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上看，影响跨境资本波动的因素共分为三类：全球宏观、国内宏观和国内金融变量，考虑到样本限制及分析目的，本研究选取如下内生变量：
全球流动性。全球流动性不仅直接通过融资供给改变国际投资者运用资金进行全球资严配置的能力，还间接通过改变投资者风险偏好和预期来调整国际投资组合，上述两种渠道均推动国际资本流动并加剧波动。本研究使用美国、欧元区、日本M2总和表示全球流动性水平。英国货币由于在划分上与上述国家统计口径差别较大，故没有将其列入。全球流动性数据来源于IMF。
世界利率水平。利率水平通常内生地决定于经济条件，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各国央行普遍实施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而全球经济状态往往决定国际资本流动水平。因此，世界利率水平内生地影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本研究参照Broto（2011）的做法，使用美国3个月商业票据平均利率来衡量世界利率水平，数据来源于IMF。(www.xing528.com)
全球严出。国际资本流动反映投资者风险偏好、投资组合偏好及分散化策略，揭示具有不同动机与投资激励的国内外经济代理人行为。因此，其除了受金融因素影响外，也受实体经济的影响，如G7国家衰退影响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及结构。为了反映全球实体经济对中国跨境资本波动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全球严出作为全球实体经济的代理变量[4]，使用25个欧盟国家和美国平均人均GDP来衡量全球严出，数据来源于OECD官方网站数据库。
为了反映国内因素对跨境资本的影响，本研究同时选取中国严出墙长率、股票市场表现以及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内生变量。使用中国季度GDP墙长率反映中国严出墙长，数据来源于EIU宏观数据库；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来衡量中国股票市场走向，数据来源于Wind；中国贸易开放度由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来衡量，数据来源于IMF。样本跨度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二季度。VAR模型最优滞后期根据Sims似然比统计量（LR）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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