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文明论坛2019年卷》点评

本文总体上思路清晰，内容丰富，符合专业性、关联性、规范性之要求。简要点评如下：第一，研究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应当立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宏观背景，并将其与司法体制改革相联系，关注各项改革如何协调的问题。第二，对于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除了司法行政权的配置，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机构改革与权力整合问题、行政立法问题、地方法规规章备案审查问题、监狱管理问题等。第三，分析司法行政权的配置，应当考虑以下问题：该权力由谁来配置？是宪法保留还是法律保留？目前通过行政法规或者改革纲要来分配司法行政权是否正当？此外，司法行政权的配置涉及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如权力功能适当、权力行使便宜、权力行使高效、权力相互制约等等。第四，司法裁判执行难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被执行人拒绝执行，还可能存在无财产可执行、权利人自己疏忽等情况，因此解决执行难问题要通盘考虑、多措并举，例如建立执行救助资金、完善商业保险、健全联合惩戒制度等。第五，对于刑罚执行权能否统一收归监狱行使的问题，不同的刑罚措施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分开管理的必要。批判现有制度首先要对其有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点评人：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　彭超）

【注释】

[1]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2]参见郝赤勇：“我国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改革发展”，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9期。

[3]参见刘武俊：“司法行政权的界说及其合理配置”，载《理论导刊》2003年第9期。

[4]参见朱羿锟、周菊、秦伟：“司法行政权配置探微”，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5]郝赤勇：“我国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改革发展”，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9期。

[6]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7]参见王公义：“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期。

[8]这15项职权包括：①厘定司法行政政策；②设置地方法院和检察机关；③司法干部教育训练；④司法干部登记、分配、任免事项；⑤全国诉讼案件种类、数量及社会原因之统计事项；⑥犯人改造羁押机关之设置与管理；⑦司法经费之厘定；⑧司法法令政策之宣传；⑨律师登记与管理；⑩公证管理；⑪各地司法机关有关司法行政事务之询问解答；⑫各地司法机关司法行政事务处分抵触法令或不适宜之撤销与纠正；⑬各地司法机关司法行政之督导与检查；⑭各地司法机关积案之调查；⑮其他属于司法行政的事项。其中有12项职权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有关。

[9]《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22条规定：“省级人民法院领导并监督所辖区域内各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并在上级司法部领导下，掌管全区域的司法行政。”《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设人事处，掌管人事工作，处理各级检察署干部及编制问题。”

[10]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11]参见王公义：“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期。

[12]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13]根据司法部1982年拟定的《关于司法部的任务和工作机构改革的请示报告》，当时司法部的职权缩减后仅剩八项：①公、检、法、司的干部培训；②法制宣传；③律师工作；④公证工作；⑤人民调解工作；⑥外事工作；⑦理论研究；⑧协管省厅干部。参见王公义：“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期。

[14]参见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15]参见江国华主编：《司法行政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8页。

[16]参见董开军主编：《司法行政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6～27页。(www.xing528.com)

[17]一般而言，司法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司法机关的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和执行权等，后者则仅指法院的审判权和检察院的检察权。此处所称的“司法权”是指狭义的司法权。

[18]参见徐汉明：“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19]参见李志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0]参见江国华主编：《司法行政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8页。

[21]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

[22]参见黄学贤、李凌云：“政府法制机构与原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动因、问题及对策”，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2期。

[23]参见杨建顺：“重新组建司法部的重要意义”，载《中国法律：中英文版》2018年第2期。

[24]例如，《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4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部门法制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本部门、本地方的规章备案工作。”在该条文未修改的情况下，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规章备案职权缺乏合法性依据。

[25]参见孙业群：“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7期。

[26]参见李志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配置：历史沿革、现实困境与发展趋势”，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7]参见徐汉明：“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28]参见徐汉明：“论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29]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

[30]参见陈瑞华：“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

[31]参见黄学贤、李凌云：“政府法制机构与原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动因、问题及对策”，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2期。

[32]参见黄学贤、李凌云：“政府法制机构与原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动因、问题及对策”，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年第2期。

[33]姜海涛：“司法行政制度改革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司法》2020年第8期。

[34]参见郝赤勇：“我国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改革发展”，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