧联合平衡美、苏的原则立场相吻合。正因为这样，我国对希思首相访华十分重视。中英双方进行磋商后宣布了希思首相访华具体日期。可就在这时，英国国内局势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发展。

希思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冲破重重阻力，历经艰难，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取得了成功，实现了英国外交重点转向欧洲的历史性转变；在对华关系上也取得了突破，建立了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他在内政上却遇到多年来罕见的麻烦：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北爱尔兰局势持续动荡；国内工人罢工更是此起彼伏，搞得希思政府焦头烂额。

这时我们驻英使馆正在为希思首相访华做最后的准备。宋之光大使计划在1973年年底动身回国陪同希思首相访华。12月中旬，宋大使派我先行回国，参与有关工作。不料我抵京去外交部西欧司刚投入准备工作，西欧司却突然接到使馆的报告称，希思首相由于国内工人罢工和中东局势引起的能源危机，不得不推迟访华，推迟至何时视情况发展而定。于是我又赶紧返回使馆。

不久，英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数。1974年3月，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失利，希思政府下台。而在西欧联合问题上摇摆不定和对华态度比较消极的工党领袖威尔逊重新上台执政。新上台的威尔逊政府忙于同欧共体重开谈判，双方争论不休，英首相访华一事更是束之高阁。

希思在首相任上未能实现他访华的夙愿，所以他希望以保守党领袖的身份去中国访问。不忘老朋友是我国政府的一贯传统，我们当然欢迎希思先生到访。于是他作为我国半官方机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客人于1974年5月下旬至6月初访华。我国政府给予希思以很高礼遇，同他在首相任上访华相差无几。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同希思举行了三次会谈，并为希思举行欢迎宴会。除北京外，希思还去上海、西安、昆明、广州参观。中方对他接待之隆重，出乎希思的预料，他对中国之行非常满意。

希思返回英国不久，去英海滨城市出席一年一度的保守党年会。而使馆恰巧派我去参加这次年会。由于我同希思秘书联系有关希思访华的具体事宜，在年会期间，希思身为保守党领袖和前首相请我这个年轻外交官同他共进午餐。他兴致很高，不断流露出他对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尊敬和钦佩之情，对中方的接待一再表示非常满意。此次访华后，希思又十几次访华，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1976年，工党领袖威尔逊辞去首相职务，由卡拉汉继任。

卡拉汉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在党内颇有威望。他曾在工党政府里先后任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他出任首相后任命他的女婿欧文为外交大臣，有人对此有非议，指责他任人唯亲。他理直气壮地出来回应说，他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举贤不避亲。后来人们发现欧文确有能力，这种非议也就逐渐淡化和停息。

卡拉汉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态度比威尔逊积极。

1978年10月中旬黄华外长访英。我于1977年底调回国后，任西欧司一处副处长，这次陪同黄华外长访问。

黄华外长会见了卡拉汉首相，同欧文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英前首相希思等。

这次访问解决了双方驻对方使馆馆舍的修建问题。我方位于普特兰街49号的馆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已成危楼。我方向英方申请重新修建，但英方以该馆址系历史性建筑，属文物保护范畴而一直拖延不批。我方后又提出可维持馆舍外表不变，内部按我方工作需要改建，英方也一直置之不理，一拖就是十多年，直到这次黄华外长访英前，英方才正式同意我方这一方案，同时提出希望增建英驻华使馆办公楼。我有关部门同意。后来，我国驻英使馆旧馆舍拆建工程于80年代完工，驻英使馆得以迁回普特兰街49号办公。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政府首脑互访问题。卡拉汉表示欢迎华国锋总理访英，黄华外长则重申了华国锋总理对卡拉汉首相的访华邀请。卡拉汉首相表示他愉快地接受邀请。随后，卡拉汉曾三次计划访华，却都因故未能成行。

半年多之后，英国于1979年5月举行大选，工党落选。卡拉汉像希思一样，带着未能在首相任上访华的遗憾下台。

英国在职首相访华真可谓“好事多磨”，先是保守党的希思，继而是工党的卡拉汉，都未能在首相任上成行，先后历经十年，直到1982年9月英国首相访华才终于得以实现，那已是在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任职期间。撒切尔首相访华时，可惜我无缘参与接待，因为那时我已在美国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