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中立政策：不参加反华大合唱

在西欧各国普遍中断同我国往来的情况下，芬兰是一个例外。当时芬兰尚未加入欧共体，是一个中立国家。

北京政治风波刚平息后，芬兰驻华大使于瓦里宁约见我。于瓦里宁曾任芬兰外交部政治司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我应询向他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他表示，他相信我所介绍的情况，他要据此报告芬兰政府。

几天后，我们收到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致李鹏总理的来信。科伊维斯托总统在信中表示，芬兰愿同中国继续发展关系，希望中国能本着公开和民主的精神克服当前的困难。这是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西欧国家元首向中国政府做这样友好的表示。

芬兰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一切都照常进行。芬兰外贸部长萨洛莱宁如期于11月访华，这在当时特别引人瞩目。不料这却招致其他西欧国家政府和传媒对芬兰的非议和指责。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在1990年元旦讲话中不得不回应说，芬兰对外坚持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谨慎克制政策，芬兰不参与国际（反华）大合唱，不参与芬兰无决定权的国际制裁活动。

芬兰对外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政策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芬兰曾于1939年11月同苏联发生战争，虽给苏联造成重大伤亡，但最终被战败，而被迫同苏联签订了向苏割让领土的和约。1941年德国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芬兰参与了对苏战争。“二战”后，芬兰作为战败国与苏联签订了和约。从此，芬兰对外奉行不介入大国冲突的“积极的和平中立政策”，把同苏联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首位，同时同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芬兰早在1950年就同我国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1982年起就任芬兰总统的毛诺·科伊维斯托曾于1988年访华。(www.xing528.com)

北京政治风波后，芬兰不顾外来的压力，继续同我国进行官方政治往来。1990—1991年，芬兰议会第一副议长海旦麦基·奥兰德尔、外交部国务秘书维托尔以及贸工部长龙输达洛等先后访华。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以及彭冲副委员长等访问了芬兰。

1990年4月，芬兰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布洛姆贝格来北京同中方举行政治磋商，我同他会谈。次年5月，我应邀访问芬兰，受到芬兰方面热情友好的接待。芬兰外长韦于吕宁在会见我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世界强国之一，芬兰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芬兰将致力于继续加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访芬期间，我还会见了两位老朋友，即芬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卡莱拉和芬兰国防军总参谋长黑格龙德中将。卡莱拉曾于1988年随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访华，我与他在那时就相识。卡莱拉对我说，科伊维斯托总统对1988年访华至今记忆犹新。那次访华后的事实表明，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坚实的。芬兰对华政策不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一时一事而损害其长期所做的努力。黑格龙德中将是我80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同在一个进修班的校友，我们相处一年增加了相互了解。他得知我去芬访问，特地安排由他夫妇在土尔库宴请我，并陪同我观看了当时在土尔库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回到首都赫尔辛基又在他办公室会见我，除叙旧外，还交换了对当时欧洲形势的看法。在此后不久，在西欧国家军方仍然冻结同我国军方往来的情况下，他来北京同我国军方进行接触，我在颐和园请他夫妇便餐。

在我同芬方会谈会见中，芬方也坦诚地告诉我，由于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芬兰外交上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挑战，芬兰作为奉行中立政策的小国，正面临寻求新的安全依托的问题。

后来，在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芬兰在对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作为它的外交重点，于1995年1月正式加入欧盟。同时，继续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