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保被讯问人的真实意愿
讯问笔录的记载要求如实记录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辩解。但在现实中，侦查人员在先入为主的“定罪”思维和办案压力的影响下，有时会选择性地记录信息并忽略被讯问人的无罪辩解。更为关键的是，即便侦查人员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关键表达，但在锚定效应和群体思维等认知偏差的作用下，[11]仍会无意识地将话语信号中的信息与自己脑海中的知识相结合，在重构自己所听到的消息时扮演着积极角色。如此，侦查人员无论是有意或无意，被讯问人的真实意愿表达都会被消解。而如果讯问笔录未体现被追诉人的真实意愿，则容易导致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提出其所说的东西与讯问中（被记录）所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这可以通过律师的辩论被加以强调，进而摧毁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在一场高超的交叉询问中，这不仅会摧毁（明显）不一致的证据部分，而且会毁掉他们的全部证据。这种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对被告而言。[12]所以，讯问记录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二）防止讯问人员权力滥用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关键一环，理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等规定的程序依法办事，但是不时被曝出的“冤假错案”不断反映着由不规范讯问导致的问题。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也影响着后续法庭上的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前期，在侦查为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侦查人员的权力比较大，侦查人员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表现在讯问笔录中则是笔录中记载的都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这也是刑讯逼供频发的原因之一。并且，这种已经受到污染的信息之后被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不仅会导致庭审实质上被架空，也会造成事实认定不准确，风险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必须强调讯问笔录的准确性，使讯问笔录中体现的是讯问的整个真实过程，而不是侦查人员所想要嫌疑人表达的内容。这也会逼侦查人员依法办事，约束自己的行为，合法行使权力。
（三）促进真相发现
讯问笔录制作的核心环节中，从犯罪嫌疑人供述、侦查人员提问到侦查人员解读信息和最后记录等都存在准确性问题。这不仅会阻碍事实真相的发现，也不利于审判人员作出准确的事实认定。尤其是考虑到侦查人员与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侦查人员在制作笔录的过程中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歪曲他们听到的和观察到的情况。如此，我们必须强调讯问笔录的准确制作，减少这种制度性地让污染渗入访谈数据的处理，杜绝侦查人员任意取舍、夸大、缩小或改变数据等“篡改证据”行为，[13]使得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原意，展现原本的讯问情况，促进对事实真相的探求。(www.xing528.com)
（四）实现公平正义
案件到了法庭上，讯问数据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难的现实困境下，如果允许控方以侦查笔录来代替侦查人员、证人等出庭作证，那么被告人的对质权将无法得到保障。讯问笔录仍是法官定案时的重要参考。这有损审判的公正性。并且，这些记录成为检控方提起公诉的重要组成部分，讯问的内容作为证据在法庭出示，其中一些细节常常被检控方用来对被告进行交叉询问。[14]若讯问笔录本身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辩方便会处于被控方完全支配的地位，这无疑会阻碍公平正义的实现。
（五）增强证据可信性
有学者从模糊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500份真实的“讯问笔录”做了定量研究。其发现，模糊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讯问笔录”篇章中。它会影响“讯问笔录”证据的可信性和可读性，进而影响司法取证和审判。因为，经过查证核实的讯问笔录反映了讯问的全部过程，为分析案情、制定审讯策略、开展相关侦查取证活动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讯问”话语转化为“笔录”的信息缺失和失真造成的模糊性是实现“讯问笔录”可信性的最大障碍。[15]因此，我们必须对讯问笔录进行改革，消除记录的模糊性，保障记录的准确性，体现出“讯问笔录”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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