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闹剧：指鹿为马的令人咋舌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尔维克宣布，决定将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以表彰他“一直反对使用暴力”，声称其“为解决国际冲突……提出了建设性和面向未来的建议”。

在此之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酝酿获奖人选时，报界曾时有透露。达赖的名字在预测名单中比较靠后，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诺贝尔奖是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遗嘱所设基金提供的奖金，自1901年起每年由四个机构颁发。文学奖、科学奖和医学奖由瑞典三个机构颁发，而和平奖则由挪威一个机构颁发。负责颁发和平奖的机构是由挪威议会任命的五名成员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该委员会标榜独立，不隶属于挪威议会，但对受奖人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二战”后获得和平奖的既有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也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以及标榜人权的大赦国际组织。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定达赖喇嘛，这是令人玩味的。20世纪50年代末民主改革之前，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其黑暗和残酷程度比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达赖是旧西藏农奴制度的总代表。为了反对民主改革，保住封建农奴制不变，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人物于1959年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中央政府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彻底废除了野蛮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解放了百万农奴，完成了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达赖集团叛乱失败后逃往国外，他们一直不愿看到封建农奴制覆灭，而千方百计地妄图加以恢复。他们组织建立“流亡政府”，60年代末70年代初重组叛乱武装，在境外对西藏边界进行了历时十多年的军事骚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调整策略，披上“和平非暴力”的外衣，谋求走所谓中间道路，用西藏“变相独立”代替赤裸裸的“西藏独立”，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暴力活动。就在1987年和1989年，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蛊惑下，拉萨接连发生严重的骚乱事件。

对这些基本事实，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可能不知情。那么为什么要将和平奖授予达赖呢？显然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

1989年东欧国家纷纷发生剧变，西方势力喜出望外。达赖在国际上加紧活动，兜售他的“五点和平计划”，提出要走“中间道路”，蒙蔽国际舆论。我国平息了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政府、议会和舆论对我国一片攻击、谩骂声。在这种形势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迎合西方需要把和平奖授予这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达赖，就不足为奇了。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宣布其决定，这已是既成事实。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缩小和限制其负面影响。

10月7日，我国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约见挪威驻华大使霍尔维克，向挪威政府提出交涉，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愤慨，指出这一决定是对达赖分裂中国活动的公开支持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随后，我国驻挪威大使也向挪威外交部提出交涉。

挪威方面进行辩解称，挪威外交部事先不知情，挪威政府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挪威对西藏政策不变。

11月下旬，挪威外交部向我方通报了挪威领导人出席颁奖仪式及分别会见达赖的安排。我方随即再次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挪威方面取消这些安排。但是挪威方面一再解释它有“难处”。

12月10日，挪威领导人出席颁奖仪式。在此前后，挪威国王、首相和外交大臣分别会见了达赖。挪威媒体在简要报道中称这些会见系“私人性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颁奖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尔维克首先讲话，他竟然把西藏称为“国家”，并且大肆吹捧达赖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www.xing528.com)

达赖在答词中重申坚持他于1987年9月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讲话中提出的“在西藏恢复和平与人权的五点和平计划”和他于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散发的“七点新建议”的讲话。

达赖这两次讲话构成了达赖谋求所谓走“中间道路”最为核心的内容，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声称“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历史事实是，西藏自13世纪中叶元朝起就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使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内战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达赖这样说是要篡改西藏700多年的历史。

二是提出“西藏政府设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民选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就是企图推翻由中国宪法规定的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以来已经在西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是要谋求“大藏区”。“大藏区”不仅包括西藏，而且还要把现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藏族聚居地划入，总面积约占中国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藏区”行政区划的概念。中国各民族历来是大杂居、小聚居。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的行政区划是中国元朝以来就形成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从来没有管理过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聚居区。

四是要求“大藏区”内的其他民族迁出，说什么要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各民族公民都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汉族和其他民族去西藏，西藏各族到内地经商、求学和工作，这是正常现象，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西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始终占总人口的95%以上，根本不存在中国政府向西藏大规模移民的问题。

五是提出“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就需要中国将军队和军事设施撤走”。这就是要求中央政府将军队撤出“大藏区”。军队是一个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把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

以上这五条要求，就是要篡改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推翻在西藏实行的行之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妄图建立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区”，并狂妄地要中国军队和其他民族从“大藏区”撤出。这哪里是什么走“中间道路”，这分明是闹独立，搞分裂，要分裂中国。这根本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所说的“为解决国际冲突……提出建设性和面向未来的建议”，而是要在中国制造无休止的纷争和动乱。如果让这些主张得逞，中国将永无宁日。显然，达赖的上述主张正是适应了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分裂中国的战略需要。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彰达赖“一直反对使用暴力”，只是一种政治谋略而已，其真实意图已暴露无遗。

12月11日，我紧急约见挪威驻华大使霍尔维克，奉命向挪威政府提出抗议。

挪威大使辩解说，达赖去挪威不是正式访问，只是为了接受和平奖；授奖达赖的安排与以往一样，国王、首相、外相会见都系“私人性质”，只有达赖一人参加；为了避免误会，挪方事先将有关安排向中方通报；达赖去挪威奥斯陆以外的地方，地方郡长均不安排会见；挪威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不变；等等。对此，我一一进行了批驳。我指出，达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活动，就在这次授奖讲话中他还继续鼓吹“西藏独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授奖达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该委员会主席在讲话中居然明目张胆地支持西藏独立。挪威领导人出席颁奖仪式并会见达赖是对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的公然支持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还重申我国中央政府同达赖谈判的立场没有变。我们同达赖谈判决不能以他的“五点计划”为基础。西藏独立、半独立或者变相独立都不行。我们同达赖谈判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插手。

挪威大使听了我的这番话后未再纠缠。我方就此事的交涉暂告一段落，但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把和平奖授予达赖一事不仅给中挪关系带来损害，使中挪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段波折，而且由于给达赖戴上一道和平奖得主的光环，为以后有些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见、支持达赖提供了一个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给我国与有关国家关系不时增添新的无休止的麻烦。也许这正是始作俑者的初衷。这些年来，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总代表达赖打扮成“和平使者”和“人权卫士”。这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它提醒我们，西方反华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图谋，而达赖集团只不过是西方反华势力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