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政府同我国新到任的驻英临时代办裴坚章就两国互派大使问题举行商谈，那时我作为助手和翻译，有幸参与了这一过程。
英国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它早在1950年1月6日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但经过20年，中英两国迟迟不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主要障碍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
195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英两国建交谈判中，中方明确提出建交的先决条件，要求英国政府先行解决它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但英国当时不愿完全割断同台湾当局的关系，仍保留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在联合国继续反对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英方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中国国家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但事后又违背这一承诺，阻挠在香港宣布起义的中国和中央两家航空公司的70多架飞机飞回大陆，并非法、无理地将这些飞机判给“美国民用运输公司”所有。事实证明，英国政府并不肯接受我国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交条件。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英国追随美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并对我国实行禁运，中英建交谈判就此搁浅。但英方谈判代表并未撤走，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中英两国联系渠道也未完全隔断。
1953年，朝鲜战争实现停战，国际形势趋于缓和。1954年，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英方主动向中方提出，希望同中方探讨中英关系问题。由于英方没有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两国不可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为了响应英方改善关系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同英国艾登首相商定，两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并就此于1954年6月17日发表了公报。从此，中英两国向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长期仍处于半建交状态。1961年联合国大会上，英国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投票支持苏联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另一方面又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需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做出决定的议案。英国一直坚持这种两面态度，一直到70年代初才出现松动。而英国态度的松动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
保守党希思政府1970年6月上台后，正值美国酝酿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尼克松总统上任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了20多年的孤立和敌视政策已遭到明显的失败。中国并未被孤立，国际地位和影响反而逐步提高。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却乘机向外扩张。美国为了寻求从越南脱身，并扭转它同苏联争霸的被动局面，正转而谋求同中国接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先后秘密和公开访华，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持续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僵持局面被打破，开始走向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美国对华政策这一重大调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唯恐落后，不得不改变它的对华政策。
而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军事冲突后，苏联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加重。为了抗衡苏联，我国的对外战略也正在酝酿着重大的调整。我国也需要改善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希思政府上台前夕，英外交部助理次官威尔福德于1970年4月访华，向中方提出，英国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谭森，向他表示，“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毛主席这一表态向英方传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信息。我国政府根据毛主席这一谈话精神，妥善处理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善后事宜，并释放了被关押的英国记者格雷等人。
同年10月1日我国国庆时，英国打破了过去多年不向我国发国庆贺电的惯例，由希思首相向我国发出国庆贺电。几个月后，港英当局也释放了一些被拘捕的香港爱国同胞。
中英双方的上述步骤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转圜。
1970年10月、11月，我国先后宣布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摩根随即向中方表示，现在同中国签订类似中加、中意建交公报那样措辞的协议，把目前中英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对英方来说没有困难。
1971年1月中旬，裴坚章临时代办去拜会英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时，罗伊尔正式向裴坚章提出，英愿意同中国互派大使，希望我方做出答复并建议在伦敦商谈。
罗伊尔是英外交部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官员，他的职务相当于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他正式向中方提出愿就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同中方举行谈判的建议。但这仅是一个原则性的建议，他并未阐述涉及的有关具体问题。
两天之后，英首相希思在访问印度期间发表讲话。希思在讲话中主动提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希思说，“要想孤立中国并把它排斥于世界政坛之外，肯定是一种错误。”他接着明确表示，“北京应当占有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北京待在联合国之外的时间越久，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越难解决。”希思首相的这番话实际上就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表示了倾向性的意见。
3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中英互换大使问题的立场。
3月下旬，裴坚章临时代办去会见罗伊尔，裴代办按外交部指示答复说，关于互换大使问题周总理同谭森谈话时已把我国政府的态度说得很清楚，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政府能否奉行独立政策，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和撤销英国在台湾领事馆两个问题上不再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如果英国在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明确改变态度，两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就没有障碍。
关于我国提出的英国在两个原则问题上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一是指英国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一方面投票支持主张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另一方面又投票支持所谓恢复中国席位系“重要问题”需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通过的美国提案；二是指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另一方面英国仍在台湾淡水保留领事馆。
此后，英国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6月下旬，罗伊尔约见裴坚章临时代办。罗伊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直截了当地接受中方提出的两个原则条件。接着他交给裴代办一个书面文件，在书面文件中最关键的是做出两项实质性承诺，即中方同意交换大使，英将采取步骤撤销英国驻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英国政府不打算支持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重要问题”的议案，也不打算支持任何旨在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程序。罗伊尔还提出，英拟任命艾迪斯为驻华大使，征求我方意见，并附交一份艾迪斯的简历。
裴坚章外交经验丰富，他又追问罗伊尔，这是否意味着英不再赞成和支持任何形式的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罗伊尔回答说，英继续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赞成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再支持“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程序。
英国在外交上一向以老谋深算著称，它在上述两个原则问题表了态，但罗伊尔未正面表示不再支持任何形式的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其中有没有暗藏的玄机，我方需要英方做进一步的澄清。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英方长期坚持“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这次在表述中回避了对台湾地位问题的表态。
英国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始作佣者。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49年9月表示，台湾实际上已经归还中国，因它已为蒋介石军队所占领。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外交副大臣杨格又否认台湾已归还中国。随后英国正式提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英国承认自己受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约束，认为台湾应归还中国，与此同时，又提出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待缔结对日和约时最后确定。1965年和1966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辩论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1971年5月，英国苏格兰事务副大臣还声称台湾地位未定。鉴于上述情况，要求英方明确对台湾地位问题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它有义务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如果让英方含混过去，就可能为西方反华势力进行台独分裂活动提供托词和借口。对于这个重要问题需要同英方进行讨论并得到解决。因此国内决定在北京同英方进一步谈判。
从1971年7月中旬起，中英双方在北京就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方谈判代表是乔冠华副外长，英方谈判代表先是谭森代办，后是艾惕思代办。
中方在北京谈判中要求英方澄清它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立场。
这时，英国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约见裴坚章临时代办表示不满。他说，裴坚章过去向他提出过两个问题，英方的答复已远远满足了中方的这两个条件，现在乔冠华在北京又提出台湾地位问题这个新因素。然后他把话锋一转说，英方虽然对此感到遗憾，但仍决定在北京同中方继续商谈。(www.xing528.com)
罗伊尔埋怨中方提出新因素，言外之意是指责中方节外生枝。
裴坚章当即批驳了罗伊尔的指责，指出，中方提出这两个原则问题，其实质就是台湾地位问题。
随后台湾地位问题就成为在北京谈判中的重点议题。
针对英方重弹中方提出一个新因素的论调，中方进一步严肃地指出，这不是什么新因素，因为中方提出两个原则性问题的含意和出发点就是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英方还埋怨说，中国同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建交谈判中都没有提台湾地位问题，为什么对英国要外加新的要求。中方有力地指出，英国与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不同，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有责任和义务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方还进一步指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无论从法律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1945年7月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就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投降，这就完成了《开罗宣言》的条件。1949年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后，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的内政而不牵涉法律问题。这一点连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是承认的。
中方在谈判中要求英方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要求英方就今后不再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做出保证。在商谈保证措辞过程中，英方一再玩弄文字游戏，提出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措辞，中方对英方的花招保持高度警惕，坚持自己的立场。双方经多次反复磋商，最后英方才就今后不再使用台湾地位未定的措辞，今后不宣传、不提倡台湾地位未定，也不从事这类活动，做出内部保证，并就具体措辞达成了一致。
谈判历经8个月，终于在1972年3月上旬全部达成协议。
在中英谈判期间，即1971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英方改变了过去脚踏两只船的态度，公开声明美国双重代表权政策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四次投票反对美国及其追随者企图阻挠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的动议，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提案。英方以上述行动履行了早先对中方所做的承诺。有鉴于此，在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中删去了有关内容。
关于英方就台湾地位问题所做的内部保证，多年后，我得到一个消息称，英国对改变台湾地位未定问题上的立场，当时外交大臣霍姆态度积极，但遭到当时英司法方面最高负责人检察长的反对，最后还是由希思首相亲自拍板才定下来的。关于英国在1971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取向，是由霍姆外交大臣决定的。英国事先将自己的投票意向通知了美驻英大使艾纳伯格。艾纳伯格大使请示国内后答复英方表示反对。但霍姆外交大臣表示英国立场已定不能再改。
中英双方于1972年3月13日在北京和伦敦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两国关系升格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一致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自1972年3月13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
二、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三、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王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欣赏。
在联合公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第二段第一句，即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这就是英国终于明确了台湾的法律地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中英两国在经过18年的代办级关系后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使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在英国下院回答议员有关台湾地位问题的质询时表示，联合王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中国政府和台北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在开罗和波茨坦都曾主张台湾应当归还中国，这一观点没有改变。英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霍姆做上述表态时，希思首相也在场。
第二天，英国报纸和广播、电视对中英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普遍表示欢迎。大多数报纸评论认为，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这意味着英国已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英政府法律顾问被洪流冲到一边去了。
3月13日中午，英外交部驻议会次官罗伊尔出面在兰开斯特宫举行宴会，庆祝中英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兰开斯特宫是英国政府举行正式会见和宴请活动的地方，类似我国北京人民大会堂。宫内装饰精致，金碧辉煌。
裴坚章和使馆其他同志包括我本人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英朝野政要及社会知名人士。
罗伊尔在致辞中赞扬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是英中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裴坚章在致答词中赞扬中英关系从此掀开新的一页。工党影子内阁代表哈罗德·利弗讲话中对保守党政府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是今年来保守党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第一次得到工党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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