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用思想相关研究成果

语用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蓬勃兴起，古代中国自然不会有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用学。但对于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崇尚诗性表达的中华民族来说，对语言现象的思考和探索却是源远流长的。朴素自觉的语用思想一直伴随社会的发展明灭可见，并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延绵成现代语文教育的源头。

我们的先祖在适应群体社会生活和群体生产活动中由野蛮向文明迈进，口头语言在这个进程中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也都是口头语言创作者；每个人都是“言”者，每个人也都是“受言”者。这种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中自发进行的原始状态的言语教育，开始孕育语用思想的胚胎。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语言符号——文字产生了。语言文字教育开始有了专门的场所“庠”——这是学校的雏形。人们在这里学礼、学射、学御、学艺，同时也学习说话、文字书写和认读。这一时期，以文字读写训练为基础的教学开始萌芽，这种传统，对以后绵延了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文字的发展日趋成熟，语言文字运用经验日益丰富，语用思想开始在先秦经典中破土萌生。

成书于三千年前的《易经》是一部占筮的书。占筮的过程可视为一种广义的语用推理。这种推理，不仅需要准确地理解极富哲理的卦辞和占辞的表面意义，还需要考虑说话的时空特点、相关的背景材料以及交际双方的各种情况，考虑说话人的意图和他所完成的言语行为。所以，易占实际上是一种语用行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远古旗帜。它以“风”描摹地方民俗风情；以“雅”述说朝政大事及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感受；以“颂”赞美王者的功德业绩。《诗经》在当时主要有两个功用，一是用于典礼仪式，“以礼乐治天下”；二是用作太学教本，“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起到政治教化的功用，反映了周人尚道德、重教化的礼乐文明。虽是政治教化，但《诗经》并不冷峻严肃、剑拔弩张，相反，直而白的“赋”，曲而明的“比”，隐而婉的“兴”，使它常常显出一派浪漫轻松、调侃幽默，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这种由“兴”起情的语用思想精髓，在世界诗学和修辞学中都是独特的首创，在艺术创作中，从古至今从未间断，是语用思想的辉煌起点。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各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影响力，先贤们纷纷著书立说，语言使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语用思想开始出现“井喷”。

《论语·先进》提到“言语：宰我、子贡”，意思是说宰我、子贡是孔门中善于说话的代表人物。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我、子贡都以“利口巧辞”著称，特别是子贡，司马迁称誉他的辩才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这真可以说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言语的成事功能，而且把“言语”作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加以研究和传授。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弟子注意言谈，提出了一套语言使用的原则和方式，其语用思想在《论语》中有全面体现。他思考说话的原则，用“克己复礼为仁”的信条来约束自己及其弟子的言行，在言谈准则上提出“正名”和“非礼勿言”的标准。他反对巧言，斥责“巧言令色，鲜矣仁”；他提倡雅言，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主张使用语言的表达形式，做到“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行了），反对“美奇其言以过事实”。他还关注说话的方式，认为使用语言时要注意说话的对象和场合、姿态和语气，很讲究因时、因人施语。《论语·乡党》中“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之类的记述便是明证。

在对待“言”这个问题上，老庄与孔子的观点略有不同。老子主张“不言”“希言”“信言”“善言”，反对“美言”“多言”，反对言辞辩说。庄子则认为“语之所贵者，意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个时期，辩士蜂起，说客争雄，辩论之风盛极一时，语用思想开始在辩学理论中熠熠闪光。

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自己的辩学理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辩术高超，在论辩中，他缜密纯熟地运用喻证法、二难式推理、归谬法、揭示矛盾法、类推诱导法等辩论方法阐述观点，进行语用推理。他还提出了两条重要的语境原则：“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认为“知言”必须以自身的体会推知作者的本义，也必须了解说话人及其时空背景，做作者的朋友。这和现代语用学讨论的重点内容何其相似。孟子在辩论中还擅长斟字酌句，能根据具体情况遴选出最为恰当的词汇，使之更切合论辩双方的感情色彩。例如在描摹事物性状时，孟子依据情境选择“勃然”“浩然”“油然”“喟然”等形容词，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在表达“杀”的含义时，能根据描写对象与感情倾向精准选择“伐”“弑”“杀”等动词，体现了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www.xing528.com)

《墨经》作为辩学的经典，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语用思想。《墨经》系统而详细地讨论了“辩”的目的、作用、方法等重要问题。著名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构成了墨辩语用学的主要框架，以“说”的四种论式辟、侔、援、推进行语用推理，认为正确的推论必须遵循“效”“法”等准则。在关于辩论的讨论中，墨家甚至涉及言语行为以及真理性条件等问题。

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尊儒传统，此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语用思想的发展，言与意、文与道的关系是这个过程中被广泛讨论的语用问题。

“言”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就是“言语”。“意”是语言使用者的用意，是指他通过言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和内隐意义。言意之辩涉及交际中的表达和理解问题，属于语用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先秦时期作品中就有提到。老子是第一个认识到言意关系的人。《老子》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认为“道”无所不在，但玄妙难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言不尽意”论的滥觞。庄子也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但墨子、荀子等却认为“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持“言尽意”论，认为语言能够充分表达人的思想情绪。

到了魏晋，关于言意的争论成为热点话题。三国时期魏国人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他所做的注释工作，是真正意义上对言意本身的理解与阐发。他认为“道、玄、深、大、微、远”只是从不同角度对“道”的称呼，但都不能达到“道”的终极，“道”不是言所能及的。因此，他主张“得意忘象”“得意忘言”。而西晋的欧阳建则针锋相对地著《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之说。他认为名、言与物、理如“声发响应”“形存影附”，当然名可辩物而言可尽意。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看到了言意关系的复杂性，在《文心雕龙》中也探讨了言意关系问题。他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言不尽意”或“言尽意”。他认为在大多数场合，是可以达成“言尽意”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有时“言”是无法充分表达作者之“意”的，所以，他从“练字、章句、丽辞”等多方面为表达思想感情做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主张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意象去暗示语言所难以表达出来的意象。而且他认为，在具体言语交际活动中，那种主观上故意造成的“言不尽意”的表达，反而更具有艺术魅力，更让人回味无穷。因而刘勰提出了“隐秀”说，将“言”与“意”的概念向“隐”与“秀”的诗学概念方向转换。其后，通过各时期文人长达千年的讨论，言意关系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诗学论题，至今仍有众多学者研究探讨，津津乐道。

另一个延续千年以上、关涉语用思想的论争围绕“文”与“道”展开。“文”，就是文章、文辞，又指文化学术及对日月山川的形容和描绘，“道”是指事物的规律。在千年论争中，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是诸说并立，或“文以害道”，或“文以载道”，或“文重于道”，或“文道合一”。

南朝刘勰把“道”看作“文”之根源，认为宇宙间一切有文采的事物都根源于“道”。刘勰所说的“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宇宙本体之道，二是自然之道，三是儒家圣人之道。这三种“道”是“文”发生、演变、发展的主宰力量。刘勰将宇宙之“文”推广到天地、日月、山川等自然万物之“文”上，进而扩展到人文意义的“文”上，然后又具体到文章的“文”上，最终得出所有“文”都是“道之文”的结论。

唐代韩愈、柳宗元同倡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骈俪文风，重视思想内容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认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他们所说的“道”指儒家的圣贤之道，认为“作文”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以“古”为师，必须“好道”并“志于道”，才能写出内容充实的文章。

宋代理学兴起，在理学家眼中，“道”被置于更突出的地位，而且“道”的意义也更为明确，即道德。周敦颐倡导“文必载道”说，逐渐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出理学家重道轻文、轻文而不废文的思想。文学家欧阳修继承了韩柳“文以贯道”的思想，并对文、道关系做了更深一层的阐释。他把儒家的“道”和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联系起来，认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人学士，不可能接近于“道”而写出于人有益的文学作品。他倡导文简意丰，反对为文而文，指出“文”与“道”二者不可偏废。苏轼也继承和发展韩柳“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提出“作文之要”在“有意而言”。他对“道”的认识，不局限于儒家的道统，而是把“道”理解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主张“文与道俱”。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从自己主张的理气观入手，提出了“文道合一”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道德与文章“不可使出于二也”，“文”与“道”是统一不可分割的。

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对文道问题有独特见解，他反对复古，也反对文章是载道的工具，主张文随时变，抒写性灵，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主流思想的“直抒胸臆”说，指出“表达”应成为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自然表现，主张在直抒胸臆时不加修饰、不加节制、尽情表露。清代顾炎武对“文”“道”关系也有过论述，他主张“文”必须“有用”，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观点，而章学诚进一步论述了“文辞”与“内容”的关系，提出了“良表达”的问题，他认为表达的好不好，同文章的工与不工有直接关系，修辞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