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语用课堂构建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探微

历史的航船驶向20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重大历史事件。科举制取消、新式教育普及、封建王朝覆灭、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时代的风起云涌，新旧意识的激烈交锋，东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在语用思想领域，也涌现了不断革新的潮流。

这一时期，关涉语用的重要事件是“文”和“言”走向一致。“文”指的是正统书面语形式，“言”则指的是附庸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是一致的，其间流传于后世的《论语》《老子》《孟子》等典籍都是基于当时口头语言写就的。但在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统治下，教育并未普及，只有社会上层士大夫才有机会习“文”，普通平民无法参与到“文”的运用和发展中去，“文”从而失去了全民交际能力。而“言”却扎根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环境，自由生长，不断丰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文”与“言”之间的鸿沟由此产生，语言文字的口头运用与书面表达严重脱节的局面逐渐形成。

1887年，晚清学者黄遵宪提出了语言和文字合一的主张，“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并直陈传统语言文字之弊在于“语言与文字之不相合”；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国文”单独设科，为“言文一致”提供了学科背景；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明确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打倒文言文的主张，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1920年1月民国政府中央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白话文，并明确了“国语”教学要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这是第一次以国家正式公文的方式表明了对学习语音、学习会话、学习交流等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视。自此，“文”和“言”走上了相合之路。

白话文运动的勃兴，文言一致的行动，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这股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固有的语言文字表达观，改变了重文言、轻白话的倾向，使人们开始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体“直接”“方便”“自由”地发表思想。这不仅代表文学发展过程中言文一致的要求，而且标志着白话已是全民交际的语言。这无疑是现代语用思想的一次集体觉知。

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扛起领袖大旗的，是胡适。关于为什么倡导白话文，他认为：语言文字是时时变异的，时时演化的。时代变得太快了，新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可见，胡适在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上，始终把应用能力作为评判语言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他敏锐地感觉到语言和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认识到语言的变革从来都不是语言内部的变革，它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紧密相连。(www.xing528.com)

语言文字学习趋向“应用”的语用思想，在国文、国语教育领域得到响应和体现。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小“中国文字”一科，“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高小“中国文学”一科，“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1912年1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对小学语文教育目标做了简单规定：“小学：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可见，在语文独立设科的最初阶段，其教学宗旨已明确地包含了“应用”的思想。

在教育领域，著名教育家、汉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开始以白话文的语言规律为研究对象，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语法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1924年，黎先生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这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专著。同年，他还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首次提出了国语要旨分为“语文方面”（形式的）和“心意方面”（实质的）两个方面，并提出在语文教学形式方面听、说、读、写“四项共通”的关系。能听、能说被称为话法，强调在社交上的应用。该书提出的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有五项，即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书。“四项共通”关系的提出突出了语文的工具特性，对明确语文教学重点、重视学生语文运用能力培养起到了导引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叶圣陶先生主持下拟定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中，厘定了语文教育的三大任务：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阅读通俗报刊和科学书籍；能正确地用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能正确、迅速地书写。语文教学按听话、说话、阅读、写作施行。至此“听说读写”作为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核心组成正式进入国家课程标准。

叶圣陶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语言艺术家，其语文教育理论及对语文学科独特功能的理性把握，至今影响着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其中，他提出的语文“工具论”之说最能体现其语用思想。

1942年，在《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针对当时国文教学“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的现实，叶圣陶先生批评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并指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这是叶圣陶先生首次提出“工具论”，其中内含了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国文”科要培养学生使用“国文”这一工具的能力，通过这一工具，可以帮助造就能独立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普通公民。此后，叶圣陶先生又多次主张“工具论”。1955年，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报告中，他根据列宁、斯大林的“语言是交际的工具”的说法，申明“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学会正确地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个工具”。1963年，在“语文教学目的与任务”的大讨论中，他又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他认为“学语文为的是……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得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1978年，语文教育拨乱反正，亟待开创新局面，叶圣陶先生再次申明：“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1980年，他又强调说：“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因此，“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说和读，四种本领都要学好”。综观叶圣陶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把语言定位于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反复强调语文教学就是要运用这个工具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学生适应生活需要的语言能力，这样的语用思想，在旧式教育时期，有助于破除“八股教育”弊端；在把语文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时期，起到纠偏的积极意义，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然，以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位来看，叶圣陶先生过度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弱化“人文性”也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