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中欧关系风云突变，中欧制裁引发香港回归的亲历

然而，80年代末中欧关系却风云突变。

1989年6月初，我国政府平息了北京政治风波后，当时由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丹麦等十二国组成的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把欧中关系从黄金时期的巅峰一下子推向深暗的谷底。

6月5日，欧共体委员会单方面决定取消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欧共体第一次部长级混合委员会和经济事务部长级会晤。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被迫中断访问，发表抗议声明后折返回国。

6月27日，欧共体首脑会议在马德里发表《关于中国的声明》，决定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停止对我国的贷款，中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军事合作。

7月15日，由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组成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断同中国的一切部级和高层双边往来以及同中国现有的武器贸易”，“世界银行将推迟审查新的贷款项目”。

那一段时间，西欧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指责和攻击我国；各国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对我国的诬蔑和谩骂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来。

6月29日，我紧急约见欧共体现任主席国西班牙、上任主席国希腊和下任主席国法国等三国驻华大使，这三位大使分别是布雷戈拉特、迈戈洛科莫斯和马乐。我约见他们是奉命对欧共体对我国实行制裁的决定做出反应。我向他们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强调这是为了维护我国宪法和秩序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指出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根据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代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深切遗憾和强烈愤慨；我们认为，欧共体这种施压的举动是不明智的，到头来对它自身也没有好处，希望欧共体停止目前的错误决定；我还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这三位大使都神情严肃，认真地用笔记下了我的交涉，并表示将尽快向本国政府报告。(www.xing528.com)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交涉和抗议之外，我国同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官方往来几乎全都停顿。往昔欧共体各国访华代表团络绎不绝，我国外交部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我们仅限于同这些国家驻华使节保持有限的交往。我分别单独同这些国家驻华大使进行接触，向他们介绍我国情况，指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制裁中度过的。中国过去遇到过许多困难，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中国政府是稳定的，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解决目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

那时，令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纷纷陷入混乱，改旗易帜。柏林墙倒塌，德国实现统一，而有着70年历史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竟轰然解体。在这种风高浪急的形势下，西方势力欣喜若狂。它们加紧对我国发动更加凌厉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此起彼伏。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中国内政，鼓动所谓“民运”分子在中国内部滋事；它们停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中断对我国的贷款项目；有的国家公然向我国的台湾省出售武器；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企图推翻同中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实行反攻倒算；西方国家还把西藏昔日最大的封建农奴制总头目达赖说成是“人权卫士”，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我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看来，西欧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既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联华制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短时期内已不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西欧国家看来，中国的战略利用价值明显下降。西方势力出于用西方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妄想，一直寄希望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抛弃原有的社会制度，但通过北京政治风波，他们看到中国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他们大失所望。西欧有些人士还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以为中国情势危急，政府极度虚弱，不堪一击，只要西方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在中国的脊背上狠狠猛击一掌，中国政府就会应声倒地。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我国进行施压。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民饱尝十年“文革”动乱之苦，人心思稳，人心思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考验，有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和能力。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沉着应对，站稳了脚跟。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局势稳定，人民凝聚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

面对这些现实，经过我国同西欧国家历时几年的反复较量，西欧国家才不得不调整政策，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亦逐步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