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

1989年我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对我国实行制裁，并不断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我国驻法使馆教育处屡遭冲击和骚扰。法国警方还在巴黎机场对我国公民过境横加刁难和粗暴对待。对法国方面这些恶劣行径，我国外交部多次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但法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不断加码升级，后来竟发展到一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和统一。我国为此同法国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激烈斗争。

1989年11月，我们获悉，法国拟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级护卫舰，价值约20亿美元。法国同台湾正在进行商业谈判。

我们随即进行紧张的交涉。12月底我奉命召见法驻华代办，要求法方澄清并制止这笔交易。我还警告法方，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

法方很快做出回应。法国外长迪马约见我国驻法大使周觉表示，法国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决定不再同台湾进行这笔交易。迪马还强调这是“法国最高当局的决定”。

法国方面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个决定，事后得知，这是由于当时法国驻华大使马乐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乐是法兰西资深大使，是一位“中国通”。他长期从事对华关系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看问题比较客观和务实。马乐大使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护卫舰，认为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为此，他在巴黎分别紧急求见了迪马外长和罗卡尔总理，向他们陈述此事的严重性和由此给法方带来的后果。迪马外长听后“深感震惊”，要马乐尽快面见密特朗总统。密特朗总统因公务实在繁忙而未能安排接见，迪马外长还是向密特朗总统做了汇报。法最高领导层采纳了马乐大使的意见。

法国政府做出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决定，中方当然表示肯定和赞赏。与此同时，我方对法方的动向继续保持警觉，一些迹象表明，法方暗地里并没有停止同台湾的商谈。不久，法方同台湾方面的接触就浮出水面。法方不顾我方的强烈反对，竟派工业部长福鲁去了台湾。

中方为了推动法方坚定其不同台进行护卫舰交易的立场，也采取了措施。1991年1月中旬，邹家华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访问了法国，会见了罗卡尔总理、法财政部长、外贸部长和装备部长，向对方阐述了中方立场，做他们的工作。访法期间，双方签署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法国雪铁龙合作的汽车项目，并就中国大城市地铁和核电站项目等进行了探讨。

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华，迪马是1989年后访华的法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中方给予他隆重的接待。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会见，钱其琛外长同他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相互增设总领事馆达成协议。中方同意法国除已在上海设总领事馆外，另在广州设立一个总领事馆。法方同意中国除在马赛有总领事馆外，在法国增设一个总领事馆，设领地点和领区范围另行商定。

中方希望通过此访使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继续向前推进。然而，就在我随同钱外长去法国驻华使馆出席迪马外长举行的答谢宴会期间，迪马外长把钱外长拉到一旁，令人意外地向钱外长通报了一个爆炸性的最新消息，那就是法国打算向台湾出售护卫舰。不向台湾出售护卫舰是法最高当局做出的决定，时隔仅仅一年有余，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个大国的政府竟然如此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这实在是罕见的。

法方为什么会突然颠覆原先的决定呢？原来法台早在1989年就开始酝酿这笔交易，后因中方的强烈反对而暂时搁置，然而法台商业谈判并没有停止。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局势混乱的形势下，法国政府对中国局势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中国政府也维持不了多久。台湾当局当时在西欧加紧推行实质外交，并重点做法国的工作，希望以此取得突破。它向法国提出建造高速铁路、地铁和核电站等涉及金额巨大的民用大项目来引诱法国，推动法同台做军火交易，破坏中法关系。而法国当时失业和外贸逆差严重，对台湾提出的这笔大买卖居然动了心。

在这个时候，恰巧法国总理易人，罗卡尔总理因政见分歧等原因，已被密特朗总统免职，接替罗卡尔的新任总理是克雷松夫人，而克雷松夫人的丈夫同台湾过从甚密。新任总理比其前任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态度更趋积极。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因素，这是事后我们从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得知的，那就是台湾和法国军火商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对法国有关人士“做了工作”，“有钱能使鬼推磨”发生了效用。然而，他们当时万万没有料到，后来竟然东窗事发，事情败露，牵带出一桩轰动法国和我国台湾社会的特大丑闻。

1993年12月，曾赴法国考察护卫舰建造的台湾“海军上校”尹清枫突然离奇地遇害，尸首飘浮在台湾宜兰附近的海面上，由此牵出了台湾购买法国军舰的舞弊案。真相渐渐明朗，令人惊讶。台湾购买法护卫舰最终成交价格竟远远高出法军火商的最初报价。于是，舞弊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特别调查小组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一批又一批的高级军官被查问。警方找到杀害尹清枫的嫌疑人郭力恒，此人拒不认罪，但被查出他收受过有关人士的贿赂，被判无期徒刑。其他多名受贿官员，也受到了审理。台湾军火商汪传浦被起诉涉嫌非法收取巨额佣金，但汪传浦已逃亡海外，下落不明。

在法国，出售护卫舰的汤姆逊公司通过亿尔富石油公司经理西尔文同钟古夫人联系，钟古夫人利用她同法国外长迪马的特殊关系，对迪马施加影响。但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西尔文同汤姆逊公司因佣金问题相互翻了脸，打起官司来。官司一打，案情由此败露，并且越揭越深，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收取佣金人数之多、职位之高、佣金金额之大，都是惊人的。后来，西尔文被判处五年徒刑，出狱后于2005年病死；钟古夫人被判一年半徒刑；迪马则声名狼藉，于2000年被迫辞去宪法委员会主席职务，他先被判有罪，后又宣布无罪，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这三人的结局还不算是最坏的。遭遇更惨的是当时在台湾涉及此案的一些法国人。他们回到法国后不久就离奇地丧命，有的“病死”，有的“失足坠楼”而亡。这个案子涉及法商界、军界乃至政界高层人士，极其敏感和复杂。负责审理案件的女法官约丽因主持此案而声名远扬，但她也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境地，整日惶恐不安，胆战心惊，最后不得不选择远走高飞。她于2002年悄然离开法国返回原籍挪威。后来她在一本书中写道：“我离开法国，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有办法和时间来报复。”

此案距今已时隔二十多年，出售护卫舰的法国汤姆逊公司已改名为台利斯公司，但这件大案直至前两年仍余波未了。

正由于上述几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法方做出了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级护卫舰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北京和巴黎密集地向法方进行严正的交涉，要求法方取消这笔交易，但法方仍然于1991年6月6日通报中方，法国政府已做出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决定。次日，我紧急召见一年前已接替马乐的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马腾，要求法方改变这一错误的决定，并就此尽快同中方磋商。同时，我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向法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凯赛吉扬提出同样的建议。

当时，我方的考虑是通过磋商来约束和限制法国同台湾的关系，使之不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6月下旬至7月初，田曾佩副外长在巴黎同法方外交部秘书长谢尔进行磋商，并会见了迪马外长。法方态度蛮横，磋商相当艰难。经反复斗争，双方达成了最低限度的谅解，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双方立场仍有很大距离。中方表示，今后可继续交流看法，谋求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8月底，法国汤姆逊公司就出售拉法耶特级护卫舰同台湾正式签约。

9月27日，法国外交部发表了公报。公报称：

法国政府决定批准法国工业家就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舰体同台湾进行谈判。

这是一项纯商业交易，不意味着与台湾当局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法国政府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考虑到了中国对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关切。法国重申1964年1月法中联合声明中的表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次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就法国政府批准法厂商向台湾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舰体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不满和抗议。同时指出，我们注意到法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的公报，中方要求法方遵守中法建交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严格信守向中方做出的保证，不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不同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并将法台关系严格限制在民间经贸关系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中方对法国参与售台军舰的有关公司采取措施，停止同它们的往来。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方的考虑是以此限制法方的错误决定。

然而，法方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得寸进尺，越走越远。时隔不到半年，到1992年1月，迪马外长在纽约同钱其琛外长会晤时又提出，法国拟向台湾出售“幻影2000”战斗机。中方立即表示坚决反对。

此后，法国在同台湾谈判的同时，对中方则说此事尚未做最后决定，是否出售，要看中方在经贸关系上能否对法方做出经济补偿。法方的如意算盘是待价而沽，在摸清中方态度后，再权衡利弊做出最后决定。

针对法方的这一做法，中方的立场是：第一，警告法方，如法做出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中方将被迫做出强烈反应；第二，法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与中法正常经贸关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法方要求中方为此提供经济补偿是没有道理的；第三，在法做出不售决定后，中方愿做出新的切实努力，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向法驻华大使马腾郑重表明了我方的上述态度。

5月，法国总理贝雷戈瓦以口信方式向李鹏总理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全面审议”法中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建议。

李鹏总理在复信中严正警告法国，如法向台出售幻影战斗机，中国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同时也指出中法关系正常情况下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

一个多月后，法国在同台湾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派工业贸易部长卡恩访华。我国外经贸部长李岚清同卡恩举行会谈，李鹏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分别会见。中方重申坚决反对法向台出售战斗机，同时向法方提出了一个双方可能进行合作的项目清单，其中包括近期大宗商品进口和技术引进项目以及中期和远期的合作项目，总金额约135亿美元，折合700亿法郎。卡恩表示，法政府尚未就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做出最后决定，他将带中方提出的合作项目清单回去研究。中方再次对法方提出严正警告，希望法方要慎重行事。

随后中方在北京和巴黎又多次向法方提出交涉。然而法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12月22日正式通知中方，法国已决定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实际上，在此之前，法台已签署了法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战斗机、价值38亿美元的合同。

中方一再对法方提出严正警告，但法方却置之不理。中方不能不做出强烈反应。

12月23日，我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奉命要求法国政府在一个月内关闭其驻我国广州的总领事馆。同时，我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一是严格限制同法国进行副部长级以上人员往来。二是撤销两国当时正在商谈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广州地铁和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中方停止购买法国小麦，不再同法国商谈新的大型经贸项目。三是对参与售台战斗机的四家法国公司实施制裁，不准中方企业同它们进行接触。这四家法国公司是：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汤姆逊公司、马特拉公司以及斯奈克玛—国家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

由于法国的一意孤行，中法关系骤然下降到多年来的最低点，陷入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1993年3月法国举行大选，社会党惨败下台。保卫共和联盟上台组成以巴拉迪尔总理为首的新政府。法国新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其前政府的对华政策。

实际上，法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的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欧洲发生的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动，使欧洲政治版图完全改观。经过这场巨大的变动，法国的国际处境明显地较前恶化，法国是这场大变动中的一个输家。在美苏两超争霸、两大集团紧张对峙的冷战时期，法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它既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又借重苏联制约美国，在东西方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法国丧失了它在美、苏之间周旋的特殊地位，外交上的回旋余地明显减少。德国分裂时，法国凭借它在政治上的优势，在欧盟内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运用法德轴心来推动西欧联合，另一方面又利用欧盟一体化来制约联邦德国。德国迅速实现统一后，法、德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法国的变化。统一后的德国不仅巩固了它作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而且由于它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成为西欧第一大国，它正谋求在政治上发挥与此相适应的作用。法国在欧盟内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基础已发生动摇，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已较前下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弱。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政局稳定，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国家开始重新估量中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同我国的关系相继得到了恢复，这对法国是很大的震动。法国1992年和1993年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试图通过售台武器带动它同台湾的经贸关系，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从台湾获得多少民用大项目。而中法关系严重受挫后，法国企业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法国对华贸易从80年代末的位列西欧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到1993年已下降到第四位，不仅落后于德国，而且落后于英国和意大利。法国社会党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引起一些政界和经贸界人士的不满。1995年5月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密特朗决定不再参选。1994年，法国各党派为竞选总统进行争夺时，开始意识到要高举改善对华关系的旗帜。法新政府不得不对其前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调整。

法国新政府上台两个多月后向中方提出要求派特使访华。

法国政府拟派雅克·弗里德曼作为巴拉迪尔总理的特使访华。弗里德曼曾任法航董事长和联合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是巴拉迪尔总理的密友，同时也是希拉克的同学和朋友。

1993年7月，弗里德曼第一次访华。

朱镕基常务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向朱镕基副总理转交了一封巴拉迪尔致李鹏总理的信件。巴拉迪尔总理在信中除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外，重点是以所谓“国家连续性”为由表示难以取消前政府的对台军售合同。

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弗里德曼举行了两轮会谈。

弗里德曼在会谈中除说明法前政府对台军售具体情况外，重点强调法新政府愿就与台湾关系的原则做出公开承诺。法国政府愿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不寻求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或进行任何具有官方性质的往来。我则重申反对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坚定立场。对法方要求谈经贸关系问题，我则指出，首先要解决对台军售这一涉及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问题。

12月下旬，弗里德曼在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布朗什梅松等陪同下第二次访华。(www.xing528.com)

钱其琛外长和李鹏总理先后分别接见，我同他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处理法售台武器问题。

弗里德曼向中方表示，法新政府要取消前政府的对台军售合同，确有困难，但将采取最大限度的限制措施，并且今后将不再出售前政府决定售台的那些种类的武器。法希望中法关系能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法新政府强烈希望恢复坚实、友好和建设性的中法关系。为了表示法方的诚意，“将功补过”，他提出法国政府政治上愿做欧共体成员国的工作，尽快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向弗里德曼阐述了我国政府对法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

我同弗里德曼举行了六轮会谈。

在会谈中，我表示赞成要使中法关系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翻开的新的一页绝不能带有旧的污点。为此，我要求法方做出承诺，今后不再向中国的台湾省提供任何种类的武器和武器装备。这是中法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的最关键的问题。

弗里德曼进行了辩解，称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做过不售台武器的承诺。我据理对其进行了批驳。

弗里德曼声称，如法方做出这一承诺，将违反法对国家主权的观念。我指出，我们对此不能同意。法国是主权国家，中国也是主权国家，法国不能借口出售武器是自己的主权行为，而对中国的国家主权造成损害，否则，整个国际关系就会出现混乱。

他指责中方对美售台武器和对法售台武器采取“双重标准”。我驳斥他说，中方不存在“双重标准”问题。法售台武器和美售台武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不同，把这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显然是不适当的。

中美两国1979年1月建交前，美在台湾有驻军，双方通过谈判，美从台撤了军，废除了同台湾的条约，同台湾断了交。中美建交后，经过三年的谈判，双方于1982年8月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达成了协议。美国方面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售台武器，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方面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一贯的。

我向弗里德曼详细介绍了美从台撤军、废约、断交后遗留下来的售台武器的历史背景和中方对此所持的坚决反对的原则立场。然后着重指出，希望法不要以美对台军售为由去学美国的霸权主义，不要在欺侮中国人民和损害中国主权、安全方面与美攀比。我还指出，美向台出售战斗机问题至今还未了结。

弗里德曼又辩解说，法国现有350万失业者，今后几年法军工企业将有几万人失业，法有一个强大的军工企业集团，它们会指责法国政府对中国让步过多。我说，冷战结束后，军工企业困难是普遍现象，售台武器解决不了法军工企业的困难，解决其军工企业的困难应寻求长远的解决办法。如果各国为了自己的军工企业，而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向建交国的有关地区特别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地区出售武器，整个国际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弗里德曼听了我的批驳后没有做进一步的纠缠。他向中方的要求迈出了一大步，表示同意就今后不再售台武器做出承诺。

于是，双方讨论的重点转向法方做出承诺的措辞表述上。双方反复争论的焦点在于公报稿中有关法售台武器的关键一段，特别是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措辞。

关于这一段法方最初建议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感到遗憾的是，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双边关系近来受到了损害，并认为这可能有损于中国的主权、统一和安全。考虑到这种忧虑，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批准向台湾出售这类装备。”

法方的这段措辞显然不行。法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是什么“可能有损于”，而是确确实实“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统一和安全”。中方对此不是“感到遗憾”，而是坚决反对。而法方承诺今后不再向台湾出售“这类武器”。“这类武器”，这是一个含糊而不是清晰的概念，而且它所界定的范围狭窄。显然，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中方的要求十分明确，这就是要求法方承诺，今后不再向台湾提供任何种类的武器和武器装备。

我方提出，将第一句改为“中国方面重申，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都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对法方承诺今后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范围，中方要求法方承诺今后不向中国的台湾省“提供任何种类的武器和武器装备”，以杜绝一切可能的漏洞。

中方遂提出自己的措辞稿，法方又提出修改意见，来来回回，经过好多个回合，最后双方同意在公开发表的公报稿中的表述为法国“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法方就这段文字的确切含义做出承诺，这一承诺满足了我方的要求，实现了我方的预定目标。

27日晚双方完全达成一致。28日上午，我同弗里德曼草签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稿。

1994年1月12日，中法双方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法兰西共和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先生的特使雅克·弗里德曼先生于1993年12月23日至28日访问了北京。

雅克·弗里德曼先生受到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的接见，并与姜恩柱副外长举行了会谈。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结论：

双方认为，中法两国应在建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方面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法国方面确认，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方面重申，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都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考虑到中方的关切，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

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愿意加强政治磋商，举行定期会晤，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中方表示，欢迎法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平等参与竞争。

双方商定，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先生将于近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这个公报中，法国政府就处理台湾问题特别是不再售台武器做出了庄严的承诺，这为中法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重新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法国报刊、电视、电台纷纷报道对联合公报的反应和评论。《解放报》援引了法外长朱佩的话说，这次法中关系完全正常化，使两国重新恢复了信任关系，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费加罗报》发表法前部长、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佩雷菲特的文章，该文批评法国于1989年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欧共体带头提出对中国实行制裁，并在其后对台湾出售武器，使法中关系恶化，致使法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不断减少（1981年为4%，到1992年降为1.8%），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所占份额则增长了一倍。法国民用工业部门对中法关系改善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些社会党议员认为“法迫于压力，放弃了售台武器的政策”，接受了中国对法国采取不同于美国的做法，并指责法政府对中国让步过多，丧失原则。

联合公报发表后，我国逐步恢复了同法国副部长级以上的往来；允许法国企业参与在华平等竞争，但不予以照顾；对参与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国公司继续不同它们合作。

联合公报发表两个多月后，法国总理巴拉迪尔于1994年4月7日至10日访华，这是1978年以来法国总理第一次访华。巴拉迪尔总理转达密特朗总统对江泽民主席的访法邀请，江泽民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资深领导人，1981年当选为法国总统。他曾于1983年5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他多次接待中国领导人访法。1989年后中法关系出现重大波折，这同密特朗总统的判断和决策不能说没有关系。然而他这次通过巴拉迪尔总理向江泽民主席发出访法邀请，不失为明智之举。当时欧共体仍禁止其成员国同中国进行国家元首级的互访。法国率先突破这一限制，后来居上，成为西欧大国中第一个邀请江泽民主席往访的国家。

1994年9月8日至12日，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一次结束中法关系反复波折长达五年的困难时期、开始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阶段的重要访问，也是1989年西方对我国实行制裁后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欧大国，标志着西方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我有幸作为陪同人员之一参加了这次访问。

法方对江主席去访非常重视。密特朗总统当时已是78岁高龄而且已身患绝症，面色蜡黄。他亲自去巴黎奥利机场迎接，并陪同江主席到马丽尼国宾馆下榻。他为江主席举行的国宴规格甚至超过那几年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宴会，法国巴拉迪尔总理，国会两院议长，外长、国防等五位部长，三位前总理以及法经济企业界头面人物共220多人出席。巴黎市政府也为江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有1000多人参加。法国舆论强调，接待江主席访法的重大意义在于“法国又回到戴高乐将军所选择的对华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来”。

江泽民主席同密特朗总统举行了会谈，分别会见了法总理巴拉迪尔，参议长莫诺里，前总统、法民主联盟主席德斯坦，社会党第一书记埃马纽埃利，并对法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除巴黎外，江主席还访问了马赛、波尔多和图卢兹，乘坐法高速火车，参观核电站和空客飞机公司。

这次访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法方在会谈中的表态反映出法国已对我国国内形势做出了重新估量。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密特朗对我国形势一再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但时隔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被压倒，而且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稳定，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上升。法方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密特朗在会谈中对江主席说，你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中国的伟大不仅因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由于它有着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密特朗还承认中国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使我们感到羡慕，这应归功于中国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他还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法国愿以江主席此访为起点，推动两国关系迅速发展。

江主席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双方一致同意要面向21世纪，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在会谈中，中方不能不提台湾问题。江主席介绍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指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希望并相信法方会根据两国建交原则和1994年初的两国联合公报的精神慎重处理。密特朗对法售台武器问题做了一些辩解，同时又表示，法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是战争造成的后果，法国今后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使这种分裂正式化；有关台湾问题，法不予干涉。

江主席还与法方就国际形势和地区热点问题、联合国、核问题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法两国加强磋商合作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朱佩外长建议两国外交部之间建立定期磋商机制，钱其琛外长当即表示同意。据此，我于1995年赴法访问，同法外交部举行了首轮磋商。

经贸关系是双方商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法方强烈希望加强两国经贸关系。法雇主协会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法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特别感兴趣。因为欧洲市场的需求已相对饱和，法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能获得的新份额，有50%以上在亚洲、26%集中在中国。这番话清晰地道出了法国强烈要求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的原因。中方表示愿意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但强调法国企业应增强竞争力，既要重视近期项目，也要着眼于长远。在江主席访法前夕和访法期间，双方就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项目签订了合同和意向书，共计金额181亿法郎（约合33.5亿美元）。中方原拟购买法国小麦，但法方报价居高不下，未签合同，仅签订了意向书。

法国一向以“人权祖国”自居。密特朗总统在会谈中，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欢迎宴会致辞中，他重点回顾了中法关系发展历程，强调希望以江主席访法为新的起点，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新的篇章。接着他话锋一转，还是不忘提人权问题。他说，法国在1789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已被世界广泛接受，法无意给其他国家上“人权课”，但是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也有进步。密特朗总统刚刚声称无意给别国上“人权课”，但很显然他还是要给中国上“人权课”。在宴会开始前几分钟，我正陪同江主席准备前往宴会厅，我方西欧司工作人员从法方翻译那里看到密特朗总统的欢迎词，得知密特朗在欢迎词中要提人权问题，而我们为江主席事先起草的答词中没有谈人权问题。我赶紧向江主席做了汇报，答词中临时增加了一段回应密特朗的话。江主席说，中国政府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十分重视人权；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在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民主、法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江主席这番话把法方的“教师爷”式的“训导”给顶了回去。在会见巴拉迪尔总理时，法总理不识相地提交了一份所谓人权名单。江主席严肃地指出，我们一贯尊重人权，有的人有不同信仰，我们是尊重的，但是任何人不能触犯法律，我国司法是独立的，别人不得干预。在会见法社会党第一书记埃马纽埃利时，江主席还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也不同，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也有差异，一种模式解决不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9月12日，江主席在法国雇主协会、巴黎工商会和法中委员会三家联合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重要演讲。法国政界、经贸界约800人出席，演讲会气氛热烈，与会者不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江泽民主席在这次演讲中根据我国同西欧国家关系的现状和总结我国同西欧国家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同西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一是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三是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四是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这四项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我国对西欧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法方认为，江主席选择在巴黎阐述我国对西欧的政策，显然是对法国在西欧地位的重视。

江主席这次访问法国取得了圆满成功。1989年，法国在西欧国家对华制裁中充当了急先锋，时隔五年，经过曲折和反复、斗争和较量，它又在突破欧盟同我国国家元首互访限制方面奋勇争先。江主席这次访问不仅标志着中法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是我国对西欧关系的重大突破，对于推动其他西方国家同我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带动我外交全局具有重大影响。时隔三个月，即1994年12月，西欧国家就完全取消了同我国进行国家元首级互访的限制。法国《费加罗报》认为，此访意味着“欧美国家1989年以来孤立中国政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