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真实记录

我于1964年底赴伦敦，在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先当学习员，不久即转为使馆职员。一同去的还有王英凡等人。比我们早一年抵馆的吕聪敏到机场迎接我们。

后来，王英凡在国内参加“文革”后被派往别的使馆。吕聪敏回国后在部内美大司当参赞。几十年后，吕聪敏担任李鹏总理外事秘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英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我国驻联合国代表。我和吕聪敏、王英凡在年轻时分手后，各自转了一大圈，最后竟然又一起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共事，这真是缘分。

我国驻英国代办处位于伦敦西区的普特兰街49号，这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驻英代办处门前的这条街是连接牛津广场和摄政公园的一条宽阔的大街，在靠近摄政公园的这一段名叫“普特兰街”，而靠近牛津广场的另一段名叫“格兰汉姆街”。牛津广场处于伦敦最繁华的牛津街和摄政街的交汇处，名为广场，实际上只是一个十字路口而已。从我国驻英代办处到牛津广场和摄政公园，均只有步行七八分钟的距离。驻英代办处馆舍是一座四层楼的古建筑，被列入伦敦文物保护的范围。这里曾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所在地，后为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英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英国政府将这座馆舍转交给我国政府。我们在驻英代办处工作期间，使馆同志在图书馆发现有一地下室，里面存有不少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留下的文件档案，使馆专门将这些珍贵的文件档案送交中央档案馆。驻英代办处因馆舍不够，除普特兰街49号外，还新买了普特兰街31号一座楼房，当时正在施工改建。此外，在离代办处大约有十五分钟行车路程的梅得维尔42号还有一座公寓楼，我们新到使馆的同志就住在梅得维尔42号，每天早晚坐班车上下班。

当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屈指可数。我国驻英国的外交代表机构虽然是代办处，但部门齐全，人员相当多，是我国在西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据点。

英国虽然在1950年1月就宣布对新中国的承认，但建交谈判迟迟没有进展。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英国艾登首相经过商谈达成协议，于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此后由于英国仍一直配合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中英关系长期一直维持在代办级关系。我国驻英国第一位常驻代办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1962年起由熊向晖接任。

我们到驻英代办处后，在食堂用餐时远远看到熊向晖常驻代办，他中等身材，脸色微黑，很少说话。代办处年轻人都有些怕他，有时远远看见他从楼梯走下来，我们就赶紧绕开躲避，生怕同他直接相遇。

熊向晖代办拟派我们几个人去牛津大学学习，但未能实现，我们不得不就近在伦敦找个一般的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不久，因人手紧张就索性把我们留在代办处工作。

熊向晖代办亲自出面召集我们几个人谈了一次话。要我们几个人轮流在代办处不同部门分别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转到别的部门。他强调，这样安排对年轻人有好处，年轻人切不能眼高手低，一定要认真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我先分配在领事部办护照签证，继而在办公室搞礼宾交际，后来又去研究室学习办案和研究英国内外政策。这段时间我们接受了外事工作的初步训练，也使得我们对代办处的运作有所了解。

吕聪敏在办公室负责礼宾交际工作，他回国休假期间，他的工作由我临时接替。在此期间，我经常陪熊代办会客和外出活动，充当翻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熊代办。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从法国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说是要找熊向晖代办本人说话，并通报了她的姓名。我向熊代办报告后，他眉头一皱，把手一摆，要我告诉对方他不在。作为刚参加工作不久年轻幼稚的我，对熊代办这一做法感到有些纳闷，对自己同志怎么能这样。过了很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了解到熊代办这样做的原因。原来这位来电话的同志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常提出一些令人为难的要求。熊代办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

我陪熊代办会见外宾时，常带一个本子，并用笔做记录。熊代办不止一次嘱咐我要少用笔记，多用脑子记。有一次我陪他去英外交部，回代办处后他要我将双方谈话内容写份电报报回国内。当晚我将起草好的电报交给机要室送熊代办审批。机要员告诉我，熊代办自己已经动手写好电报并已发出，我当即意识到这是熊代办有意给我锻炼和实践的机会。

有一回我陪他乘火车去苏格兰。这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坐火车，也不知道座铺卧铺是什么样子。我找到头等车厢我们的座位号，就请随后跟来的熊代办坐下。不一会检票员来查票，发现我们坐错了车厢，这是头等座铺车厢，就领我们穿过几节车厢到了头等卧铺车厢。安顿下来后，熊代办没有责怪批评我，但我很长时间感到内疚。

通过这几件事，我对熊代办原先的印象逐渐改变，对他的为人开始有所了解。

熊代办从未对我们说起过他过去的经历。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知道熊代办的严肃和沉默寡言同他过去的经历不无关系。

“文革”期间，驻外使馆回国的同志集中在外交部东楼搞运动。驻英代办处战斗队派人外出调查熊向晖代办的历史。有一天，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熊向晖立过功。毛主席的指示一言九鼎，战斗队也就停止了对熊代办的审查。(www.xing528.com)

熊向晖出身名门望族，他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熊向晖1936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时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部队“服务”。胡宗南后来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司令长官。熊向晖从1939年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熊向晖以他的才华赢得了胡宗南的信任和器重，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在关键时刻，熊向晖不止一次将胡宗南企图闪电式武装袭击延安和陕北的作战部署及时报告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粉碎胡宗南进攻陕北的计划立了大功。当时，胡宗南对熊向晖并未产生怀疑，按原计划派熊向晖去美国留学。但在熊向晖抵美一个月后，国民党通过破获我党北平地下电台，追至西安，逮捕了熊向晖的联系人，胡宗南才意识到熊向晖可能是共产党。后来，熊向晖在美国通过苏联驻美使馆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在建国前夕回国。

知道他的经历后，熊代办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高大，我们对他愈加尊敬。可惜我没有能继续在他手下工作，“文革”后他没有再返回伦敦。70年代初，熊向晖作为周总理的助手，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担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回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80年代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其间，我同熊向晖同志曾时有联系。70年代末他陪王震同志访问英国，点名要我随行。当时西欧司因已安排我另有任务，故选派别人前往。我从香港回京后，同熊老曾多次见面，这时他已重病缠身。有一次我去他家看望他。他家陈设非常简朴，家具都是旧的。2004年我去看望他时，他谈兴很浓，谈话间不时流露出他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景仰和怀念之情。他谈到60年代初他参加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期间，毛主席曾提到，将来中英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时，要熊向晖出任首任驻英大使。这是他第一次向我透露此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未去英国而去墨西哥出任大使。显然，他对此是有些遗憾的。那一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哪知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熊老于2005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辞世，在29年后的同一天，熊老随他所崇敬的毛主席而去，也许这是巧合。我怀着悲痛和景仰的心情去八宝山公墓参加了熊老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去驻英代办处工作时，正值英国工党威尔逊政府刚上台执政。威尔逊政府在1964年至1970年执政期间，除派贸工大臣贾维访华外，同我国几乎没有什么往来。1966年我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外交大权一度旁落三天。极“左”思潮给对外工作带来影响和冲击。那一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政府大肆镇压逮捕了大批香港爱国同胞。我国也关押了一些在华英国人士。两国关系因此急转直下，双方交涉、抗议接连不断。

有一天，工党政府外交大臣布朗召见沈平临时代办，沈平刚落座，布朗就以严厉的口吻向中方提出抗议，快速讲完后就起身拂袖扬长而去，根本不留任何时间和机会给沈平做回应。此后，沈平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每当对方说完一段话，就马上打断对方，表明中方的立场。对方下一段话刚说完，再插话补充做出回应。这一招果然奏效，以后英方就不再搞这种无意义的小动作了。

然而中英关系继续恶化，竟然由“打嘴仗”发展成“武斗”。我国驻英代办处后门是车库，英国警察用车子把后门堵死，代办处人员同对方交涉无效。对方还经常挑衅，碰撞我方人员，甚至掏出手枪进行威胁。我们代办处员工不得不奋力反抗，双方动起手来，大打出手，幸好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第二天英国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这场暴力冲突的大幅照片。那时我刚离英回国不久，事后才得知详情。8月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外交部东楼，突然从窗户看到东方远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第二天消息传来，原来是有“红卫兵”放火，烧毁了位于光华路的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办公楼。这是一起严重的涉外事件，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对外造成恶劣的影响。此时，中英两国关系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

1966年，我们驻英代办处同志根据国内指示，分两批回国参加“文革”。第一批以熊向晖代办为首的代办处大部分同志先行回国，原计划参加“文革”后几个月就回来，然后是其余同志回国。可是第一批同志回北京后，何时返回就一直杳无音信。我属于第二批，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直到1967年7月中旬，我们才接到通知让我们回国。哪知我们刚回到北京，中英两国由于关系急剧恶化，双方都宣布冻结对方代办处人员离境。如果我们再晚两天动身，就被“冻结”在伦敦回不来。为此，我们暗自感到庆幸。

我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的外交部大楼里参加“文革”一年多，1968年10月又派回驻英代办处在研究室工作。由于代办处人手少，我既要办理双边关系中政治类的案子，又要研究英国内外政策，并且兼任馆长的翻译。我的宿舍也从梅得维尔搬到代办处本部，住在楼上一间约七八平方米的斗室里，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

熊向晖常驻代办回国后，代办处一直由沈平政务参赞担任临时代办主持馆务。

沈平原是一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赴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和延安自然科学大学部，后来任中央交际处保卫科长，新中国成立时调入外交部，曾任驻日内瓦总领事。

沈平同志个子不高，为人稳重，说话慢条斯理，有主意，有见解。有一次，沈平要我起草一份给外交部的报告，我在报告里如实写了代办处的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沈平看了稿子后拿起笔来把成绩这一段全部删掉，并对我说，向部里报告不要讲自己的成绩，这样不好。通过这件事，我对沈平临时代办的敬佩油然而生。

沈平临时代办后来调回部里，先任亚洲司司长，后担任驻意大利大使。

我参加工作初期，熊向晖常驻代办和沈平临时代办是我接触到的代办处两位主要领导，他们两位的为人、水平、作风，以及对年轻人的培养爱护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