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至1995年11月这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德两国进行了密集的高层互访。科尔总理连续两次访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访问德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使之远远走在中英、中法关系之前，成为中国同西欧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对双边关系。
德国于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后，美、俄、英、法四大国占领军陆续从德国撤军，至1994年完全撤出，这使德国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彻底摆脱了战败国阴影的困扰，成为真正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使它有可能开始施展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抱负。而欧盟既是德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也是它赖以推进这一目标所需借助的平台。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既使它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又借此来减轻欧洲其他国家对它的疑虑。为此，德国统一后就加紧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1990年10月4日，科尔总理在德国政府声明中强调“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随后，科尔政府提出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白皮书，为欧洲内部形成一个人员、服务、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大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实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德国又联合法国，力促欧共体成员签署和批准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以欧共体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内政司法合作为三大支柱的新阶段，欧共体改称为欧盟。
在致力于欧盟深化的同时，德国也努力推动欧盟的扩大。它积极推动与其关系密切的奥地利、瑞典和芬兰于1995年1月加入欧盟。后来，又通过三次扩大，欧盟从15国扩展到28国，人口从3.4亿增至5亿，2014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18.4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区域组织联盟。
然而，鉴于德国对外侵略的历史，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始终怀有很深的戒心，更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不断加强其政治地位，扩大其政治影响，成为欧盟事实上的霸主。为此，它们千方百计对德国加以防范和牵制。这是统一后的德国更需要谨慎应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德国实现统一后，其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同时，经济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西部地区经济步入衰退，东部地区经济社会转轨的难度远远超出预料。自1990年起，德国政府连续多年每年向东部地区投入1000多亿马克，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但东部地区的问题依然严峻。
1989年后，经过对我国几年的观察，特别是通过两国外长互访，德国政府领导层增加了对我国国内局势的了解，看到中国不但没有受到苏联解体的负面影响，反而因此使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中国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德国欲通过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以利于它在政治上寻求我国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趁英、法同中国关系发生波折的时机，大力抢占中国的市场，迅速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以利于缓解它国内的经济困难。
就我国而言，当时我国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已实现政府首脑互访。我国同法、英两国关系先后出现重大波折。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中德关系取得改善和发展尤为重要。鉴于德国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同德国关系的突破，对于彻底打破西欧对华制裁具有决定性作用。德国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先进的技术，德国在中国投资的项目多为生产性的，对向我国转让技术的态度较为开放。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扩大同德国的经贸合作，也是我国推进经济建设所需要的。
1993年秋季，德国方面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德国总理科尔访华的时机已经成熟。科尔以统一后的德国总理身份第一次访华，这是自1989年西方对我国制裁后，德国总理第一次访华，标志着德国对中国制裁的结束。
在科尔这次访华前，德国政府先是于9月在欧盟国家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为重点的新亚洲政策，继而又于11月初派总理特使、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斯卡特鲁普来北京打前站。我同斯卡特鲁普举行了会谈。斯卡特鲁普告诉我说，他来京前同科尔进行了深谈，科尔总理请他转告中国朋友，他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希望双方能就加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广泛交换意见，争取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达成协议。德方转达的科尔的这番话，就是科尔为自己这次访华定下的基调，希望尽可能多地拿到具体成果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当然，争取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达成协议，这也同中方的考虑相吻合。双方就此进行了具体商谈，为科尔访华成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1月15日至20日，科尔率领18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
一个多月后，我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应邀对德国进行了访问。
时隔半年，我国李鹏总理应邀于1994年7月3日至9日对德国进行回访，这是我国同西欧大国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一年后，即1995年7月11日至15日，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德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自1972年中德建交以来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德国。
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200人组成的代表团访华。
我参加了科尔总理上述两次访华的接待工作，作为陪同人员之一，先后随同乔石委员长、李鹏总理和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参加了我国领导人同科尔总理的会谈和会见等活动。
科尔身材高大魁梧，当时虽已年过六旬，但精力充沛。他是德国资深政治家，1947年加入基民盟，1973年起任基民盟主席，1982年起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并两度连任，1990年当选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1994年又获得连任，后来在1998年大选中失利下台。他总共担任总理长达1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政府总理。
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他担任总理期间结束了德国的分裂。在东欧、苏联局势混乱之际，他抓住机遇，推进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他作为德国统一的功臣被载入德国的史册。
他重视对华关系，曾于1984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他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从而在对华关系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同我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他对华所采取的务实态度。
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做科尔总理等德国领导人的工作，同他谈得很深入、坦诚、透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均同科尔总理建立了良好和密切的工作关系。
1.当时，西欧国家对我国国内形势存在不少误解，以为中国只进行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搞政治改革，也就是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选举。当时西方媒体还散布“中国政局不稳论”，不时又制造将来中国强大了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的“中国威胁论”。
针对这些误解和错误论调，我国领导人向科尔阐述了中方的看法。强调指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15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采用西方的模式，而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和法治。尽管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矛盾和困难，但我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科尔听后赞扬中国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建设表示理解。他说，他怀着巨大的尊敬和钦佩，目睹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
我国领导人表示，西方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中国不发展，才是对世界的威胁。科尔点头表示同意。
我国领导人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论调。一种认为中国政局不稳，现在的方针政策难以保持下去，存在领导危机；另一种则认为中国非常强大，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两种论调都不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贯彻执行邓小平的理论、方针和路线。
科尔表示，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有伟大的历史，也有伟大的前途。中国有12亿人口，其稳定和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是整个世界的利益所在，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至关重要，认为中国不稳定的人是愚蠢的。他对中国的稳定丝毫不担心。他非常钦佩邓小平先生的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希望这种政策继续下去。他一点也不理解认为中国强大会威胁别国的论点。
2.中德双方就总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有相似的看法。
我国领导人阐述了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看法说，冷战结束后，人们关心世界和平能否保持下去。保持和平的关键是保持力量的平衡，如一个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它就想统治世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如果只存在两个强国，也会产生冲突，冷战时期就是如此。如果世界上有四五个强国或国家集团，保持军事、经济力量的均衡，战争就打不起来。世界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向多极化发展的阶段。
科尔同意中方关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看法。科尔说，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世界上不仅只有一个强国，而是正出现许多强国。两个大国已经不能主宰世界了。欧洲力量明显上升，有3亿人口，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拉美、北美、亚洲、中国、日本，还有俄罗斯都正在发生变化。
3.关于中德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双方有着近似的看法。
我国领导人指出，中德两国不仅在各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世界上也有重要影响。科尔认为，21世纪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德国也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4.双方都强调重视同对方发展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在提法上有新的变化。
在这几次访问会谈中，对双边关系的提法，中方领导人先是提出，“我们愿意同德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后来又提高到“同德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关系”。德国总理先是提出“德国愿同中国发展长期可靠的伙伴关系”，后来又表示，“德中两国可以在所有领域建立特殊的关系”。这些提法上的变化反映出双方对两国关系重视程度的提高。
5.关于台湾问题，1993年11月科尔访华时表示，德国自阿登纳时代以来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售台武器。
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德期间，同科尔会谈时指出，中国一贯支持德国统一，也期待德国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
科尔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一贯支持德国统一的国家之一，对此，德国永远不会忘记。科尔重申，德国将继续奉行阿登纳制定的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他还说，尽管德企业界有人认为同台湾发展关系有利可图，但德国政府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原则。
1995年11月，科尔访华期间同我国领导人会谈时，再一次重申德国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尽管德国国内也有其他声音，有不少诱人的东西存在，但我们不会改变，今后也不会变。
6.中德两国高层互访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德两国政府决定相互增设总领馆，中方在慕尼黑，德方在广州增设总领馆。
1993年11月，科尔访华同李鹏总理会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尽可能多的合同才是最好的合作。李鹏总理笑着回应道，你的意思是多多益善。科尔点头表示赞同。那一次会谈中，科尔还特别向中方介绍德国在职业培训教育方面的经验。他说，德国的职业培训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尔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德国的职业培训的确被公认为是世界一流的。科尔接着说，上大学固然重要，然而能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没有适当数量和质量的专业人员，中国就不可能实现自己宏伟的建设目标。德国愿与中方合作，双方成立工作小组。职业培训正是我国急需要加强的，中方接受了德方的这一建议。后来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经过商谈，于1994年7月李鹏总理访德期间，双方签订了职业教育合作协议。(www.xing528.com)
在江主席和李总理访德，以及科尔总理访华期间，每次中德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都签订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和合同。
7.随着大批经贸合同和协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德国对华投资的增加，中德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德双边贸易从1992年的64.7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37.1亿美元。
后来，中德贸易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中德贸易额达1538亿欧元，占中国对欧盟贸易的近1/3，超过中英、中法贸易的总和。
上述高层互访表明，中德双方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中德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等重大问题上有着近似的看法，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加强相互关系的需要。这些共同点不是短期而是长期起作用的积极因素，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进的动力。
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访问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这些消极因素不时对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干扰和麻烦。
1995年5月，德国副总理兼外长金克尔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会见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头目达赖。中方为此向德方提出了抗议。
鉴于金克尔在恢复中德关系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我国领导人仍耐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
同年7月，江泽民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金克尔共进早餐。金克尔主动提及他会见达赖一事。他为自己辩解说，他是把达赖看作宗教领袖而会见的，同时他重申德国对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持异议。江主席向金克尔介绍了我国西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阐述了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金克尔对他会见达赖表示歉意。
次日，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同金克尔对口会谈时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对发展中德关系所做的贡献，但你会见达赖使我们很失望，因为达赖和一小撮分裂分子以及外来势力企图干扰和破坏中国的稳定。
李鹏总理于1994年7月访问德国期间各项活动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结束对波恩和柏林的访问后去图林根州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
李鹏总理一行抵达图林根州的机场时，该州州长福格尔等出面迎接并陪同前往位于魏玛的歌德故居参观。当代表团抵达一条狭窄小路里面的歌德故居时，发现有少数人聚集闹事，而且人数越聚越多。
在由柏林去图林根之前，我们获悉在魏玛的歌德故居前有少数人要捣乱，中方立即向德国总理府和图林根州政府交涉，德国总理府和图林根州内政部国务秘书均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德国人一向办事认真严谨，德方既已做出这样的承诺，代表团就继续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进行活动。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德方这次却食言了，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们发现，现在聚集在歌德故居外面一块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喊叫，一片喧闹声，这已直接影响到代表团的正常活动。我遂向图林根州州长福格尔提出交涉，责问他德方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承诺，要求德方立即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活动的正常进行和代表团的安全。福格尔州长显得很无奈，他解释称，这主要是该州社民党团主席和几个绿党议员等进行捣乱，该州警方无法对议员采取行动。另据了解，参加捣乱的既有反对前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也有出自党派斗争和对现政府不满而借题发挥的人。看来该州政府对局面有些控制不住。代表团不得不缩短在图林根的访问，提前两小时飞往下一站慕尼黑。
在去机场的路上，李鹏总理对陪同的图林根州州长福格尔说，尽管出现这些事，我们仍然是朋友，我邀请你方便时访华。
事后，正在法国访问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谈话，对少数人在魏玛闹事提出批评。科尔总理托人向中方表示歉意，强调捣乱者是一小撮，他们不代表他本人的对华态度，也不代表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不代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立场。他请求中方原谅。此外，我国驻德国使馆也收到一些德国人的电话和来信，这些电话和来信表示对在魏玛发生的事感到羞耻，并对中方表示歉意。
当晚代表团飞抵慕尼黑，出席了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伯为李鹏总理举行的盛大宴会，顺利地完成对德国的访问。这次德国之行，尽管出现上述不愉快的事件，但无损于整个访问的成果。
在这些高层互访中，双方交锋最多的是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一直是德方向中方施压的一个议题。从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看，人权问题是西方用来对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它们往往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扶植别国国内不同政见者，以推进颠覆别国合法政府和社会制度的长远目标。实际上，这也是西方对华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德方就一直借人权问题同中方纠缠不休，往往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指手画脚，盛气凌人。中方坚决反对德方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不断同德方进行说理斗争。
经反复较量，到中德恢复高层互访时，德方提人权问题已不像先前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较为委婉。我国领导人耐心地全面阐述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在某些具体方面，争取到德方一定的理解。但总的来说，中德双方坚持各自的基本立场，不时也发生争执。实际上，这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斗争。
科尔总理1993年11月访华同李鹏总理会谈时提出，他委托其随行的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卡斯特鲁普向中方递交一份名单。李鹏总理没有接他的茬儿，而是阐述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然后说，你所说的名单，可在下一级官员中谈。科尔表示同意。
会谈后，卡斯特鲁普向我递交了一份名单。我向他表示，这是我国司法部门的事，你们不能干预，明确拒绝了德方的无理要求。
不料科尔总理却在记者招待会上煞有介事地宣布，他们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向中方递交了一份名单，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审核，但他认为，在看不到积极结果之前暂不公开。
李鹏总理1994年7月上旬访德同科尔会谈时，阐述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指出：我国一向尊重人权，既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又重视因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特殊性。李鹏总理通过介绍我国一百多年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历史和列举当前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揭露了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李总理指出，《维也纳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反映了人权问题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别人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的人口每年增加1500万，相当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人口，我们每年要花多少钱养活这1500万人！别的国家没有这个任务。我们不允许出现混乱，混乱意味着贫穷，稳定才可以有繁荣。
科尔说，他注意到李鹏总理最近在维也纳说过一句话，即中国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德国也愿本着友好的精神，充满信任和谨慎地同中国对话，以寻求建设性的解决途径。他常讲，中国人口众多，不能拿欧洲人的生活标准往你们身上套。
李鹏总理在会见德国社民党主席沙尔平时，沙尔平提出，希望中国政治发展符合国际上能够接受的标准，强调这与“干涉内政”没有关系，并希望我国释放被拘捕的罪犯。
李鹏总理批驳沙尔平说，德国在欧洲历史上有过光辉的业绩，曾出现过歌德、席勒、贝多芬以及几乎被你们忘记的马克思等许多伟大人物，但德国也曾在欧洲称霸一时，在欧洲历史上有过不光彩的一页，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是尊重人权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中国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积极参与了1993年《维也纳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制定，这个纲领既包括西方的一些人权观，也包含发展中国家和东方人的人权观。承认发展中国家首先应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权，首先要有人，然后才有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只有吃饱肚子，能够生存，才可能从事文化、艺术等活动。
李鹏总理还指出，触犯刑律的人应当受到应有的惩处，是完全正当的。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我奉劝西方的政治家，要管好自己的事情，手不要伸得太长，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中国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去管自己的事和怎样生活。
江泽民主席1995年7月中旬访德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会谈时阐述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赫尔佐克总统听后表示，德国希望中国保持稳定，理解中国强调集体人权。如果吃不饱饭，个人人权是得不到保障的。他对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从而保障基本人权表示敬佩。
江主席在同科尔总理会见时表示，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可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对话，增进了解，反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搞反华议案。
科尔总理一方面表示，他很重视中国的人权观点，了解中国稳定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委婉的方式向中方施压。
科尔总理1995年11月中旬访华同李鹏总理会谈时，李总理再次向科尔指出，欧盟和美国连续五年每年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反华提案，中国人民对此非常反感。鉴于中德、中欧之间的良好关系，明年可否改变一下方式，不再搞这种提案，而改成双边对话，我们不反对对话，但不赞成搞对抗。
科尔表示，相信他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
欧盟和美国连续五年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反华提案，连续五年遭到否决。后来从1999年起，欧盟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不再提反华提案，而是同中方举行人权对话。
中方成功地打破了欧盟同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对中国的联合施压，而通过双边人权对话，继续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周旋。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延续至今日，这种双边人权对话已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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